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蕾莎修女：「並非人人都能成就大事，但我們可以用偉大的愛去做一些小事」；聖雄甘地：「找到自我的最好方法，就是忘記自我，為他人服務」；納爾遜·曼德拉：「生命中重要的，並非我們曾經活過。我們為他人的生活帶來了什麼改變，才決定了我們生命的意義」。這些名言，在某種程度也體現了「社區精神」或「靈性資產」。這兩者對許多人(尤其是變革推動者或行動者)來說，可能是一項深刻的精神追求或畢生的志業。然而，美國著名詩人-卡明斯曾說過：「在這個竭盡全力讓你像其他人一樣的世界裡，成為除了你自己之外的任何人，這是最困難的事情」。因此，本文介紹的主題，包括「社區精神」的定義、「社區精神」與靈性和超越感、「社區精神」或「靈性資產」的實踐範例(如對他人慈善/富有同情心/寬恕與和解/感恩與欣賞/散播希望/推廣好客的生活方式/實踐謙遜之心/倡導正義/耐心-經受考驗/表現出寬容與接納)。「社區」，是一個瞬息萬變的工作場域，如同《薛西弗斯的神話》中所描述的那位“荒誕英雄”，很多時候今天的努力，明日可能化為烏有，但「社區」工作仍是極具吸引力的。我們更需要時時保持充沛的能量，與「社區」成員一同行動，創造改變的契機，直到未來彩虹升起那一刻！！
『社區精神』的定義
關於「社區精神」(Community spirit)的定義，在《Cambridge Dictionary》的解釋是，當地居民之間的友善與理解。而《Oxford Languages》中的意思，為對所在「社區」的參與感和關懷。此外，《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的界定，則是參與促進「社區發展」的活動之意願和渴望。
「社區精神」被概念化為一種歸屬感、自豪感以及對維護和保護自身社區的承諾。「社區精神」類似於「社區心理意識」(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的特徵，後者由體驗、成員實踐、人際影響、融合以及透過培養共同的情感聯繫來實現個人成就的需求所構成。因此，「社區精神」並非一種靜態的形成或狀態，而是一個動態的、湧現的過程，它依賴於以溫暖、熟悉、包容和對話為特徵的社會紐帶和關係的培養(轉引自Blake et al., 2022)。
1974年，耶魯大學『社區心理學』名譽教授-西摩‧薩拉森將「社區心理意識」定義為：“與他人有類似的知覺，與他人的相互依存關係，願意透過給予他人或為他們做人們期望的事情來維持這種相互依存的關係，感覺一個人是更大可靠和穩定結構的一部分”。薩拉森也主張，“「社區心理意識」的缺乏或稀釋是人們生活在社會中最具破壞性的動態關係”，它的發展和維護是『社區心理學』的“楔石價值”。(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綜合觀之，「社區精神」是「社區心理意識」的要素。而「社區心理意識」提供「社區精神」一個結構化的框架，以利更具學術性和可衡量性的方法來分析那些在群體中創造強烈連結感和歸屬感的感受與體驗。此外，「社區精神」可以被視為成功「社區營造」的新興特質，它植根於「社區心理意識」的心理過程。
『社區精神』與靈性和超越感
「靈性」(Spirituality)是一個比「社區精神」更廣泛的概念，涵蓋個人對意義、目標以及與超越自身事物的聯繫的個人探索，這可以包括宗教體驗、個人成長，或對神聖或「超越」維度的信仰。「社區精神」雖然獨特，但可以成為「靈性」實踐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對許多人來說，歸屬感和對「社區」的貢獻，可能是一項深刻的精神追求或畢生的志業。
諸如同情心和寬恕之類的「靈性資產」(Spiritual assets)，是每個文化和「社區」都普遍珍惜的品質。儘管幾乎所有宗教傳統都承認它們，但它們並非特定宗教、教派或宗派的專屬。它們存在於相信或不相信更高力量或上帝的人身上(Berkowitz, n.d.)。1993年，薩拉森指出，縱觀歷史，「社區意識」往往與超越自己和眼前世界的「靈性」體驗之「超越感」(Sense of the transcendent)聯結在一起。他將此超越性描述為「需要感受到一個人現在、過去或做過的事情具有超越其個人時間和地點界限的意義」(Sarason, 1993)。
