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5日 星期六

街友心理輔導理論與實務:一個社區心理學家的觀點


作者:周才忠、王椗煌 (日期:2005/11/19)

  街友(homelessness)的人數快速增加,與其面臨的諸多問題與困境,目前已引起美國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美國心理學會(APA)從1980 年代即開始支持街友相關之政策與方案,其心理學研究亦大幅增加,含蓋了街友的特徵、心理疾病、物質濫用、成人處遇、兒童與青少年影響、社會議題等方面(APA, 1990)。然而,當時由於主要的相關研究經費來自於「物質濫用及心理衛生服務管理局」(ADAMHA),街友問題被歸咎由個人因素所造成,而不在於影響所有街友甚大的居住與就業的相關議題(Levine & Levine, 1992)。


  Morse(1992)指出,街友的形成因素實來自不同的面向,例如文化(族群歧視與偏見、社會冷漠與缺乏關注)、制度(經濟、住宅供給、社會協助、心理衛生、藥酒癮防治、刑事司法)、社區(都市更新政策的影響)、組織(服務對象條件的限制、服務傳輸系統的問題、服務撤離)、家庭(原生家庭影響、缺乏家庭與社會支持)、個人(個人特性、個人選擇、不適應與困頓的負向循環)等。因此,長期關注街友問題的美國社區心理學家Shinn (1990;2000)就認為街友本身可能只是貧窮且缺乏棲身之所而已,猶如在「音樂椅遊戲」中那位最後搶不到椅子的人(玩遊戲者皆為窮人,而椅子是有限的低收入住宅單位)。如果只關注在其個人層面問題的探討,此將遺漏更多真正的事實。另外社會政策方面,假使所有努力只在街友的個人與微觀系統的話,可能只是「搶不到椅子的人」再度洗牌而已,並無助於增加有限的椅子。


  街友的壓力源、因應、需求評估等亦是社區心理學的重要研究項目。西班牙在1999年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六成的男性街友曾持續失業一個月以上、有較大的財務危機、感覺被親友遺棄、重要親友死亡等壓力事件。另外,在美國紐約州水牛城之一項研究中亦顯示女性街友較常感到憂鬱與焦慮,如果是單身的話,更有受到侵害的壓力。Banyard 在1995年調查三個美國城市攜子的女性街友,發現超過五成受訪者的壓力因應策略為直接表達需求、尋求社會支持、正向思考問題、思考如何解決問題等(引自Dalton, Elias & Wandersman, 2001)。Morse(1992)曾彙整出街友個人方面的暫時庇護場所、食物與營養、衣物、避免遭受性侵害的保護、犯罪與法律問題等18 項服務需求。Acosta 與Toro(2000)針對301位水牛城的成年街友,進行系統性的需求評估調查,結果發現「重要且難以獲得」的服務需求為負擔得起的住宅、安全、繼續進修、交通工具、醫療照護(含牙科)、技能訓練與就業服務等,「相對不重要且容易獲得」的需求項目則為心理衛生與物質濫用服務,並且曾接受該服務者,普遍感到不滿意。

  Morse 與Calsyn(1992)提出街友心理輔導方面的建議有(1)不同類型的街友群體,應提供其合適的心理衛生服務。(2)危機處置及間接的諮詢與教育服務對於街友收容機構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案。(3)除了長期的醫療與諮商服務之外,也需建立社區支持服務系統。(4)密集且長期性的個案管理與日間照護方案是必需的。Breakey(1992)亦談到相關實務的原則為(1)克服對街友的烙印與偏見。(2)廣泛與創新的處遇技巧。(3)耐心去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4)瞭解街友不願改變的實際原因。(5)瞭解街友需求的優先順序,心理衛生相關服務必須與滿足其基本物質需求同時進行。(6)發展街友的自然支持網絡系統。另外Dalton 等(2001)闡述社區心理學的「社會支持」理論中,靈性與宗教的資源能夠影響一個人的因應能力、安適程度、充權與否、生活問題預防等。1997 年,一項美國全國性調查結果亦發現,對於低收入戶、老人、非裔等族群,靈性與宗教是最有效增進因應能力的方式,因為這些族群較少獲得非宗教的心理協助資源。


  Shinn(1990)認為街友不單純是一個心理層面的問題,她並提出心理學家的研究與行動角色,研究方面有(1)必須跨越只在探討街友問題取向的研究典範,應該將焦點放在分析個人與結構層面所連結的變項。(2)必須研究分析街友個人與「宏觀-社會政策」之間的層面。(3)必須由橫斷式研究設計,跨越到闡釋街友特性的縱貫性研究。在行動方面為(1)應該協助政策制定者瞭解街友心理因素(如心理疾病)只占部分的影響角色,以及主要之結構性因素。(2)心理學家典型地想要藉由服務來減輕問題,例如從心靈雞湯到物資濫用治療,但我們必須承認一個沒有住宅供給的服務方案,是不可能使街友的位置重新分配。(3)能夠促使系統發揮對於次級族群的支持功能。(4)應該致力於街友族群的產生,包括賦能租屋者、鄰里守望互助會與社區能夠維持住宅供給的穩定,或是結合社區發展組織創造出更多的住宅供給量,以使窮人也有屋可住。

  反觀國內街友問題與輔導概況,雖然民國45年,台北市遊民收容所正式成立,專門收容警察單位取締之遊蕩街頭或露宿公共場所及無身份證件足資證明之無業遊民、乞丐、精神病患等。民國80年之後,因「遊民輔導辦法」的實施及人權逐漸受重視,而改由社政單位的社工人員來管理,並仍有警察負責隔離與安全的工作,及聘有專業護士負責日常健康照護。但是目前社會大眾仍然沒有減少或停歇對於街友的烙印、歧視、厭惡與排斥,政府單位、民間社福機構、慈善與宗教團體等亦無以積極與系統化的處置來關心他(她)們的身心健康,提供良好的就醫環境,瞭解其真正的心理需求,並為其重新找到立足社會與走入家庭的一條路。以民國92年發生SARS 疫情風暴為例,當時街友就成為整個恐慌、焦慮與緊繃的社會氣氛下之唯一出口,他(她)們不斷被政府官員以「最大流動感染源」、「超級傳播者」與「不定時炸彈」為名,強迫量體溫或送進收容所與軍營隔離,領受政府與社會捐助的街友服務也緊急拉下鐵門停止服務。


  第一作者於研究所期間至遊民收容所諮商實習一年,另位作者則曾為前台北市遊民收容所替代役,兩人長期與所民沒有任何距離的一起生活、互動、吃飯、活動等,所以非常瞭解他(她)們背後的辛酸與血淚,及其堅毅與真情之處,也深切體會他(她)們位處社會底層的人生困境往往不是單一因素造成或個人能力可以解決的,以及單靠衣食的供給是無法滿足他們心理需求,為他們找到真正快樂,因為他們真正想要的,或許只是一句肯定的話語一個真誠的微笑一個熱忱的擁抱一個關愛的眼神

  今年年會的主題之一,即在關懷社區中的弱勢族群,此代表諮商心理學界已體察到應擔負的社會責任。由於街友問題的相關處置在國內一直被視為社會工作的專擅領域,作者將分享自身在遊民收容所之(1)評估「慈濟人醫會團康活動」、「靈糧堂喜樂小組」與「旅遊」等活動之過程及成效;(2)所民之支持性晤談與諮詢服務;(3)實習過程之文章論述,以提供未來有志參與街友心理研究與實務行動之社區諮商專家學者或助人工作者之具體參考。


本文發表於中國輔導學會(更名為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05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關懷新弱勢族群與建立諮商與輔導的多元視角」。台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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