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7日 星期六

《臺灣『社區心理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II)：「源起期」(1990~2000年)─美國『社區心理學』的領域肇興和課程發展、臺灣『社區心理學』大學課程的開設/趨勢與其對當代研究和實務發展的意義及重要性

 

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6/1/18)

       1965年，美國『社區心理學』領域興起於波士頓附近的斯萬普斯科特會議。但要等到十年後，在德州奧斯汀舉辦相關教育訓練研討會，各大學的碩博士班課程才迅速發展起來，包括美加、紐澳、義大利、南非、英國、葡萄牙等國。而一直至1990年代初期，臺灣的中正大學和政治大學心理學系亦相繼開設碩博士班的『社區心理學』課程。由於大學課程的開設攸關當代研究和實務的發展，因此本文嘗試以政治大學心理學系開設的『社區心理學』的碩博士班課程為例，深入探討其課程目標和17個課程主題對『社區心理學』本土化「源起期」的意義及重要性。『社區心理學』在國外是有相當的成熟度了，但國內能算“起步”了嗎？這是值得進一步去反思的。

 美國『社區心理學』的領域肇興和課程發展 

       1965年，美國為因應大量成立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在波士頓附近的斯萬普斯科特(Swampscott)舉辦一個如何訓練培養心理師從事「社區心理衛生」工作的研討會。會中，這群擁有臨床背景的心理學家提出了一套不同於『臨床心理學』的心理病理與心理治療的知識系統，和不同的價值追求與服務模式。他們稱此為『社區心理學』(陳嘉鳳、周才忠，2005)。

       然而，故事並沒有從斯萬普斯科特那裡開始。這場會議是在二十世紀中葉美國社會和『心理學』的歷史及文化脈絡下建立的。因為美國『心理學』受到歐洲訓練有素的的『心理學』家和兩次世界大戰事件的極大影響。事實上，在斯萬普斯科特會議之前，『社區心理學』在許多地方已開始蘊釀並持續地發展(Kloos et al., 2012; Kloos et al., 2021)。

       隨著『社區心理學』領域的出現，其視角的轉變需要新的培訓模式。各大學院校有必要於大學部和研究所開設『社區心理學』相關課程。1975年四月，在德州奧斯汀舉辦首次有關『社區心理學』教育訓練的研討會，其第一個重要主題是心理問題的預防及社會能力的促進，特別在學校方面。第二個關注焦點在如何以社會倡導方式來解決貧窮、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等議題。第三個探討主題則為多元的觀點，此次與會人士較斯萬普斯科特會議(全為白人且僅一位女性)更具有不同背景，所以會議中首度出現女性與不同族裔的觀點，雖然這些人多為學生或年輕的專業者，而非資深的學者(Mulvey, 1988)。另外，在非裔、拉丁裔和女性的工作小組報告中，也呼籲將『社區心理學』所強調的價值觀真正落實在各項訓練、研究和行動之中(Iscoe et al., 1977; Moore, 1977)。目前，『社區心理學』的碩士班學程類別有「社區」、「諮商─社區」或「臨床─社區」(例如，加拿大、埃及、義大利、紐西蘭、南非、英國和美國)，而博士班學程則分為「社區」、「跨學科研究」、「社會─社區」或「臨床─社區」(例如，澳洲、加拿大、紐西蘭、葡萄牙、波多黎各和美國)(轉引自Kloos et al., 2012; Kloos et al., 2021)。

       在美國，大多數心理系學生並未接觸過『社區心理學』領域，該課程通常也不在大學部課程設置之內(Carmony et al., 2000; Jimenez et al., 2016; McMahon et al., 2015)(轉引自Schlehofer & Vapsva, 2019)。因為作為『心理學』中的一門子學科，『社區心理學』代表了一種「典範轉移」，遠離了通常的分析層次、研究方法、對問題原因的假設，以及實務和介入的方法(O'Sullivan, 1997)。然而，『社區心理學』的大學部課程能為學生帶來許多好處。例如，它鼓勵「生態」思維，並使學生接觸到社區「賦權」、介入和「預防」方案設計、「方案評估」以及『社區心理學實務』的其他方面等內容(Schlehofer & Vapsva, 2019)。

 臺灣『社區心理學』大學課程的開設與趨勢 

       “說故事”的人，常是歷史的參與者。而臺灣『社區心理學』的歷史沿革，從主觀上來區分，包括「源起期」(1990~2000年)、「開展期」(2001~2010年)、「深化期」(2011~2021年)與「紮根期」(2022~2030年)四大階段。其中，也各有催化劑、關鍵知識連結、重要影響事件、課程與會議主軸、研究計劃與實務創新、相關挑戰與阻礙等等。另外，亦可能有尚未發現的影響因素或事件，或是無法切割、歸類在以上分期者。

       1990年代初期，臺灣的中正大學和政治大學心理學系相繼開設碩博士班的『社區心理學』及相關系列課程(如『預防心理學』、『諮詢』與『危機處置』)(陳嘉鳳、周才忠，2011)。各大學院校93~99學年度『社區心理學』開設在「學士班」的課程數多於「碩博士班」，而且逐年增加(Chou et al., 2011)。此趨勢跟美國『社區心理學』教育相關發展有所不同(參見，Kloos et al., 2012; Kloos et al., 2021; Carmony et al., 2000; Jimenez et al., 2016; McMahon et al., 2015; Schlehofer & Vapsva, 2019)。臺灣的『社區心理學』課程多數能夠開設在大學部的原因，可能是其位於諮商或輔導學系有關。

 對當代研究和實務發展的意義及重要性 

       以政治大學心理學系的「碩博士班」為例，其課程目標為認識『社區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的不同、瞭解相關理論觀點與價值取向、學習其不同的介入方式、應用此觀點解決心理衛生與社會性的問題。課程主題包括生活是一齣肥皂劇；『社區心理學』起源於『社區心理衛生運動』；『社區心理學』的概念路線圖；社會壓力和『社區心理學』；生態類比；環境的三個『心理學』概念；社會階級、心理障礙和對『社區心理學』的意涵；標籤理論─疾病模式的替代方案；賦權理論─心理、組織和社區層面的分析；重構協助─1990年代的人類服務典範；協助和應對的四種模式(道德、補償、醫療與教化)；適應、危機、因應和支持；社區和心理衛生─嘗試建立一個概念架構；社區和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嚴重精神障礙─回歸社區；『社區心理衛生運動』的消亡與復興；預防；增強心理安適─挑戰與機遇；諮詢─心理動力、行為和組織發展視角；自助團體；社會改變的重要性；創造和維持社會變革；服務方案之設計與管理；『社區心理學』倫理議題的觀點；『社區心理學』的未來和二十一世紀的培訓；回到社區；不斷變化的脈絡和『社區心理學』領域。

一、生活是一齣肥皂劇

       人們總是相信人生應該是平順、幸福與美滿的，而不願意去面對種種殘酷的生活現實。雖然如此，我們每天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無法逃避會面臨大大小小的問題與不順遂。因此，我們該去承認生活問題是一個命定的「常態」，或只是一種特定、沒有規則性的現象或事件，這很值得我們忙碌的現代人去深思的問題。美國在50年代有一個名為《一日女王》(Queen for a Day)的熱門電視節目，其點出我們周遭的死亡、疾病、意外事件、離婚、犯罪…..等社會現象。

       而如何能瞭解生活呢！？我們可以從「生活問題的頻率」切入，進而由這些統計的數字讓我們更加貼近自己或周遭的真實面。因此，透過各種生活問題的盛行率與發生率，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瞭解到美國社會中的人們在不同年代、不同問題上數字的消長。例如，將每個遭受心理疾病或困擾的個人數再乘上「平均家庭的人口數」，得到受此病症困擾的總人數。在美國社會中這樣的數字比例是有點令人吃驚，因為這個數字的背後，也代表有此相對的「需求」。