回顧『心理學』領域百年來發展，存在一些「自利性」面向，及作為和不作為的錯誤。例如，遺漏了「宗教」(*尤其是原教旨主義變體)對於理解現代心理的重要性。這個遺漏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的，在這段歷史中，「超越性」需求與「社區」需求之間的關係經歷了一次斷裂，這給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都帶來了令人不安的後果。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和美國心理學家-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史金納(1948)這兩個相隔2500年的人物的思想和著作闡述了這些需求的本質(Sarason, 1993)。
1873年，當德國哲學家-尼采即將迎來30歲生日時，他在一篇題為《作為教育家的叔本華》的文章中道出：「沒有人能為你建造一座橋樑，只有你能跨越生命之河。也許有無數的小徑、橋樑和半神會很樂意帶你過去；但代價是典當和放棄自己」。1953年，美國著名詩人-卡明斯在59歲生日剛過時，也在《一位詩人給學生的建議》一文中提及：「在這個竭盡全力讓你像其他人一樣的世界裡，成為除了你自己之外的任何人，這是最困難的事情」。
『社區精神』的重要性
「社區」，是一個瞬息萬變的工作場域。如同《薛西弗斯的神話》中所描述的那位「荒誕英雄」，很多時候今天的努力，明日可能化為烏有。雖然「社區」工作是極具吸引力的，但此堅持“徒勞無功”的專業傻勁，不是每個助人工作者都可理解或長期忍受。而且這可能一段漫長、艱辛的自我「反芻」過程。 尤其在『社區心理學』的社會實踐過程，常常面對長期被壓迫的不同群體，其困境源自背後更大系統、生態或制度的多重因素。因此，我們更需要時時保持充沛的能量，與他/她們一同行動，創造改變的契機，直到未來彩虹升起那一刻。那我們要如何讓自己持續堅持下去，並在富洞察力、有用的謀略下克服種種困難或挑戰，而不使社會改變的熱忱被消耗殆盡呢？！
1971年，『社區心理學』先驅者的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心理學教授-詹姆斯·凱利，也是享譽國際的「生態觀點」創始人。他曾描述身為社區心理學家需具備的「七大個人素質」(Kelly, 2006; Kloos et al., 2012)，或許可很大程度解決上列專業困境並增強永續能量的來源：
- 可明確識別身份且有益於整體社區的能力：例如參與式研究者、方案評估人員、政策分析師、倡導者、撰寫經費申請計畫人員、臨床助人工作者、諮詢者、工作坊帶領者或其他角色。此能力也應該以某種方式傳授給社區成員們，使其成為一種“資源”， 而不只是扮演一個“專家”角色。
- 創造生態環境中的認同(Eco-identity)：讓自己沉浸在某社區之中，並獲得認同以及關照此社區。這般對社區的“情感投入”，可支撐長久的承諾、更深入的瞭解和尊重這些社區成員們的抉擇。
- 對多元差異的忍受度/欣賞力：超越被動式忍受，進展到“理解與信奉”多元價值。它涉及需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們建立關係，以及體會這些差異何以是該社區的資源(*可提供更全面的瞭解)，即使在相互衝突情況下。它也關於瞭解社區成員之間的差異性，並尋求各種方法去運用這些資源。
- 能善用各種資源來有效因應：所有社區成員均為或具有資源，但這些在社區生活中可能不是顯而易見的。此必須有能力去發掘潛在的技能、在地見識與其他資源，並且珍視/善用它們成為協同合作時的利基。這通常牽涉到如何跨出「專業─專家」的角色，而與受眾成為真正的合作夥伴。
- 甘冒選邊站的風險：此涉及如何扮演由某真正原因或人為所引發尋求社區正向改變的倡導者。這往往須選擇跟邊緣、不受歡迎、地位低的人物或團體站在一起，以對抗更強大的利益集團。雖行動前明知會成功，仍有失敗風險。這種冒險不是衝動，而是真切表達自己珍視此社區的一種方式。
