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6/1/14)
一甲子(1965年)前，美國創立了『社區心理學』領域，它實際在國際上有著悠久的歷史。大多數國家都有壓迫性的過去(如經歷了殖民化、獨裁和種族主義作法的階段)，其政治結構似乎是『社區心理學』開展的主要貢獻者或障礙。臺灣亦同，『社區心理學』在1990年代初期移入本土之前，四百年來也歷經從荷蘭佔領，明清邊陲，日據殖民到戒嚴統治。雖然如此，仍催化了臺灣對開展此類研究和行動領域的興趣。「民主化」和「社區化」(*由下而上)概念是相互交融的，而「社會運動」通常被描述為『社區心理學』發展的最初跡象。如果你不知道來自哪裡，就很難知道你要往哪裡去。正如美國第一任桂冠詩人-勞勃·潘·華倫的名言「歷史無法為我們提供未來的藍圖，但它可以讓我們更全面地瞭解自己和我們共同的人性，從而更好地面對未來」。因此，本文介紹的內容，包括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1990臺灣自由之路、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大量出現自力救濟抗議事件、『社區心理學』移入臺灣和在世界各國的開展等。
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1991年，美國哈佛大學政府科學講座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出版《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著作。他闡述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意義，用以描述自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以來，歐洲、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60多個國家經歷某種形式的「民主轉型」這一全球趨勢(Huntington, 1991)。
第一波「長波」民主化始於1820年代，當時美國擴大了大部分男性人口的選舉權，這一進程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直到1926年，期間誕生了約29個民主國家。然而，1922年墨索里尼在義大利掌權，標誌著第一波「逆波」的開始，到1942年，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數量減少了12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的勝利開啟了『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並在1962年達到頂峰，當時有36個國家實行民主治理，但隨後又出現了第二波逆波(1960~1975年)，使民主國家的數量再次減少到30個。1974年至1990年間，至少有30個國家實現了向民主政體的過渡，使世界民主政府的數量幾乎翻了一番(Huntington, 1991)。
亨廷頓所描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包括亞洲地區意義重大的民主轉型，尤其是菲律賓(1986年結束馬可仕統治)、南韓(1980年代末經歷了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和臺灣(1990年代初的自由之路)，這些轉型挑戰了葡萄牙1974年革命後的威權主義，並對全球政治產生了影響。日本屬於『第二波民主化浪潮』，而南韓和臺灣等亞洲國家則成功鞏固了民主統治。儘管其他亞洲國家的發展結果各不相同，許多國家仍保持威權主義或演變為混合政體，展現出一幅複雜的圖景，而非千篇一律的成功(Osterberg-Kaufmann, 2026)。
1990臺灣自由之路
受到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響，1980年代後期是臺灣民主化的重要階段，包括1987年結束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開放黨禁與報禁，以及人民遊行請願的自由等。此被譽稱為「寧靜革命」，使臺灣正式終結極權專制的獨裁政體(1996年開放總統直選)，還給人民「知與表現的權利」，也開始逐步邁向民主自由國家之林。
由於政治民主自由的大幅開放，民間活力四起、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臺灣各地瀰漫著一種騷動隨時而出、不安於世的氛圍。這股澎湃、新生的風潮，自然而然地也漫延到校園內，使其成為聚積社會能量的一個重要場域(何榮幸，2001)。例如，1990年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學生抗議行動的「野百合學運」，以及先前臺灣大學學生發起的「自由之愛運動」(如主張大學自治、言論自由、教授治校、教官退出校園等)(鄧丕雲，1993)。