       雖然將生活中可能會遇到問題與困頓呈現出來，但這些問題並不全是「病態」的，對於全然將定義成「診斷性疾患」者，此乃會影響到對整個生活中到處存在的問題事實之瞭解。因此，我們身為助人專業者不應窄化自己的思考觀點，尤其個案的問題並不是全部可以清楚去界定的，有時候多一點彈性與思考廣度，反而對問題的釐清有很大的幫助。其實定義成“疾病”，往往模糊了問題，而把重點放在症狀的解除上。問題很可能再次的出現。

       人們如果肯用心去思考每天週而復始的生活過程，可能會發現到所謂的「日常」生活是由許許多多的壓力事件所組成，而大部分的人卻勉強應付或忽視其嚴重性，沒有獲得專業的協助。但這也顯示出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我們社會中有多少助人專業資源可以讓一般大眾來利用或尋求幫助。美國合格(碩士級以上)的心理相關專業人員約有15萬人左右，已有所不足與見拙。因此，專業人力的培育，其實也應是臺灣專業團體組織該思考的重大問題。

       既然我們已瞭解到社會上有許許多多的問題與困擾亟待解決，所以我們心理專業很難再當一個「被動的助人者」來協助芸芸的眾生，應該超越「醫療模式」的觀點，主動來關心、服務不同社會階層深受心理困擾的人，使他/她們因應自我的困擾與生活的衝擊，並將生活的困頓轉化成個人的一種資產。另外，我們需要去瞭解到當事人自助、因應與其支持網路的重要性，而不是只有損耗個案的自信與增加其移情作用而已。

二、『社區心理學』起源於『社區心理衛生運動』

       以『社區心理衛生運動』與「現代心理衛生實務的社區概念」來瞭解『社區心理學』的社會與歷史的脈絡。這樣的呈現可以讓我們明顯地看到『社區心理學』的發展過程，的確如此演變是需要有識者的倡導與投入的。另外，從『社區心理學』的起源，也使我們洞悉到其背後所隱藏對人的價值與觀點，貧窮、犯罪行為、失業、身心障礙、教育程度不高、心理困頓等社會大眾，一直是『社區心理學』專業所關心的對象群體，因此相對於『心理學』相關次領域的其他學門，更彰顯出它的獨特性與意義性。

       1960年，美國有了甘迺迪總統，而讓「社區心理衛生」工作有一個重要的開展。如果國家領導人，如果能多一些長遠眼光、合作互助、理性競爭、公平正義、瞭解每個個體的價值與重要性…，我們『心理學』的助人專業才能在臺灣社會中真正的生根和茁壯，並為各階層深陷困擾的人們開闢出一條快樂與希望之路。

      任何一個學門都有其演進的過程，當然『精神醫療』也不例外，由18世紀在英國興起，而後法國，最後傳到美國本土並為立法所保障。因政治當局的支持，相對介入相當地深，使『精神醫療』專業成為政治架構中的一部分，所以政治上的價值與觀點影響其未來的發展甚鉅。但是後來由於臨床研究的進步與深植，漸漸地發掘傳統『精神醫療』的成效，並讓專業者瞭解到有些精神疾病的不可治癒性，因而使這股『精神醫療』風潮逐漸消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另一股新的照護系統─「社區心理衛生」應運而生。從『精神醫療』的歷史演進中，我們可以深深瞭解到專業者除了本身精研理論外，也要注意到時代的脈動與發展。人們不會一直停滯不變的，所以面臨的問題也會隨著社會與時代改變而有變化。因此，我們『心理學』專業如果還沿襲傳統的思考模式或是助人的方式，假以時日，我們將被其他專業丟到歷史的灰燼中而不自知。

      在『社區心理學』的領域是非常強調「預防」和「心理健康促進」的，基於這樣的工作目標，我們應該有探索並意圖影響社會機構去對心理困擾之大眾做出貢獻，所以在生活肥皂劇裡的每一個情節與故事都是我們專業需要去關注的地方。例如，我們應從治療者的角色，轉變到教育者、社會評論者、改革者和社會計劃者。這樣的角色轉換對於『心理學』專業者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他/她們必須要捐棄自己能處理各種問題的觀點，尊重其他專業在助人工作上的貢獻、功能和價值。另外，長期在自己熟悉的領域中研究與工作，早已失去吸收與探索其他領域知識的動機和欲望，甚至喪失自己如何好好生活的能力。這是值得深思的警訊，一個都不懂得自己好好過活的專業者，怎樣指引、影響深陷困頓的人走出周而復始的漩渦呢！？

     『社區心理學』這領域興起於1965年，因此有關新的理論與概念的建立，需要此專業者更加擴充與深植。因為早期『社區心理學』的提倡者在對學校一些推動「預防」方案與實務技巧時，較少從理論的角度出發，大部分憑藉著個人的經驗，畢竟這些經驗或思考是有限制的。因此，我們要發展理論的觀點和概念，讓我們能夠超越個體心理學與實驗方法的依賴，轉換到社區的情境中，開放我們的心胸，探索新的可能，並對人們的問題提出新的洞察與解決。

      從1960年代以來，『精神醫療』的環境有很大的轉變，「去機構化」成為處遇精神病患的主要方向，因此在安置上已有明顯的生態性的改變。以美國為例，精神病患安置在醫療院所的比例降至10%以下，在機構外安置(原來家庭、獨居與街友)的比例卻佔有50%左右，這樣的結果顯示出社區照護工作的重要性與其急迫性。在美國，除了「社區心理衛生」的議題外，並有述及少數族裔、兒童與青少年問題的處置。例如針對街友(homelessness)的群體，可用於積極性社區處遇(ACT)、自助團體、危機方案、外展方案等。

       國外很多的做法是我們可參考之處。但獨立為之，還是很困難做好的。希望在相同領域中工作的不同專業能夠相互學習，相互合作。其實這是對大眾最有利的！

三、『社區心理學』的概念路線圖

       由於『社區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不管在理論或是實務方面常有重疊與混淆的地方，所以使用1978年芭芭拉·多倫溫(*美國流行病學與社會心理學家)、魯道夫·莫斯(*美國史丹佛大學精神醫學與行為科學教授)和亞伯拉罕·萬德斯曼(*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心理系『社區心理學』教授)與其同事們共同創立的模式(*一個生活壓力事件如何引發心理症狀的歷程與其不同階段的介入策略)來解釋兩個重要的問題：「社區心理學者做哪些事情？」、「社區心理學與臨床心理學的區別在什麼地方？」，藉由此問題的討論，讓我們更加能夠瞭解與釐清『社區心理學』的概念。

       多倫溫等人的模式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環境因素」與「個人心理特質」同樣會造成生活當中的壓力事件。我們以前的專業訓練常著重在“個人”的影響部份，很少去談論到個人身處“環境”與其“生態”的影響。例如，臺灣原住民飲酒問題，其實政府政策、民族歷史與環境氣候等因素有著酒精濫用加劇的影響。其實仔細瞭解多倫溫等人的模式，就可以觀察出來『社區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在理論、觀點(思考模式)、問題處置、價值觀等方面的不同之處。以個體經歷壓力事件而產生的憂鬱與焦慮的感覺，『心理病理學』家常會解釋成心理疾病的症狀，但是相對於『社區心理學』對此的看法，這些憂鬱與焦慮可能只是暫時的癥候，它可能是一種目前的適應情形受到了挑戰，也意味著其因應與可利用的社會支持不足以處理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情境。一個專業者對個案所持的觀點，會決定其如何的介入處置，因此『社區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家是走得很近，但是在不同的兩條路上。