- 在耐心與熱情之間取得代謝平衡(Metabolic balance)：為了持續參與在某社區中，人們必須熱愛自己從事此工作的價值和目標，對社區改變所需時間也要有足夠的耐心。知道何時發聲與何時沉默是一種須學習的藝術，因為我們透過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可以發現一些方法讓自己堅持下去。
- 放棄個人屬名：社區心理學家的目標是在強化社區資源、與社區夥伴合作，並實現正向的社區變革。尋求或沉迷於個人名分，可能會干擾其長期追求這些目標。慶祝成功是很重要的，但最好能共享此榮譽。如果一個人的專業虛榮心需要認可和讚賞，那麼短期偽解決方案將很有吸引力，而真正的改變是不可能的。社區心理學的回報是社區的改善，而不是社區成員的感激之情。
『社區精神』或「靈性資產」的實踐範例
變革推動者或行動者的某些個人素質(如「社區精神」與「靈性資產」)，可以帶來更有效的「社區營造」和整體社區生活。因為，假使有些人難以感同身受他人的痛苦或苦難；或者他們感知到卻漠不關心；或者他們可能對他人的痛苦感到同情，但出於某種原因沒有採取行動去其減輕痛苦。這些人不會促進「社區營造」。同樣，如果有人對他人的感受不敏感，或者難以與他人建立關係或信任他人；或者不喜歡或譴責某些群體—這些個人素質，如果在更大的群體中普遍存在，也會使建立強大的「社區」變得更加困難。相反，如果「社區」成員能夠意識到他人的需求、信仰和情感；當他們樂於與他人互動時；當他們傾向於尋求並重視與他人的聯繫時；當他們感受到與他人的共同紐帶並有動力維持這種紐帶時—這些個人素質就很可能促進了「社區營造」工作(Berkowitz, n.d.)。以下是十個相關實踐範例：
1.對他人慈善
對他人的「慈善」(Charitable)是一種「靈性資產」，能夠促進「社區」的營造工作。有些人甚至認為，如果沒有某種形式的「慈善」實踐，就不可能建立歸屬感和社區認同感(McIvor, n.d.)。
《我在因爲我們同在─「烏班圖」的非洲哲學》
跟一群孩子玩個實驗小遊戲
他把一籃水果放在不遠樹下，並提議，誰能第一個跑到者
誰就能獨享這籃甜美的水果
熟料，只見孩子們手牽著手，一同跑向樹下後大家坐下來
彼此共享著這籃甜美的果實
西方文化乃立基於個人主義，如笛卡兒【我思，故我在】
自我，非由他人關係來決定
然而非洲南部的祖魯等部落，「烏班圖」的哲學卻象徵著
我在因我們同在的傳統文化
例如，如果其他所有人都悲傷的話，[我們]其中一人怎能快樂起來
身處當前不確定性的混沌世界
社區/社群(Community)主義才能弭補傷痕/彌合社會鴻溝
正是西方世界個人主義的解藥~~
「烏班圖」(Ubuntu)精神的本質是社區/社群團結，以及我們的一切行為如何影響他人和社會。這是聯合國全球目標的共同點，也是消除極端貧困的使命的動機，以便世界各地的每個人都能平等地生活。例如，當南非最終放棄種族隔離時，這種變化得到了非洲「烏班圖」哲學的緩解與支持。此事實證明，「烏班圖」的思維方式，為非洲人們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方法來對抗個人主義，並共同創造出集體的幸福感。
南非聖公會首位非裔大主教和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戴斯蒙·屠圖(1931-2021年)認為，「烏班圖」是人性的本質：“人不可獨善其身，而當你擁有這種品質—Ubuntu—時，你就會以慷慨而聞名。我們常常將自己視為彼此孤立的個體，而實際上，你們彼此相連，你們的所作所為會影響整個世界。當你做得好時，它會傳播開來；它是為了全人類”。
屠圖將「慈善」定義為擁有「慷慨」(Generosity)的人。無論你稱之為「慈善」還是「慷慨」，每個詞都意味著為他人奉獻自我，為了「社區」的更大福祉。這可以是奉獻自己的時間或金錢，也可以是簡單地說一些不帶批判的善言善語(McIvor, n.d.)。
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場中有一段台詞：「慈悲」(Mercy)的品質是不會變質的，它像天上的細雨一樣滴落在地上，它受到“雙重祝福”─它祝福施予者和接受者，這是最強大者中最強大的...。