社區總體營造運動
雖然當時社會處於動盪不安，但又充滿著希望，這也促發『臺灣本土化運動』的一連串「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例如，地方社區意識、國家共同體和公民社會等概念逐漸受到重視， 1994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從日本引進「社區總體營造」(簡稱社造)概念並出現在其政策計畫說明書中(蘇昭英，2009)。此項社造計畫回應了臺灣在1980年代的社會挑戰，也呈現了這時期臺灣文化政策從「中央」走向「地方」的轉型(文化環境基金會，1999)。其，倡導「由下而上、社區自主、居民參與、永續經營」的理念，開展了「社區發展」工作的新紀元(蔣玉嬋，2004)。
1996年10月12日，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成立。李遠哲博士出任首屆理事長，帶領全國熱心推展「社區營造」運動的朋友，一起為臺灣獻身。該會宗旨基於「社會正義」與公平之理想，本民主、公開之原則，結合相關社區專業者及關心社區人士，從事「社區營造」之學術研究與實務推展，並對政府部門的社區相關政策提出建言，促進社區改造，以營造可永續工作、生活與學習之所在。
反省臺灣社會四百年來，從荷蘭佔領，明清邊陲，日據殖民，到國民黨戒嚴統治，臺灣人民從來沒有以社區主人的身份經營自己生活的社區，多年來習慣由上而下的統治方式，缺乏由下而上自主力量的覺醒，更重要的，如何組織運作？如何解決社區問題？臺灣的移民社會，雖然經歷了總統直選及政黨輪替，仍然無法學習成長為民主社會的主要原因，也就是「社區生存共同體」無法轉換為「社區生活共同體」的關鍵所在(陳錦煌，2014)。
再者，臺灣經濟從原本以初級產業為主的農村社會，變遷到以製造、貿易為動力的工商社會。農村大量勞動力移入都市工商部門，家庭型態、人際關係也由於工作上的地理遷移而產生變化。離開依賴土地耕作的人們，在彼此陌生的大都市中討生活，人際之間冷漠、自私而投機，對地方事務缺乏參與熱誠，在新移入地方並未建立「共同體意識」，也缺乏土地認同(文化環境基金會，1999)。
解嚴前後，臺灣社會由下而上爭取農民、勞工、婦女、原住民等弱勢權益及環境保護、組黨...的聲音此起彼落。解嚴後，隨著民進黨組黨成功，臺灣民主化的腳步銳不可擋，而「社區總體營造」鼓勵社區居民當家作主，自己可以整合力量，解決社區發展的問題，剛好搭上了這班民主化列車。隨後，以社區為施政對象的相關計劃，迅速從文建會宛如社會運動般擴展到其他部會，如內政部營建署的「城鄉風貌改造」、環保署的「生活環境改造」、經濟部商業司的「形象商圈」、農委會的「富麗農漁村」、衛生署的「社區健康營造」等等皆是(陳錦煌，2014)。
由上觀之，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為臺灣帶來民主轉型，而「社區總體營造」則讓臺灣能進一步透過「公民參與」和地方倡議來加強民主，以提升信任度、包容性和抵禦倒退的能力，其關注點往往在於人們“如何”治理，而不僅僅是他們投票給“誰”。這些概念相互交融，體現在現代創新「浪潮」(例如參與式民主)中，這些浪潮致力於透過新的公民實踐來建構更強大、更具韌性的社區，超越單純的投票，走向更深入的參與。
從『社區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當「社區發展」基於多層次、優勢觀點；解決社會不平等和「社會正義」議題；以及基於社區的合作關係時，「社區發展」是最有效的(Perkins et al., 2004)。
大量出現自力救濟抗議事件
八0年代後期，臺灣開始大量出現的「自力救濟」抗議事件。例如，1986年新竹水源里民長達一年多的『李長榮化工圍廠抗爭行動』；1989年的「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發起『無殼蝸牛運動』(如5萬人夜宿忠孝東路)等等。此類社會運動的脈絡，逐漸由對於國家的泛政治抗爭層面，轉向以「地方社區生活品質」議題的著力(陳其南、陳瑞樺，1998)。它們顯現了民主化過程的另一個歷史，是一種「社會正義」與公理的日常實踐，在其中我們可以「找到後威權時代社會運動網絡形成與社區動員的源頭活水」(陳瑞樺，2014)。
此外，1990年代，臺灣也發生史上最大工殤案。1970年，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 Company of America, RCA)在臺灣設立桃園廠，其以電視、電子零件及電腦晶體產品為主，後經產權轉移，先後為美國奇異公司(GE)、法國湯姆笙公司所持有。由於生產過程使用氟利昂為主要去脂溶劑，四氯乙烯亦為主要去脂劑，之後以1,1,1-三氯乙烯取代，可能因運作過程管理不慎，造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1994年，經前立法委舉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現已改制環境部)於2004年3月19日公告RCA廠區為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範圍約7.2公頃，接續2005年8月19日公告劃定地下水管制區範圍約50公頃(環境部環境管理署，2025)。