      「危機處置」在多倫溫等人的模式中也被列在處理短暫的壓力反應階段，因此如何適時、有效的應用在需要緊急處理當事人問題上，這是處理危機的專業者要去考量的。例如，危機電話熱線所面臨無法真正處理到高危險群個案的問題。此外，「社會行銷」作法有其重要性，助人專業者應該也要學習一些機構與服務的包裝、廣告、推銷等技巧。這樣一來，才能使需要幫助的人更容易獲得協助的管道或資訊。其實，這樣的想法對當今臺灣一般『心理學』專業者，可能算是一種挑戰。

        既然多倫溫等人的模式呈現出一個歷程架構出來，所以我們可以去探討出許多「中介變項」，以使更瞭解其間的因果關係。另外，我們也能透過介入的方式來增加這些「中介變項」，進而使當事人有能力可以面對或處理問題。雖然其中有許多處置的方式，但重點還是需要放在所謂「預防」的工作上，以減少隨後問題發生的可能。這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成效不容易彰顯，也不容易成就"學術功名"，但仍是有投入的價值，儘管未來之路困難重重，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而避免產生種種的問題或困頓，這些"開疆闢土"的努力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在談到如何增強「環境因子」的介入時，認為「社會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如同一個網路般，當「中介變項」無法發揮功能時，「調節變項」就要出來填補其不足。而怎樣有效運用這些資源，對『心理學』專業者來說是一大考驗。有時候我們助人者千勸萬勸，不會比當事人的親友一句話來得有效，這些環境的「保護因子」有時會增強我們所做出的所有努力。另從個人的心理因素來看，多倫溫等人的模式背後有其積極的意義，例如人們有許多心理的特質會增加生活壓力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但多倫溫等人的模式可以有一個路徑讓我們去避免一些壓力、幫助有潛在「脆弱性」的個體去增強心理層次的「中介變項」，運用「社會支持」協助其因應生活的種種壓力事件。

       也許，政府的政策搖擺不定、學者所做的「生態」研究不夠、教育與宣導工作不夠落實、「社區營造」無法生根，上位的人未覺察到「環境」因素對人的身心健康影響…，這些真的還需要社會有識之士再去努力的。我們身為『心理學』專業者必要時要成為政治和社會的「行動主義者」，社會弱勢群體才能找到自己的價值，創造未來美好的前景。然而，這條『社區心理學』之路，要能有足夠的耐心，而且不期待別人的掌聲，才可能走得長遠！

四、「生態類比」和環境的三個『心理學』概念

      「生態類比」的原理對於『社區心理學』家來說是非常有用的，可以有助於瞭解或概念化社區環境的相關問題。其理論主要起源於『環境生物學』，認為環境會明顯地影響到人類的行為，並且人們可以透過深入瞭解環境的特定影響，而去解釋與管理本身的行為。如果我們相信這樣的觀點，就有可能改變社會與組織關係的形式，以使人們的生活與適應產生重大的改變。當然這是有計畫式的改變和影響，並被引入到社會組織的較大層次中。

       這些概念和意涵，也是要我們能夠得到對社會環境更多的瞭解，從而知悉問題或影響因子的所在，找出從環境面來介入、處置與解決之道。對於此相關『心理學』層面的研究來說，必然無法在實驗室中去發現我們需要去知道與察覺的問題。因為以「生態」的觀點，我們是被引導發展較廣問題定義的種類與檢驗較多的解決向度，這樣人類行為的環境之概念化與測量方式是目前『心理學』發展的趨勢之一，而且尚無單一固定與整體綜合性的理論架構。

        一般「生態」研究的單位是大於個體組織，包括有群體、社群/社區、生態系統和生物圈，這些都是必須要考慮到的概念。舉例來說，我們要瞭解一顆樹木，就必須要去探討大至森林小至樹木本身組織的問題。因此「生態」的概念是超越了『個體心理學』，並較具吸引力的，且能更有助於思考許多不同的問題。

       在談到「生態」的原理，『社區心理學』先驅者的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心理學教授-詹姆斯·凱利於1966年提出四個生態原則：「相互依存」、「資源循環」、「適應」(*利基)和「承續」。「適應」概念是認為在人類的環境中，沒有行為是完全中立與不受影響的，透過一特定「資源」的提供，環境則可強迫驅使某些行為並且促使其他的行為。如果沒有「適應」，「資源」的改變與危害的出現將威脅到生存的問題。

      「資源」的重要流失是最常遇到的「適應」問題，例如一個中年男子突然遭遇失業，接著可能需要面臨許多調適的問題，個人乃至於其家庭成員都需要因應改變所帶來的影響。這樣的問題，除了需要不同的「適應」方式外，也亟需增加可用的「適應」相關「資源」。另一方面，「適應」也包括了放棄依靠在特定的位置或是地點。例如街友為什麼會睡臥街頭呢？也許這也是他們在面對個人與環境不利因素的一種「適應」的方式。如果從此觀點來看「適應」的問題，就比較能夠跨越著重個人或其診斷結果的視野，而進一步地看到街友的「資源」侷限、缺乏，以及環境負面影響因素。

      「利基」是「適應」的相關概念，其定義是族群和環境間互動的「資源」空間“位置”，也是一個群體在一社群/社區中的角色及其維生的方法或功能。簡單地說，「利基」可謂是群體賴以生存的所有「資源」，而這些讓群體得以延續下去的「資源」便構成了一個多面向的「利基」空間，同時每一個「資源」面向所能容納的群體數也各不相同。在「資源」數量不增加，卻有新競爭者出現的情況下，原有的群體便會面臨「資源」被瓜分的威脅。當然，如果「資源」增加，那麼「資源」環境所能供養的群體數便可相對增加。因此，「利基」理論是可以被用來描述或解釋群體間競爭的概念和測量方法。

        創造「利基」是助人專業可以思考的一種做法。例如，「利基」理論可以引導我們去思考有關在一個新社會組織中功能性角色的發展，並且做適當的「資源」提供，使得「利基」廣度能夠加大。這樣的概念非常適合運用在街友、失業者和社區精神病患的處遇。以街友的輔導運用上，我們可以施以職業和人際溝通技巧訓練、成立自助團體、提供短期與長期的安置機構、增加臨時庇護所的數量與功能、健全醫療照護與轉介工作，建立街友服務網路等措施來擴大他們的「利基」，使促進其「適應」社區正常生活的方式，並重回職場，獲得社會生存的價值和能力。

五、社會階級、心理障礙和對『社區心理學』的意涵

       談到低社經地位的人，一般人都會浮現比較負面的想像或聯結，在一些相關研究上也許常會呈現其與心理疾病的關係。這對於『社區心理學』專業者來說，可能不會如其他領域只有找出數字或比率的「標籤」來，而是會去思考如何更效率的「預防」或發展更有成效的處遇方案。為什麼會有以上迴異的觀點呢？可能很多人比較不會去深入其背後的原因和意涵，例如孤立、壓力、無可利用的處遇資源等等。這些因素也不是低社經地位群體所單方面造成或樂意見到的結果。

       在有關「社會階級」和心理疾病診斷的問題方面，主要是我們一般皆知的「精神疾病診斷系統」之信效度問題，及當事人有真正的精神症狀卻沒有被妥適處置。可能是認知、溝通、語彙……等差距問題，所以對傳統的精神診斷晤談中所提的特殊症狀問診，低社會階級的人比較無法有效地被自我指示，在這診斷者和被診斷者間的無形的鴻溝以及可能的誤解下常造成診斷的誤判。另外從個人經濟面來看，這整個診斷和治療的過程是非常昂貴的，不是一般所謂的市井小民能負擔得起。因此，在「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現實環境下，而造成低社會階級較高的精神疾病發生率和盛行率。

       我們的社會中就存在著這些不同的階級，在這些階級間生存的人們如果要改變現狀，就必須付出相當大的努力與勇氣才能達成，才能跨越宿命的枷鎖，否則一輩子只能在固定的社會價值和生活環境中存活。希望我們專業人員能創造更多的「利基」，但也要當事人能夠有勇氣追求在新「利基」中的新生活。