透過「慈善」行為或「慷慨」解囊，我們彼此之間建立了更深的「社區意識」。我們開始將自己視為一個「整體」——一個透過「Ubuntu」彼此聯繫的「社區」。我們開始理解並承認，我們以一種尊重和支持的方式相互依存。作為人類，作為一個社會群體，我們需要生活在一個充滿支持性的環境中，在那裡我們得到滋養，能夠共同發展，並堅定地致力於整個「社區」的幸福。我們生來就注定要這樣生活。彼此友善不僅是“一件好事”；它是我們作為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也是我們作為一個地方乃至全球「社區幸福」的必要條件(McIvor, n.d.)。
2.富有同情心
「同情心」(Compassion )是一個深植於人類意識的概念。在如今超過80億人口的世界中，它或許對我們的「幸福」至關重要。事實上，人類思想和心靈中的「同情」能力，最近已成為『神經科學』的研究主題，也是『心理學』、『倫理學』、『文學』和『神學』領域持續討論的主題，它或許是人類生存以及我們與其他生物共享環境的關鍵(Kerr, n.d.)。
由於「同情心」具有多面性，要定義它並非易事。我們可以思考「同情心」一詞在不同語言中的意義和起源；我們可以在倫理道德的討論中讀到關於這個概念的內容；我們可以參考世界各宗教的故事、寓言和神學；在當今的『科學』期刊和學術研究以及流行雜誌、文章和影片中，我們可以在各種相關品質和概念的脈絡下閱讀關於「同情心」的內容(Kerr, n.d.)。
「同情心」在古代和現代文化中都被視為重要而強大的價值觀，它為人類創造富有「同情心」的社區，甚至一個充滿「同情心」的全球社區，賦予了激勵人心的潛力。在這個「社區」中，人們彼此承擔責任、互相關愛，和平共處成為現實(Kerr, n.d.)。
確定「同情心」定義的最初困難在於，無論在語言或文化層面，「同情心」的概念都難以翻譯。牛津線上字典將「同情心」定義為“對他人的苦難或不幸表示悲憫之情和關心”，並將其起源追溯到教會拉丁語中的“compati”，意為“共同受苦”。然而，幾個世紀以來，這個詞變得越來越複雜和微妙，史丹佛大學醫學院同情心和利他主義研究與教育中心網站上發布的關於這一概念的各種各樣的定義和方法就證明了這一點(Kerr, n.d.)。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東灣分校『社會心理學』和商業管理教授兼研究員-丹‧馬丁提出，採取“行動”是「同情心」的重要面向。他認為「同情心」是一個複雜的概念，能夠以無數種方式體現出來，並提出了「同情心」的三部分定義：(1)注意到痛苦，(2)感受到「同理心」，以及(3)採取“行動”減輕痛苦，並以此引導他人在實際行為中體會到這種痛苦。因此，為思考「同情心」在「社區營造」中的重要性提供了一個實用的概念和良好的起點，其統整性定義可為：「同情心」是一種當一個人意識到他人的痛苦，對他/她感到“同理心”(empathy)，並採取“行動”減輕痛苦時產生的情感(Kerr, n.d.)。
「同情心」是一種素質—一種資產—我們大多數人與生俱來，並且首先在照顧者與嬰兒的紐帶(關係)中發展。這一事實為進一步激發和鼓勵個人、群體、社區以及國際社會的「同情心」帶來了希望(Kerr, n.d.)。
在提升兒童幸福感的「多重生態介入模式」中，「社區聯盟」的潛在介入點被置於圖示中央，這是因為建立有效的聯盟是成功實施社區改變風險和保護因素方法的關鍵。這樣立於強化「社區」的尋常神奇力量，美國『關懷社區』(Communities That Care)方案是目前兩個具成效的實務模式之一。這個方案強調「社區聯盟」的重要性，並評估了社區資源，重點尋找適合社區需求的「循證」(Evidence-based)介入措施，以及持續評估其努力的「功效/效果」(Effectiveness)。此CTC方案是由David Hawkins和Richard Catalano(1992)開發出來的。其運用一種類似「發展性資產」(Developmental assets)模式的方法(如兒童內在因素；兒童的家庭；或促進兒童和青年健康發展的學校、鄰里或社區)，但在評估中包括風險因素和保護因素。目前，美國物質濫用暨心理健康服務管理署(SAMHSA)列為示範方案之一。2004年，美國探索研究機構(Search Institute)檢閱了現有研究，並參酌本身進行的廣泛研究，以制定一份具有40項「發展性資產」的清單。其中，內在資產包括對學習的堅定承諾、正向價值觀、社交能力和正向自我認同。外在資產則包括支持關係、利社會的參與機會、對行為的明確界限與期待，以及建設性利用時間的機會。