雖然於臺灣RCA公司於1992年10月關廠，但造成逾千名員工陸續罹患癌症，超過200人死亡。2015年4月28日的『國際工殤日』當天，「RCA員工關懷協會」集結於行政院大門前，訴求許多工人因死亡超過10年而無法求償，決定主動提起上訴，並要求行政院及各部會面對責任。該協會理事長強調，“我們沒有得到真正的公平正義”、“堅持上訴到底，我們不惜戰至最後一兵一卒”。「工傷協會」秘書長也指出，1970年代時期政府提供各種優惠給予RCA這樣「跨國資本」來台設廠，卻沒有顧及勞工安全及環境保護。之後相繼的執政者更提出工人罹病與RCA無顯著相關的『流行病學』報告，以及未要求整治RCA公司在廠外的汙染，減少資本家付出的代價(宋小海，2015)。
據「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創會籌委-廖家敏在《報導者》撰寫『7.1億的代價：RCA工殤覺知的血淚歷程』一文指出，50年代末期，在美國的壓力與利誘下，台灣政府開始接受「出口導向」策略，尋求外部市場的擴張，以進入新國際分工體系來擁有世界市場。台灣便宜、素質高且過剩的勞動力成為吸引外資的最大誘因。民國58年在台開工生產的RCA，尋找的多是年輕、未婚的女性，一方面女工工資比男工工資來得低廉。另一方面，電子業零件組裝繁瑣無聊的重複性工作，女性相較於男性細心、有耐心，且手指相對靈巧。台灣女性勞工的工作表現，更讓 RCA 資方大為讚賞。RCA事件從單一土地污染案，其後衍生出職業病與環境議題，由此延伸了將近20年的「社會運動」與訴訟官司。這過程不僅是個人的覺知，更是集體的認知解放。從個人的受害經驗，找到彼此受害的共同根源──RCA公司，在爭取權益的一次次戰鬥歷程中，並同時在外來團體共同協力下，勞工集體的認知解放開始產生。他們開始能獨立思考去判斷，而不是被動地、悲情地等待「救世主」的來臨，一種活躍的、負責任、行動取向的積極態度，是認知解放產生後，在勞工身上產生出來。RCA這場運動帶給台灣社會，不僅僅是遲來的正義，更是希望與鼓舞—受壓迫者體認到壓迫根源，翻轉了自身被綑綁的意識，並且願意起身行動，去改變這個壓迫人的世界(廖家敏，2017)。
『社區心理學』移入臺灣和在世界各國的開展
在同一時間的1990年代初期，『社區心理學』也開始移入臺灣本土與萌芽，並與民間「社區總體營造」新興運動合流。這隱含對政治結構的一種『心理學』專業者回應方式。雖然，一個新興專業領域的源起和發展，或從境外移入(*由上而下)，或依本土滋生(*由下而上)。兩者的演化途徑與歷程，則是完全相反，例如定錨在本土文化、信仰系統和社會脈絡的專業領域。但臺灣『社區心理學』的源起因素，可謂構築在上述1980年代後期以來臺灣各項民主化和社區化重要階段所形成的資產。
如同美國『社區心理學』領域在1965年興起的社會脈絡一般，其主要推力之一是受到六0年代風起雲湧的各項社會政治改革、解放運動等浪潮之影響，包括民權、和平(或反戰)、女性主義、向貧窮宣戰、同性戀權利等運動(Kloos et al., 2021; Angelique & Culley, 2007)。或許，1963年國會通過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法案》為主要近側肇興因素，促發一群擁有臨床背景的心理學家提出了一套不同於『臨床心理學』的心理病理與心理治療的知識系統，和不同的價值追求與服務模式(陳嘉鳳、周才忠，2005)。但至少「賦權」、「社會正義」、「社會改變」等核心價值觀，乃是立基於當時社會政經的衝突與轉型脈絡之中，甚至屬於根深蒂固的家庭和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或作為『解放心理學』領域的延伸。因此，不只美國，它實際在國際上有著悠久的歷史，拉丁美洲、南非、紐澳、歐洲國家(如德國、波蘭、西班牙、葡萄牙等)的本土『社區心理學』早期形成背景亦是如此(Reich et al., 2007)。
回顧大多數國家『社區心理學』的源起脈絡，都有壓迫性的過去，其政治結構似乎是『社區心理學』開展的主要貢獻者或障礙。例如，經歷了殖民化、獨裁和種族主義作法的歷史。就像許多國家被英國人、西班牙人或法國人殖民。雖然這些『帝國主義』者的統治在大多數國家已經結束，但他們被壓迫的影響仍然影響著其『社區心理學』的發展和實踐。以南非為例，英國殖民統治被「嚴厲和專制種族隔離政權」所取代，種族緊張和不正義引領了社會運動，並最終引領了『社區心理學』的發展。因此，壓迫性的政治結構既禁止建立『社區心理學』領域，又成為激發對發展此類研究和行動領域的興趣的催化劑。沿著殖民壓迫的路線，軍事獨裁也阻礙了社區行動。只有當這種暴政統治結束時，社會行動才開始蓬勃發展，特別是『社區心理學』。例如，隨著1974年軍事獨裁統治的結束，葡萄牙看到了社會和社區行動的轉向。同樣，西班牙佛朗哥獨裁統治結束允許圍繞解放、社區組織和參與式行動的自由交流思想觀念(Reich et al., 2007)。