六、標籤理論：疾病模式的替代方案

     「標籤理論」有五個主題：「原始偏差行為/初級越軌與次級偏差行為/次級越軌」、「文化的刻板印象與標籤」、「當違背剩餘規則被標籤化」、「診斷與標籤理論」、「被同化為標籤的行為」和「標籤的汙名化問題」。

       從社會脈絡的發展角度來看，當人們尋求醫療協助時，很有可能即被冠上某個「標籤」的形式，尤其在『精神醫療』中，更易造成這樣的結果。有時候我們『心理學』專業也對於「有問題的行為」的看法有著極大的差異，有人可能從「病理」角度切入，但有人卻認為這樣的行為只是違犯了社會、倫理、道德與法律的規範而已。而這些所謂的「剩餘規則」僅是當主要規範或法律不足以應對特定情況時，所依據的補充性、兜底性規則。

      「異常」(*異於常人)不是一個疾病，而是在社會狀態下對我們所要求社會一致性的一種反動。如果沒有從這樣的角度來重新思考精神病患的「人權」和價值，我們的專業只會走上專斷化，進而使「社會階級」日益鮮明，人性的價值因而受到扭曲。因為我們的專業者可能沒有去想到「診斷」和「治療」，也會與「社會階級」的促成有所關聯。

       在「標籤理論」的原理中，談到有關“擴大”的概念，也就是「原始偏差行為/初級越軌」的行為可能會進入到「次級偏差行為/次級越軌」或「職業越軌/偏差」。對於這樣行為被框架住的一種發展現象，是非常值得我們去深思的。也許「異常」行為的本身僅是一種違反規範而已，為什麼我們不能賦予「異常」行為者另外一種歸類的社會角色定位呢！？「標籤理論」或許可以讓我們找到這個答案。

       有時候，我們要澄清一個問題，可以溯及到問題的發生之初去做探討。行為的問題也是如此，人的行為到底有無「變態」或「疾病」的狀態？這可能要從「標籤理論」所定義的「原始偏差行為/初級越軌」的行為中瞭解，其認為有四個主要來源有器官問題、心理動力、外來壓力或是故意反抗社會的法則等。從這些問題行為的來源，我們很難想出這與心理「疾病」的相關性，也許這些「異常」行為只是短暫的一種現象，當人們不投以注目或關心時，就會自然的消失。

       因此，「標籤化」的過程中有不同的問題，應要分開面對的。如果，「標籤」後有對應的處置，其是建設性的，「標籤」沒什麼不好。但要小心不瞭解者對「標籤」的錯誤影響。假使「標籤」只為了“分類”，易於處理，則有必要檢討其存在的價值了。希望精神診斷是前者。

七、賦權理論：心理、組織和社區層面的分析

      「賦權」是很有價值的社區工作取向，它也是『社區心理學』一個蠻重要的概念，對社會改變非常有效益。「賦權」包括心理、組織和社區三個分析層次。以個人層次來談，「賦權」的過程是個體在獲得控制感、得到需要的資源並瞭解社會環境的重要影響之後，進而有助於發展一些技巧，成為一個能獨立解決問題與做決策的人。既然有不同的層次，其歷程與結果的分析當然有所不同，因此需要做跨層次的考量，但是它們三者之間的「賦權」關係又是相互依賴與互為因果。

      「心理賦權」(PE)是包括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可以勝任、努力去獲得控制，並且有批判性覺察/意識、分析整個社會和政治的環境。個人可以透過參與組織和活動，仿效他人、得到經驗、辨別資源，以發展社會改變的策略與分析的能力。例如，宗教系統、鄰里團體、服務組織等，可以成為此中介結構的實例。而PE可以在被定義成個人內在、互動、行為等三個成分，相關的PE研究重心則放在「知覺控制」、「公民參與」和「PE理論的發展」等方面。

       如果一個人相信自己是可以影響結果的，這樣知覺的力量是非常不可限量的。實際上，我們可以透過參與鄰里協會、互助團體、社會運動團體等機會，來獲得勝任與控制感。例如，1977年美國紐約州北部尼加拉瓜瀑布附近的愛渠(Love Canal)有毒化學物質的環境衝突事件，當時這些主動參與者會有正向的感覺，並且增強其政治的效能感。這樣的例子與當年貢寮反核四團體成員有點類似，如果有機會對於這些積極參與運動的成員做深入晤談，以蒐集長期的投入抗爭對其個人性格與日常生活的影響資料，或許最後的結果會與Stone和Levine在1985年所作的研究相一致。

     「組織賦權」主要分為兩種，但同時是在一個發展的向度上。「賦權中組織」是指組織提供機會，使其成員在生活之中能獲得控制感。「被賦權組織」則已經完成組織的成功發展、影響政策決定與能夠提供替代的服務。在「組織賦權」的相關研究方面，也是用以上的兩個分類來呈現。「賦權中組織」是比較著重在「組織結構」上，而認為“參與決策”的組織結構可以提供成員發展「心理賦權」的機會，因為“參與”能引起很大的工作滿意度和產能。例如，Bartunek和Keys在1982年所設計的一個介入方案，以增加老師在學校中的決策者角色。這有點像臺灣在學校的教師會或教評會組織一樣，增加老師在學校行政事務、人員聘用、課程安排等方面的決策權利與影響。但它們好像功能發揮的並不好，值得進一步探討其原因。

     「社區賦權」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能力社區」，也就是社區成員有技能、願望與資源去參與改善社區生活的活動中。這與臺灣普遍設立的社區發展協會類似，可以達到「能力社區」的目標，有些社區辦得有聲有色，連社區大學也辦起來了。社區內的各種組織機構，也能透過社區發展協會的努力來達到聯盟或是緊密互動的關係。

       在「社區賦權」相關研究方面，美國曾有一個原住民部落，因附近要蓋水庫而被迫遷移家園，這與我們臺灣的「美濃水庫」事件的情形類似。當時美濃愛鄉協進會也做了民意調查，挨家挨戶走訪美濃近五萬居民對水庫的興建態度。並由美濃反水庫大聯盟推動的反美濃水庫的聯署簽名活動，獲72%的美濃居民的支持。經過其多年的努力，且與政治力相結合後，使興建水庫的政策產生改變的可能性。除了南部七縣市首長對於拒絕美濃水庫達成共識外，總統也已提出「不蓋美濃水庫」的保證。雖然這並不表示以後就完全無興建的可能，但至少對當地的反對勢力是一大的鼓舞與激勵。

        美國新罕布夏州的一個鄉鎮，則成功地改變美國能源部在當地興建核能廢料場的計畫。臺灣的「蘭嶼反核廢料場運動」比較可惜，經過當地雅美族人多次的抗議，從1982年開始快20個年頭，仍然無法有所撼動。也許他們真的是弱勢中的弱勢，無法獲得有關核廢料的資訊、彼此告知、瞭解核廢料場的生活環境的影響，組織社區運動和從事社會及政治的改變。

       若能從個人的「賦權」發展起，後續組織、社區的發展將更有可能。我們可以如何從個人層次下手？

八、適應、危機、因應和支持

      此主題在詳述多倫溫等人(1978)模式中有關「適應」、「危機」、「因應」和「支持」的概念，首先從疾患的傳統『精神分析』觀點之「適應」和「危機」概念，談到近期有關「生活壓力事件」研究的所謂「心理危機」想法，然後探討有關人與環境的「脆弱性」問題，進而從中引出「因應」和「社會支持」的討論。因此，這些的內容可以讓我們瞭解到處在生活壓力的事件中如何能往正向發展而避免產生心理病理的症狀、恢復心理的平衡，或甚至獲得心理的成長。