研究也證實，許多「發展性資產」反映了與「韌性」相關的因素。一項大型相關『關懷社區』的縱貫性研究，將24個社區隨機分派到介入組和對照組，已經過反覆地評估。雖然多年來的評估結果好壞參半，但最新評估，在基準線10年後當方案參與者21歲時，發現有正向的長期減少在物質使用(49%)、反社會行為(18%)和暴力參與(11%)(Oesterle et al., 2018)。『關懷社區』這個經典方案從評估你所在社區目前存在的「發展性資產」或風險和保護因素開始，然後這些方案指導你如何選擇與實施針對你社區特定需求的介入措施。這樣基於「優勢」的整體社區評估和介入作法，清楚地反映了『社區心理學』的價值觀和哲學(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3.寬恕與和解
「寬恕」與「和解」可以發生在人類經驗的各個領域，包括個人、社區、國家和跨國層面。而關於人類生存中，這些常見而又複雜的方面，又攸關它們對「個人」和「社區」的幸福(well-being)之重要性，故值得思索如何以正向的方式運用它們來治癒與強化「個人」和「社區」。但在任何關於「寬恕」與「和解」的討論中，務必先區分兩個方面。首先，「寬恕」並不一定意味著與犯錯者和解。你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不願意「寬恕」，它是額外的選擇。再者，與一個你沒有付出某種努力去「寬恕」的人「和解」幾乎是不可能的(Cantacuzino & Karolyi, n.d.)。
「寬恕」(Forgiveness)的定義，是放棄正當復仇權利的原則性決定；它也要求寬恕者認識到冒犯者「和我一樣是人」。正如英國哲學家兼詩人-大衛‧懷特所寫：“正是我們內心受傷的……無法忘記的那部分……使得「寬恕」成為一種同情的行為，而非簡單的遺忘”。在經歷傷害、痛苦或暴行之後，「寬恕」或許能帶來解脫和自由。這是一種切實可行的方法，可以防止過去的痛苦左右未來的道路(Cantacuzino & Karolyi, n.d.)。
「和解」(Reconciliation)的定義，則是指透過克服悲傷、痛苦和憤怒來修復破裂的關係。正如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和平與衝突研究學系教授-凱倫·布羅努斯所寫，「和解」是“一個社會過程，它涉及相互承認過去的苦難，並將破壞性的態度和行為轉變為建設性的關係，以實現可持續的和平”。「和解之路」也可以被描述為一段貫穿兩個方向的終生旅程：向內，走向自我發現並與苦難「和解」；向外，走向認可甚至原諒他人。「和解」既是個人內在的經驗，也是人際互動的經驗，一個人越深入發現內在與外在的「和解」都是可能的，「和解」的每一個面向都會得到提升(Cantacuzino & Karolyi, n.d.)。
「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相對於「報復式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是一個以“對話”為核心的過程，共同討論他們如何受到不公正的影響，並決定應該採取哪些措施來修復傷害。此理念為，「正義」應該是能有癒合並防止再犯的積極功能。從十九世紀上半葉開始，「修復式正義」一詞就出現在相關書面資料中。但這個術語的現代用法，最早由美國心理學家-阿爾伯特·埃格拉什提出的。而其實踐和理論的先驅者，則是美國著名犯罪學家-霍華德·澤爾，他目前是維吉尼亞州東方門諾派大學-正義暨和平締造中心的特聘教授，以及澤爾修復性司法研究所的名譽聯合主任(轉引自周才忠，2024)。
那什麼是「修復式正義」 的「社區」實踐新方向呢？主要是近年來主導公共話語的「受害者」形象發生了轉變，越來越多的當事人拒絕傳統的受害者“標籤”，因為其即意味著無助和依賴，而採用希望以“參與”刑事訴訟過程來「解放」(Emancipation)受害者的形象。然而，站在『社區心理學』所強調的「賦權」觀點來看，傳統的「修復式正義」定義，將「賦權」侷限在發展自信和對犯罪的新理解上，忽略了「賦權」的行為組成部分。這項“個人化”特徵似乎也否定了受害者促進「社會變革」的能力，並阻礙他們獲得真正的「賦權」(Aertsen et al., 2011)。例如，挪威的社會學和犯罪學家-尼爾·克里斯蒂在1977年提出的「衝突竊取」(Conflict theft)概念，其認為專業人員往往有控制衝突的傾向，進而剝奪了在衝突初始階段，各方(含「社區」)合作在解決衝突方面的積極作用，並從這種癒合經驗中受益的機會(Tschudi & Reichelt, 2004; Wood & Suzuki, 2020)(轉引自周才忠，2024)。