「社會運動」通常被描述為『社區心理學』發展的最初跡象。一個共同的「社會運動」是『社區心理衛生運動』及其對非制度化的努力。許多國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德國、希臘、日本、印度、以色列、紐西蘭/奧特亞羅瓦、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委內瑞拉、美國)描述了促使『社區心理學』發展的「社區心理衛生活動」。對其他人來說，正是非政府組織(NGO)的加入促使了社會行動。例如，喀麥隆(中非)、迦納(西非)和香港，NGO經常參與社區實務並展示『社區心理學』價值觀。在其他國家，草根「社會運動」為『社區心理學』奠定了基礎。在德國，學生運動幫助發展了“批評戰後德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新理論手段”。在義大利，1970年代充滿了學生、婦女、心理健康患者和健康專業人員的「創新集體」運動，將“教育、社會和健康服務介入措施從次級和三級預防轉移到初級預防，鼓勵公民參與，在服務之間建立連結，最重要的是，促進健康和生活品質”。1980年代，拉丁美洲也經歷了許多「社會運動」，其旨在增加“佔領公共空間是為了讓社群/社區內人們的聲音被聽到，他們的需求得到滿足”(Reich et al., 2007)。
歷史無法為我們提供未來的藍圖
但它可以讓我們更全面地瞭解自己和我們共同的人性
從而更好地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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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才忠 (2024)。「台灣心理專業者的未行之路」(第六版)。
👉延伸閱讀
- 周才忠 (2025)。「社區心理學實務教學資源手冊」(第一版)。
- 周才忠 (2022)。「社區心理學如何應用於社區心理健康促進」。台灣心理學會年會─【小型研討】走出象牙塔─社區心理健康促進研討會口頭發表，臺北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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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嘉鳳、周才忠 (2011)。「海峽兩岸建構幸福社會的契機及挑戰：社區心理學家的觀點」。第七屆華人心理學家學術研討會論文宣讀，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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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社區心理學家從事政策工作的借鏡 (2011.6.15)
- 陳嘉鳳、周才忠 (2011)。「社區諮商典範在台灣的轉移與失落」。輔導季刊，47卷，4期，40-49頁。
- 美國社區賦權的多元經驗 (2011.6.25)
- 他山之石：日本自主防災組織與設施之見聞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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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才忠 (2006)。「從社區心理學觀點，論如何有效因應社會議題研究與實務之新挑戰」。台灣心理學會45屆年會專題發表，東吳大學。
- 街友心理輔導理論與實務：一個社區心理學家的觀點 (2005.11.19)
- 周才忠、王椗煌 (2005)。「街友心理輔導理論與實務：一個社區心理學家的觀點」。中國輔導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口頭發表，台灣師範大學。
- Chou, T. C., Chen, C. F., & Hsieh, H. C. (2011). Community psychology practice in Taiwan from 1990s to 2015. Poster present at the 13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for Community Research and Action, Chicago, Illinois,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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