      對於「適應」的定義，除了個人行為與其環境要求要“匹配”外，還需考量擴展環境「利基」和增加「個人能力」的概念，這也是所謂的「利基廣度」。或許這些的概念對社會弱勢族群會有相當大的幫助，例如增進其自主性、工作能力、人際溝通技巧等。但在多倫溫等人模式中，提到必須注意的是環境對人的影響與刺激是漸進式的，因此個體如處在「適應」期是容易受到下一次壓力事件所挑戰。所以「社會適應」建立在人和環境間的相互和解與交易(*一連串的活動或步驟)過程。

       關於「精神官能症」的問題，『精神分析』和「危機」的概念有著不同看法，『精神分析』對此症狀的解釋偏為“疾病”取向，但這樣可能會限制了介入的可能性，因為促其發生的事件並不重要，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當事人潛意識解釋。如果把此驚慌、焦慮、恐懼的情緒視為一種「危機」來看待，發生危機事件只是挑戰個體先前的「適應」狀況，並且意味需要一個新的「適應」方式，這樣的詮釋方式是比較能“做些什麼”的。「crisis」在希臘原義─"to decide"，因為個體在疾病的「危機」事件中可以自己決定"恢復"或是"死亡"，人的自我價值和能力就提昇了。

九、社區和心理衛生：嘗試建立一個概念架構

       此主題在探討社區「心理衛生」的概念架構與其實務方案(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一個具體、有效的方案實施，當然有賴其背後紮實的理論基礎。另外，社區方案的推行，也應該深入瞭解社區結構與相關動力因素。因此，物理及地形環境特徵、社區自我意象、社區組成特性及互動模式等「社區發展」的概念，使我們很清楚能瞭解到在推行「社區心理衛生」工作時，可能會面臨到的影響因素。

       例如，關於「街友自助團體」的實務方案，就從類似的角度切入，來瞭解臺北市萬華地區的地理分布、生態和環境特徵、社區組成、人口特質及互動模式等對街友的可能影響因素。經過這樣的分析與探究過程，可以對街友議題有一些不同以往的見解。除此之外，特殊社區意象與其動力因素，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

       再者，以臺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為例，如果其服務對象是設定在全市社區民眾的話還好，但如果是想成為鄰近社區的「心理衛生」之一可用資源，未來則可能會產生一些衝突或窒礙難行的問題。因為每個社區都有其獨特的價值與期望，對於「心理衛生」的服務與需求也有所差異。雖然如此，對中正區還蠻好的，應有可著力之處。畢竟，「心理衛生」服務“社區化”是可嘗試的路。

       一個綜合性社區心理衛生中心需要具備哪些的服務方案？最有效的社區服務方案是除了協助個人的困擾解決外，也要結合「社會系統」來一起發揮功效。因此，除了『社區心理學』，『預防心理學』、『諮詢』和『危機處置』的理論與實務，都可以充分的運用在綜合性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服務範圍內。

       關於「社區和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部分，最令人啟發是“幫助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的意旨。如果「社區心理衛生」都是在為人口金字塔上半部的中產階級服務，但是這群人畢竟在社會人口結構中不是屬於多數，大部分人還是可能在貧窮、失業、孤苦與低教育程度的生活循環中打轉。例如，直接跟街友接觸與互動的話，可能須要放下所有的理論和技巧，才能真正瞭解問題與需要的所在。假使未來想要服務的對象是屬於社會底層族群的話，學習與思考的方向需要有所進一步調整，才能聽到他/她們的聲音，貼近他/她們的需求，謀求其最大利益。因此，有時忘記自己的“學術”，就拉近了和底層的距離。

       此外， 可以發展當地/土生土長的的「非專業者」角色，來為「心理衛生專業者的世界」和「貧窮與低教育程度者的特殊協助需求」的鴻溝，搭起互通的橋樑。這樣想法與方向，值得我們慢慢去發掘和應用。

十、預防；挑戰與機遇

      『社區心理學』的理論架構是具有整體性，且相互關連的。政府政策的持續性與否，也會影響到「預防」工作的執行與其成效。因為「預防」工作有時候需要耗費相當時日和經費，而且不一定能看到“具體”、“顯著”等符合預期的結果產生。但願臺灣民眾能有遠見，為自己的未來生活選擇一些有遠見的政治人物。此外，經濟和社會結構也會有所影響。總之，臺灣「心理衛生」相關「預防」工作的推行，如要達到一個長期和專業發展的境界，可能還需要一段漫長的道路。

     「心理衛生預防」的基本概念，包括「全面性預防」、「選擇性預防」和「指標性預防」。並且前兩者被歸類為「初級預防」，後者則歸之於「次級預防」。「指標性預防」簡單來說，目的就是減少盛行率，而「全面性預防」和「選擇性預防」是在降低發生率。經由上述的區別之後，才清楚地瞭解在臨床或醫療模式中所講「預防」的意涵，以及與「心理衛生預防」的差異點。因此「指標性」的「次級預防」是比較吸引專業者的青睞，但相對在工作執行時，也要注意所謂的「錯誤肯定」(偽陽性)與「錯誤否定」(偽陰性)的問題。美國以學校為基礎的『初級心理健康計畫』(PMHP)是「指標性預防」的一個方案實例。我們看到許多的問題和其初期結果的不顯著，也就是方案的執行可能沒有真正消除兒童的行為問題與困難。雖然能夠早期辨識這些高危險群的兒童，但是他/她們仍然持續著自己的問題，沒有因為方案的介入而有明顯改變，或許唯一明顯增加的是老師與同學對其異樣的「標籤」。這樣只有篩檢出高危險群，而未有能力或及時有效處理的「倫理」問題，值得我們身為「心理衛生」專業者去深思的問題。

     「全面性預防」和「選擇性預防」的「初級預防」方案最大特色在於施行於“群體”而不是個人，是“正常的一般人”而不是具障礙者，並且比較有理論依據去做為「評估」的標準並訂立特定的目標。此種「預防」介入的方式，可以尊重的當事人的選擇與需求，除了嘗試給予不同的替代方式外，也能夠獲得當事人的自願參與、首肯，及充分地訊息告知。此「預防」模式的兩個主要方案策略，一是增強個體的能力，使有預防接種的功效，二則是改變所處社會的環境。從這樣角度來思考問題，就可以瞭解「初級預防」真正的重點與意涵所在。

      由於「預防」研究是不同於其他的『心理學』研究。例如，三個「預防」研究的步驟，第一，是定義所要預防介入的問題或障礙。第二，蒐集有關此問題或障礙的特定危機和保護因素之資料。最後的步驟就是回顧對於此問題的有效介入方案，目前已有的一些文獻。此外，為了能真正瞭解問題的“脈絡”和其可能的影響，最好能夠在方案設計前能運用「前導/試點研究」的方式來定義這些變項因素。在「預防」處遇的研究過程中，也要有充分、穩固的理論基礎，來因應複雜的心理與行為問題。「過程評估」是需要的，而且單一的介入後評量對於「預防」研究來說是不太足夠的。這些「預防」研究要注意到『方法論』的問題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有幫助的，也許在未來的工作中就常用得上。

十一、諮詢：心理動力、行為和組織發展視角

       以一個情緒障礙兒童的家庭教師諮詢方案為例，在「諮詢」(Consultation)過程當中可能會面臨到怎樣的問題，或者是在所關心的層面中，「諮詢」工作要如何地推展？的確，“諮詢不是心理治療”，需要考慮層面的就要從「個人」，擴展到其他可能影響的層面。例如，在「學校」環境中，是不能只用單一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每一份子(校長、行政人員、老師、學生)都無法自外於他人，現在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意識高漲，也需在這生態中加入家長的影響變項。因此，一位「諮詢者」在此團體動力交雜的過程中來推展所謂的「諮詢」工作，真的需靠其豐富學識和經驗的運籌帷幄，才能達到其預期設定的目標。