因此，「社區」在追求「修復式正義」的過程中，可扮演不同層次的角色。在任何特定爭議中，「社區」的地位將取決於所造成的傷害程度、爭議雙方的關係以及所代表的群體等因素。受害者、犯罪者和社區各自具有其傷害、相應需求和責任定義的角色。當地「社區」因犯罪衝突而產生五種普遍需求：正義感、解決衝突中的社區賦權、重建和平關係、安全感和希望以及防止類似衝突再次發生的具體行動。當地「社區」的責任是立即採取行動保護受害者和犯罪者，追究犯罪者的責任，並堅持讓有關各方積極參與解決過程。此外，「社區」必須為受害者和犯罪者提供尋求癒合的資源、有關「修復式正義」模式的公眾教育、充當和平解決衝突進程的典範，並找出反覆發生衝突的系統根源並鼓勵從“上游”加以改善(McCold, 1996)。此根植於「毛利」(Maori)文化的「社區」模式，通常被認為是傳統的“報復式”法律行動或臨床治療的替代作法，其具有「預防」效果。目前，北歐福利國家中的挪威，已開始將這種新修復思維，納入其市政當局在解決問題的政策之中，如提供在地社區的免費調解服務(Konfliktrådet)(McCold & Wachtel, 2003)。另外，紐西蘭和澳洲正在開發相關的家庭小組會議模式(McCold, 1996)。這些都可供實務之參考(轉引自周才忠，2024)。
由以上觀之，對於大大小小的衝突事件(含國家迫害、歷史創傷等)，一個完整的「修復式正義」系統運作模式，可能包括「對話」→「寬恕」→「和解」→「共生」的共同參與歷程。而「社區」則扮演每個階段的橋接與“有機連結”角色。實際上，「復原」是一條漫漫長路，尤其是集體創傷。“理解”是相互的，“誤解”也是相互的。選擇「寬恕」很難，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放下、「和解」，繼續往前走(轉引自周才忠，2024)。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可能會意識到，持續懷恨在心是有代價的(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社區)，因此選擇釋放他們的苦澀和憤怒。只有這樣，他們才能開始著手制定修復傷害的計畫。「寬恕」的人選擇不延續歷史的怨恨；他們總能以某種方式翻過新的一頁，擺脫過去的束縛，重新建構自己的故事(Cantacuzino & Karolyi, n.d.)。
4.感恩與欣賞
當你在鄰里或「社區」裡漫步，與路過的人(即使是幾乎不認識或根本不認識的人)接觸時，這傳達了對他人的認可和感激。你可能只是微笑或揮手致意，你的言行可能只需片刻。但即使是這些細微的相遇，隨著時間和人際互動的增多，也會創造出一種歸屬感和被尊重的感覺；它們會積少成多，產生累積效應。如果你遇到認識的人，可以聊一會兒，如果合適，不妨藉此機會讚美他們的成就，或表達對幸運事件的喜悅，或祝福他們在新學校、新工作或家庭成長中一切順利。所有這些細微的舉動也體現了欣賞和關懷，它們也會積少成多(Berkowitz, n.d.)。
「感恩」(Gratitude)與「欣賞」(Appreciation)在「社區」生活和「社區營造」中至關重要，因為它們能讓我們與自己和他人建立正向而直接的關係。感恩和表達欣賞能打開我們的心扉，讓我們更積極地完成眼前的任務。這些特質是「靈性」層面的；它們將我們提升到更高的成就和連結的高度。它們將人們凝聚在一起，增強我們的合作。它們還能改善「社區」的成果。此外，透過提升公民、志工、員工和資助者的能力來促進「社區」工作的參與，從而帶來更持久、更永續的「社區」成就(Hale & Keblusek, n.d.)。