     「諮詢」是一種三角關係，焦點內容是在工作問題，而不是在解決有關「個人」的問題。所以「諮詢者」在過程中，應避免處理到「被諮詢者」自己個人的問題。因此，在「學校」環境中推行「諮詢」工作，要堅持這樣的“倫理”原則，是蠻不容易的。例如，一個學生的單純問題行為，背後卻涉入了其家長的個人因素。老師如果直接介入處理學生的問題，往往到最後會碰觸到家庭問題或是父母本身的隱私，另外，有時候老師自己的個人問題也會在處理過程中浮現，而使得個人的情緒與主觀意識涉入其中，讓問題更加複雜化。

       所以，「諮詢者」需要具備高度的敏感度與自我覺察能力，除了要意識到「被諮詢者」的問題浮現外，也要把工作的重點拉回到「個案」的問題處理的能力與技巧上。在此過程中，一個清楚的“契約訂立”是非常重要事情，使雙方關係都能有清楚的界定。另外，「諮詢者」要使「被諮詢者」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去解決「個案」的問題(*賦權)，而不需要去做自我的性格、特質或問題的歸因。在這樣的情況下，雙方的焦點才比較容易放在處理「個案」上。

      更高層次來看，「諮詢」是透過改善目前的社區組織與機構來達到「社會改變」的一種方式。因此，「諮詢」的影響層面是如此的廣大。如果相信在整個環境系統中，每一個份子都會相互影響，那我們也同樣會篤信，假使改變了社區組織與制度，社會大環境也會跟著起變化，身處其中的人們相對會受到影響。從這樣的角度與結果來看，「個人」可能會處於較有利的地位，或許這也是『社區心理學』所一貫追求的目標。

     「諮詢」，包括「心理衛生諮詢」、「行為諮詢」和「組織諮詢」三種不同模式，各有其強調的重點。「心理衛生諮詢」是重視心理疾病的「預防」與處遇，有效結合社區的資源與專業個人。「組織諮詢」強調提高員工的士氣與滿足感，創造一個開放、問題解決的組織氣氛，擴大合作的可能性，促進員工的發展與成長。以「行為諮詢」來說，則應該注重其他增強施予者對「個案」的影響，透過父母、老師、同儕等人的行為改變，進而消弱「個案」在自然環境中所產生的不良行為。

十二、自助團體

      此主題在談論有關「自助團體」的發展過程、性質、成效，以及倡導團體和網路的資源。對於『社區心理學』家來說，「自助團體」將能夠直接有助於在危機中的個人。因此，值得深入去探討並應用在未來工作的實務上。

      美國「自助團體」個數或是成員人數是快速成長的，也有許多的類型，例如戒酒無名會(AA)、家長匿名組織(PA)等等。這些蓬勃發展的榮景，顯示了美國一般大眾對此服務方式的需求，與「自助團體」有其不可忽視的效果。臺灣這些年的進展其實也相當可觀。當然如果一般民眾有此方面的知識與能力，「自助團體」會發展的更好。

       由於現在人口流動的頻繁，人們需不斷地重新適應新的聯結，創造新的社會網絡。工業和都市化的演進，也使人們更加的孤立，難以獲得來自親友的支持。另外，「自助團體」是利用人相互協助的社會本能，使其彼此引導與影響，這是跟其他團體模式不同的地方。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一些「自助團體」組織間的形成了“聯盟”的關係，相互地交流資訊，因此也擴展了整體的影響力。例如，創於1976年的「全國自助資訊中心」非營利組織，並且提供非常多的服務。以上這些原因，可以讓我們瞭解到美國「自助團體」的成功，不是沒有理由的。

      「自助團體」趨勢在某方面是藉由彌補一些既有模式的缺失而形成，例如教會組織(友愛團體)與醫療模式等。這些既有模式，最大的缺點是在於協助給予者和受助者兩者的角色無法互換，因此造成“不平等”位階的優越性，給予者和受助者也不被允許有關係的互動。這樣的情形下，其實是無法要求協助給予者(*專業者)去獲知受助者的問題詳情並提供因應生活難題的策略。

       有關「自助團體」的型式，一為我們非常熟悉的戒酒無名會，其透過相互協助來使成員克服酗酒的問題。另一個「自助團體」的型式，則是促進『公民權利運動』的相關組織，它們是利用政治和社會行動，或是採取立法、訴訟的策略來協助弱勢族群創造機會，提昇其自尊，改善社會對其的觀點。臺灣目前「自助團體」的型式以後者居多，例如促進特殊學童權益的家長團體。這些社會運動的過程是非常艱辛的，行動促進者往往是家長自己本身，有時候他/她們需同時背負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壓力。或許成員間有相同的遭遇，比較容易形成凝聚與行動力，在他/她們努力奔走下，政府相關單位在軟硬體相關方面已多有建樹，因此這樣的『公民權利運動』在國內發展是成功的。

       從「自助團體」的性質來看，有五種較詳細的分類型式。但比較重要的，是有關「自助團體」的“動力”層面，值得一提為Caplan所述的「理想家庭」概念，也就是有經驗成員為缺乏經驗成員的模範。另外，「自助團體」是一種回饋和輔導系統來協助成員瞭解其對別人或他人對自己的反應，「自助團體」成員相互具體的重複討論，能夠可以提供成員的生活哲學、分享快樂、對問題的看法觀點，以及一個能夠確保瞭解與接納的地方。在以上的情況下，才能達到所謂的「成員認同」與其「精神網絡」。

      「自助團體」的模式對於成員有何功能與助益？共有五點，其中之一是「認知矯正」之觀念學，這有點像『認知治療法』，也就是成員間彼此分享著對於每天生活事件的解釋，並且透過行動方案來維持這樣的觀念。這些觀念會清楚的定義出什麼是成員應該相信的，以減少其對於外在世界的模糊與不確定感，並提供在每天生活中一個可以有助選擇的參考基礎，這樣的過程會使個人獲致認同感。因為人在茫然無措時，如果有一個清楚的指引或澄清，會減少當事人心裡所承認的無力與失控的感覺。或許，「意志」(will)是可以產生非常大的復原作用，幫助人們克服「自我疏離」的症狀，重新掌握生活的主控權。因此，怎麼讓人發展出這樣的「意志」？宗教說不定能提供些借鏡。

十三、社會改變的重要性；創造和維持社會變革

       也許在這快速變動的世代中，人類很難避免不去面對及因應。以美國的都市化和工業化的過程為例，也對於社會與人們彼此間互動產生偌大影響。臺灣的情況是非常類似美國的，在早期農業的社會中，鄰里之間的互助是非常熱絡的，一有人發生問題，親友或是鄰人總是提供應急與協助。但是隨著臺灣工業的起飛，社會相對也產生許多的變化，例如大樓林立阻隔人們的往來，每個人為著生活在打拼，鮮少有空閒再互通有無。另外一方面，社會福利的制度日趨健全，一般人開始能夠接受或充分利用政府的各項資源。經歷這樣的社會轉變，每個人都要去正視對於自己的影響，因為人們在這不確定的年代中，可能會面臨許許多多在適應上的問題，需要重新去定義自己在這社會的角色與存在價值。

       相對於「社會改變」的另一面，就是「社會參與」的議題。因為在一個人群的社會中，有些問題或是改變是環環相扣的，如果我們沒有積極地參與其中，是很難去因應那些計畫或在計畫之外的改變。當然，不可能每個人都有參與的意願和機會，所以『社區心理學』家在這社會的改變過程，就扮演了主動與積極的角色，知覺、瞭解改變，並進一步能預測與因應改變，導引社區人們到一個妥適的生活狀況。在這行動的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科際整合」，如能由此驗證或介入社會的變化問題，其效果是令人滿意的。因為在複雜的社會中常存在著不同的族群，其問題的多樣與挑戰性是需要除了『心理學』領域之外的專業來協同處理的，如像『人類學』、『公共衛生』、『政治學』、『社會學』和其他的學科。