在這個快速發展的時代，當世界的緊張和衝突似乎勢不可擋且近在咫尺時，「感恩」和「欣賞」尤為能增強力量，並賦予生命力。它們就像一個人認可另一個人的努力，或者一個人將開放而全心全意的聯繫首先傳遞給自己，然後傳遞給周圍的世界一樣重要。例如，當我們經歷政治動盪、經濟不確定性和環境挑戰時，「感恩」和「欣賞」會放大和擴展我們面前的道路。它們照亮了我們作為相互依存的個體所擁有的現在和未來的機會。在危機、轉型或看似混亂的時刻，「感恩」和「欣賞」可以幫助我們穩固自身，重心集中，平衡無力感或不知所措的感受。「感恩」和「欣賞」的行動使我們與他人建立聯繫，並積極主動地為他人服務。它們幫助我們以及我們周圍的人加強對我們的「幸福」(Well-being)至關重要的「社區」紐帶(關係)。
5.散播希望
「hope」一詞源自晚期的古英語「hopian」與「hopa」，意為「有希望的神學美德；盼望(救贖、憐憫)，信靠(上帝的話語)」，也指「信任、有信心；滿懷信心地假設或相信」(某事是或將會是)。13世紀初，開始有「希望」(某物)、「渴望」。14世紀晚期則表示「所希望之事」以及「希望的基礎」。在1610年代，亦指在絕望中抱有希望，也就是“在沒有任何理由支持希望的情況下，仍抱有希望”。在這裡，「希望」是對未見之事、對當下尚不明晰之事的深切信賴。它也是一種對美好未來的期盼，即使與當前情況相反。
「希望」也可以是實質的。「希望」不僅僅是一種渴望或願望，它還可以被視為抵禦有時可能令人望而生畏的逆境的堡壘。「希望」並非“悲觀”的伴侶，很多時候，看似「現實」的方法最終可能會顯得狹隘。例如，自稱「現實主義者」的人和充滿「希望」的人都認為世界經濟依賴消費和對自然資源的破壞來累積財富。但是，「現實主義者」或許可以合理地預見環境崩潰、飢荒、疾病以及大規模滅絕的加速，而「充滿希望的人」不會否認這一“現實”，反而會預見到採取行動的機會，從而阻止、改善甚至扭轉這些進程。充滿希望的“個人”和「社區」確實能夠看到事物的「現狀」—但「現狀」也包含著事物可能呈現的潛力(Price, n.d.)。
將「社區營造」與培育「希望」連結起來，為什麼如此重要？因為「社區營造」者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希望」的動搖和“失敗”的陰影—熱情消退的風險以及組織過程中的障礙會導致沮喪和退縮，這種風險確實存在。但「社區營造」者是可以透過更深入地理解堅定不移的承諾，並堅信長期變革是可能的—而堅持不懈地努力的—而這種信念正是「希望」的根本特質(Price, n.d.)。
「希望」是一種“存在”方式。「達豪集中營」(1933~1945)，位於慕尼黑西北約16公里處，為納粹德國建造的第一批且最久的集中營。其建築群包括佔地約5英畝的32個營房，除了主要關押政治犯之外，後來也有波蘭人、羅姆人、猶太人、同性戀者、耶和華見證人、天主教神父、共產黨等，囚犯人數估計超過18.8萬人，其中41,500人被殺，尚不包括因疾病、營養不良和自殺而死亡者。這些囚犯一直生活在殘酷待遇和恐怖拘留的恐懼循環之中，諸如牢房、鞭打、吊在樹上或桿子上，以及長時間立正等。生活起居，也身處非常惡劣的環境之下。因為擁擠不堪、衛生條件差的寢室，不時發生斑疹傷寒疫情，導致大量患者死亡。奧地利神經學家也是納粹集中營倖存者的維克多‧弗蘭克在1984年的《活出意義來》書中記述，許多集中營囚犯，儘管他們生活在痛苦和恐怖中，但他們依然能夠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意義與「希望」，例如家人對其盼望，為家人、友誼而活著。此時，在他們的信念中可能早已“超越”所謂「韌性」(Resilience)的『心理學』狹隘定義了。這意謂，在難以想像的情況下，接受你能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接受你擁有的和你沒有的。如果你能活下來，同樣可以在其他任何事情中生存下來並做得更好。正因爲這種無法被剝奪的精神自由，使那段生死交關的生活變得有意義和有目的。事實上，能夠存活下來，正是對國家系統壓迫的最佳駁斥與見證(Morgan et al., 2022)。如同弗蘭克所言：“如果生命有意義，那麼苦難也一定有意義。苦難是生命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就像命運和死亡一樣。沒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不可能完整”。一個人漫長生命過程中，難免會遭遇大大小小的逆境或危難事件，無論如何，我們總要懷抱「希望」，只要堅毅地撐過，自然就“茁壯成長”了(轉引自周才忠，2024)。