       前述許多「社會改變」的現象與其影響，但要真正的瞭解這變化的歷程，仍然需要知道引發這些改變的背後可能的原因有哪些。例如，多樣的族群、遞減的資源、「責信」、知識和技術的改變、社區衝突、對傳統服務方式的不滿、想要獲得不同的解決方式…等。而這些原因為什麼會引發「社會改變」的產生呢？不外是新的需求產生和現有資源的減少這兩個主要因素。我們的生存環境或是現實社會的資源並不是源源不絕的，但相對於所出現的問題與需求卻是層出不窮，因此就產生了「適者生存、優勝劣敗」的殘酷定律，我們一定要有所因應與改變，否則會被時代的趨勢所淘汰。另外，我們對於「社會改變」的趨勢要非常敏感，尤其是從事『社區心理學』的專業人員，更要對於社會和政治時事加以關心，而不是只待在自己『心理學』專業的象牙塔裡。

       當我們從不同層面瞭解到社會的改變之後，可能需要進一步探討「社會改變」的形式。整體來看，有計畫外和計畫性的兩大改變型式。針對計畫外的「社會改變」來說，近年來的臺灣人們可能感受非常的強烈，例如社會上發生了多次的重大治安事件、墜機事件、921強震...等，這些都造成民眾或多或少的傷害或困擾，因為這些都是在預期之外的。每當事件發生之後，社會上下總是有一番的討論與爭辨，接著就是一連串處理與改善的措施，雖然這些都是必要與應該的舉措，但從另一角度來看，相對使得整體社會資源重新分配與洗牌，社會的另一群體可能會因此受到衝擊與影響。以921的地震來說，地方龐大的重建經費，吸納政府和民間相當多的資源，因此使得其他社會福利機構的經費來源遭遇到嚴重短缺，這些也都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除了無法預料的計畫外改變，有計畫性的從事「社會改變」就顯得比較積極與主動。我們知道在社會生活的現實中，是存在著許許多多不合理的現象和階層。雖然，或許我們可以等待主政者有天“神來之筆”來觀照這些問題和群體，但有一些卻是等不及的，或是如果沒有發出聲音，可能永遠沒有人來理會。也許這是人類固有的宿命吧！要改變這些不平的社會現象，必須經歷非常多坎坷的過程。因為改變是會面臨到原先既得利益者或來自本身不願意改變的「抗拒」心態，所以從事社會運動和推動變革者必須要有異於常人的耐心和毅力，才能夠使理想堅持到底，讓整個社會達到較為公平正義的境界。就像那些臺灣民主運動的先進一般，經過了數十年的努力，我們的社會才會出現一點點民主的果實。但是相對也犧牲相當多知識份子的青春與名譽，甚至是寶貴的生命所換來的。

      關於「創造和維持社會變革」的部分，使我們對「社會改變」有整體性的瞭解，更知道以後自己如何去創造一個社會改變的機會。例如，「公民參與」、建立網路組織、『諮詢』、教育和資訊傳播、「公共政策」等，這些都是非常可行的良方與途徑。有時候自己覺得還是蠻幸福的，可以接觸到這些專業知識。對一位『心理學』的研究生來說，可能平常很少去觸及較大的社會議題，或是覺得遙不可及的。如果修習了『社區心理學』課程，可以讓自己的視野逐漸被打開，關注的焦點也從瞭解自我，慢慢擴展到對他人的關心和去思索如何促進他人的幸福。或許，在臺灣，未來要走的道路還是非常漫長與孤寂，只要能夠一如初衷的堅持下去，一定可以看見自己想要的改變。但如果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這條服務的路才不至於那麼悲壯！

十四、服務方案之設計與管理

      『心理學』領域重視學術取向的追求，較少涉入「預防」或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的之介入措施，甚至「公共政策」工作。如果想要結合理論知識和實務的話，「方案」的服務方式可以促成兩者間的良性對話。雖然『心理學』的相關訓練，一直未在「方案」的部分有所著墨，但『心理學』的專業知識是非常有用的，例如一些『研究方法論』課程。

       在當前社會方案的實務狀況，如何設計出「以成效為基礎之方案計畫」是十分重要，這使我們能夠對對象群體多做有效和助益的事情。當然此方案計畫是有其一系列的設計步驟，透過這些可以讓我們清楚的瞭解所要解決的問題、服務對象對問題的評量、服務介入的提供、服務後的問題評量、選定指標進行追蹤等。正如一般的論文研究，方案設計也有類似的方案界定、問題分析、選擇策略、設定目標、資訊管理系統。另一方面，比較特別的項目是「需求評估」、預算和「方案評估」。

      「需求評估」在整個方案的規劃過程中，是相當重要且需謹慎的階段步驟。開始設計方案之初，如果我們能清楚地瞭解服務對象的需求，如此其需求滿足的程度才會提昇，進而獲得方案的完整性和成效性。就以針對街友群體介入的方案來說，瞭解當事人的真正需求是急迫與重要的，因為我們一般人常常會將自己的想法加諸在別人身上而不自知。所以我們要深入瞭解和評估出自願性街友的真正影響因素，從而能依此研擬有效的策略和方案，讓街友群體雖然以街頭為家為床，但也能順著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自得其樂與從容的過活。

       從事「初級預防」工作時，介入的對象是群體而非個人，而且「方案」計畫者需要研判各種的優點與限制後，才能確定何種方法較為可行。此外，「地域分析」和「因素分析」兩種方法，非常有利於找出某種社會問題的高風險人口群。

       由於時代的快速演進，各種資訊充斥，我們假使沒有系統化地蒐集，就可能無法將資料轉變成為「方案」有用的數據和決策參考依據。因此，建立資訊管理系統、設計資料表格等，可以讓我們正確地做出很多的分析結果。另外，還有預算的計畫、管理與控制，以及評估考核，這些都是方案設計與管理的有用知能。

       假使『心理學』研究生能對「方案」有較完整性的理解和學習，相信會更快知道自己會什麼，以及部分需要加強。所有的學習，如果付出努力，能加以整合，都不至於是白費的。而且結合理論與實務狀況的學習，才會是真正紮實的訓練。

十五、『社區心理學』倫理議題的觀點

       我們都知道在與個體、社會族群間互動，會面臨到許多複雜的問題，尤其是與自己原先所持信念不符，或是在不知不覺當中造成某一些人的傷害，這些問題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和兼顧的解決策略。因此，在從事專業工作時，如果有一個「倫理」準則可供參考的話，必然可以減少許多有意或無意的疏失。或許該說，讓我們有更廣面的思考。因為最後專業人員還是要在「兩難」中做出自我的抉擇。

       也許是『社區心理學』的獨特性吧！？至今還是沒有一個專屬社區心理介入與研究的專業「倫理」守則，美國心理學會(APA)有一套《心理學家倫理原則與行為守則》(Ethical Principles of Psychologists and Code of Conduct)，雖然內容非常詳盡，但這些一般『心理學』的概要法則，無法反應在『社區心理學』專業者所面臨到特定的問題和情境。因為社會環境和「生態」的問題是非常複雜的，很難用“單一”的規則去定義或澄清。然而，『社區心理學』還是有一些基本的「倫理」議題，例如『社區心理學』相關研究人員或實務者有一定程度的「權力」與身分，這些社會地位能夠去創造出社會重要改變的可能性，但相對同時地這些力量和「特權」如果被誤用的話，可能會威脅到個人或群體的自由。如果未來是要從事『社區心理學』的專業工作，這是非常值得自我惕勵的。

      此外，『社區心理學』比較具體的五個專業「倫理」議題，包括「價值與價值衝突」、「目標設定」、「進行過程」、「需告知同意」以及「結果證據的產生與運用」。因為這些對研究人員或實務者來說，是在一系列的從介入或工作開始到結束，整個在探討每個環結中自己與工作對象(個人，組織、次組織、社會環境等)會面對到的兩難與倫理議題。或許，很多人在以前可能都沒有想到這些問題，或是在自己覺得很平常反應中，就存在有很多需要再澄清與導正的地方。

十六、『社區心理學』的未來和二十一世紀的培訓

       以美國『社區心理學』的發展經驗來看，都會受到其社會和政治議程影響。例如從雷根政府的主政風格，經由布希總統的銜續，最後到柯林頓總統展現了民主黨的政治性格，而產生耳目一新的政局。因此，可以看出主政者的價值觀會深深影響到社會政策制定與其榮衰。反觀我們臺灣的政治發展的歷程，也能感受到這樣的演進態勢。臺灣早期的政治發展並不是很順利，也經歷非常多的顛簸與問題，因此人們生活安適與否，並不是受執政當局所重視，總是以發展經濟與軍事為第一要務。數十年來，國內政治和社會的改變算是蠻快速的，尤其政治的民主化更是明顯。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下，「社會運動」也獲得前所未有的激勵，社會福利的政策也受到朝野政黨的青睞，競相以做為討好選民的法寶。雖然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但是從另一層面來看，臺灣人相較以往是活得比較有尊嚴和價值。

       或許美國社會的發展真的是比我們快得多，例如美國的聯邦政府由於預算日益縮緊，而將社會政策制定和福利服務支出的責任轉移到各州政府身上，因而相對造成一些服務提供的減縮與困難。而我們臺灣在這方面的演進是與美國有些不同的，中央政府還是仍然負擔著大部份社會福利的支出，例如全民健保、國民年金制度等，這些都需耗費中央大筆預算來支應的。雖然如此地依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仍需負責執行一些社會的福利政策，例如社會救助與生活津貼等，但這些還是依法由中央和地方分別編列預算，所以中央政府逃不掉要每年編列定額的縣市社福預算補助。而美國聯邦政府這樣的“推諉責任”給州政府是有其正面與反面的價值，好的方面，讓地方政府和當地社區主導社會福利政策的施行，可能會創造出更多處理問題的方法與彈性。

      以上所述的主要重點，是未來政府花費在社會方案的經費可能會朝遞減的趨勢發展，所以我們可能需要有不同的面對與因應，才能確保滿足人民的需要，提供更完善的服務措施。例如，機構結盟和資源整合、個人或是企業組織也要分擔社會責任等。由此看出『社區心理學』家未來所擔負的責任也愈來愈大，因為許多工作都需要我們去做整合和倡導的。因此，在未來的時代變局中，如何有效從事「社會改變」和『社區心理學』的研究與實務工作，「資訊傳播」、「初級預防」、「行動研究」、「多元性議題」、「科際整合」、「社會政策」等都是重要的發展方向。也值得放在『社區心理學』家的養成階段中，應該具備的價值、觀點、課程學識、實務技能等。

       以『社區心理學』研究所課程的三大價值(1.具創造力地去扮演創新的角色；2.有社區的概念並在同等立足點與他人合作；3.著重不同文化間的多元性)來說，要學習或建立這些的專業價值觀，可能不是一年半載所所達成的。尤其目前在『心理學』領域的學生中，還是多以主流或就業為優先考量。無論如何，如果熱衷於把這世界變更美好，就值得終身的投入與承諾，相信會更清楚要怎麼幫助人們活得更好。但也別忘了善待自己，才能走更遠的路。

        其實，在什麼位置上工作並不重要，以怎樣的心態工作才真正是有影響的。

十七、回到社區；不斷變化的脈絡和『社區心理學』領域

       在談到『社區心理學』的未來時，「回到社區」可能是一個重要方向，尤其立基於『社區理論』，也就是轉移對單一個體的關注，回應社會的真正需求。因此，『社區心理學』家應該持續將重心放在價值觀、社會組織和環境的「賦權」角色上。因為回顧先前《社區心理學期刊》上發表的研究文獻，的確比較著重在「個人」的研究，期待未來的學者專家能回到「社區」的研究上，來彰顯『社區心理學』的研究議題。

        一個專業的發展與榮枯，一定需有賴於背後堅強的理論基礎、動機主題、價值立場。早期『社區心理學』的發蹟乃在於「改革者」和「心理學理論與實務的重新思考」的定位上，所以比較沒有關注到所謂的「社區生活」，以及其運用在促進心理的「適應」方面，而且「community」在此專業中還是缺乏具體的釐清。另外，在追求社會公平和正義，及改善社會一些長期處於劣勢的情況，是『社區心理學』家所篤信的道德和『哲學』的價值基礎。這些『社區心理學』專業發展上所面臨的困境與問題，都是值得深入反思的。

       除了強調「回到社區」概念的重要性外，也需要仔細地從「社區」的定義釐清開始，到「社區」的「地域」、「集體政治權力」、「關係性社群/社區」概念的提出，最後一步步達到「社區營造」的境界。雖然這樣的思索歷程是清晰、具體的，但是要成為專業者心裡的一部份，還是不容易的。因為我們一般助人專業者所看到的世界場景，都一再忽略了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政治的大環境，那怎麼能夠讓我們能夠相信「社區/社會結構」是可以改變的，而且值得我們去付出與努力的。

       有一句關於「社區發展」的格言是“不管問題如何的嚴重，人們如果沒有從其努力結果，看到一些利益的話，他/她們是不會行動的”。一般人是如此，專業者也逃不過此命定。如果沒有一個具體的專業表彰或是成就，多數的專業者是不會冒然投入到「社區」的研究和行動中，臺灣目前的『心理學』專業領域亦是如此。

       從美國「社區研究與行動協會」(SCRA)從1966創立以來，這數十年的歷史進程中，對於社會科學和人類生活的實質貢獻是不可抹滅的。如果能善用這些豐富的領域資產，再加上「多方面與替代的探究方法」、「發展與其他領域和公民的合作可能性」、「增加行動研究方法的重視」以及「結合『臨床心理學』和『公共衛生』領域重新創造新的預防介方式」的四大面向努力，深信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時，『社區心理學』專業的發展前景是可以樂觀預期的。

       『社區心理學』在國外是有相當的成熟度了，但國內能算“起步”了嗎？



🔍參考文獻：

  • 陳嘉鳳、周才忠 (2005)。「Swampscott會議四十週年之際，論社區心理學之本土開展與未來方向」。中國輔導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口頭發表，台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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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loos, B., Hill, J., Thomas, E., Case, A. D., Scott, V. C., & Wandersman, A. (2021). Community Psychology: Linking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4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Schlehofer, M., & Vapsva, J. (2019).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Undergraduate Course from a Feminist Pedagogical Framework: Faculty and Students. Global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Practice, 10(2).
  • O'Sullivan, M. J. (1997). Undergraduate courses in community psychology: Issues, paradigms, and experiences. in C. R. O'Donnell, & J. R. Ferrari (Eds.), Education in Community Psychology: Models for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programs (pp. 5-16). New York: Haworth Press.
  • 陳嘉鳳、周才忠 (2011)。「海峽兩岸建構幸福社會的契機及挑戰：社區心理學家的觀點」。第七屆華人心理學家學術研討會論文宣讀，中央研究院。
  • Chou, T. C., Chen, C. F., & Hsieh, H. C. (2011). Community psychology practice in Taiwan from 1990s to 2015. Poster present at the 13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for Community Research and Action, Chicago, Illinois, USA.
  • 周才忠 (2024)。「台灣心理專業者的未行之路」(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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