捷克作家、劇作家和首任捷克共和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1936-2011年)在其散文《心靈的取向》(被收錄於保羅‧羅加特‧勒布的2004年選集《不可能的事需要一段時間》)中，提及“我常思考的那種「希望」(尤其是在特別絕望的境況下，例如監獄)，首先被我理解為一種心境，而非一種世界狀態。我們內心不是懷抱「希望」，就是沒有......希望並非預言。這是一種「精神」的取向，一種「心靈」的取向。它超越了眼前體驗的世界，紮根於其視野之外的某個地方......”。此外，也談到“「希望」，在其深刻而強大的意義上，並非指因事事順利而感到的喜悅，亦非指投資於顯然即將取得成功的企業的意願，而是一種為之努力的能力，因為它本身是好的，而非僅僅因為它有機會成功。我們展現「希望」的處境越不樂觀，這種希望就越深。希望不同於樂觀主義。它並非堅信某件事會成功，而是確信無論結果如何，某件事都有意義。簡而言之，我認為最深沉、最重要的「希望」，唯一能夠讓我們保持清醒並激勵我們行善的「希望」，以及人類精神及其努力令人嘆為觀止的維度的唯一真正源泉，是我們從「別處」獲得的東西。最重要的是，正是這種希望賦予我們生活的力量，並讓我們不斷嘗試新事物，即使在像我們這樣看似絕望的境況下，在此時此地”。
6.推廣好客的生活方式
「好客」(Hospitality)是「社區營造」的寶貴「靈性資產」。它是一門神聖的古老藝術，在意識的餐桌上為每個人——無論是陌生人還是賓客——都留出空間。「好客」以其真誠溫暖和熱情好客的精神而聞名，它以非暴力的方式跨越文化鴻溝，超越背景和國籍。此外，它的包容性延伸至所有生物和我們的環境。儘管可能存在獨特的社會習俗，但這些共同的「靈性」價值觀和原則性態度體系，造就了「好客」的純粹本質。而且，與所有「靈性」價值觀一樣，「好客」精神深深植根於人類意識之中(Moffett, n.d.)。
《上常客的餐桌：「社會學」仍然是一種武術！》
「社區精神」不斷被喚起，但不幸的是，現實往往相當暗淡。我們在網路討論中互相攻擊，有些人取笑其他人，而我們中很少有人真正彼此認識。我們一起吧！是不是讓人熱淚盈眶？這張“常客餐桌”絕對值得我們支持，其場景就是你我共同創造的。如果它會讓你拓展感知的視野，張開思考的雙臂，擁抱自己、家人、「社區」以及全人類。那麼，這張桌子就是為你們準備的。
亞伯蘭(Abram)，後來改名亞伯拉罕(Abraham)，他是世界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創始人，常被尊為「萬國之父」和「好客之父」。亞伯拉罕是《聖經》中的族長，他體現了信仰、忠誠和「好客」精神。《創世記》第12章中，講述了亞伯拉罕如何蒙上帝呼召，一步步經歷內在「靈性」成長，最終成為發展中國家成功的「社區營造」者，正如上帝所應許的命運。他需要做到：遵從上帝的旨意／擺脫自身的遺傳、遺產、傳統和部落觀念／超越自身感官的放縱／克服他人的強烈敵意，如同在與五王的戰爭中所經歷的那樣／獲得撒冷王(至高神的祭司)-麥基洗德的熱情款待，其帶著食物(麵包、葡萄酒和祝福)出現在亞伯拉罕面前，感謝他堅持不懈地尋求、發現並運用他新發現的「靈性資產」／改名為亞伯拉罕，將這些「靈性」品質視為自己的本性。亞伯拉罕透過履行這些職責，準備好謙卑地款待來訪的使者，讓他們休息和舒適；他為他們提供住所和食物；他為他們洗腳；他服侍並保護他們。之後，他獲得了平安的回報，並應許賜予一個孩子(Moffett, n.d.)。
這個關於「好客」的《聖經》智慧故事，旨在激發思考，拓展「靈性」覺察，並闡述一種全新的思考方式。它不僅觸動我們的情感，激勵我們行動，更為我們提供了清晰的指導，讓我們了解如何透過觀察、發人深省的問題和溫和的實驗，系統地培養「好客」之道。這些實驗將我們帶出舒適區，檢驗我們的靈感。透過這種方式，我們得以體現與「好客」之道相關的「靈性」價值觀，並使其為我們的生活方式注入活力(Moffett, n.d.)。
在這故事中尤其引人注目，也同樣適用於我們這個時代，真誠的「好客」行為能夠克服我們對難民遷移以及各種反人類罪行(敵意、仇恨、種族滅絕、恐怖主義等等)的恐懼。這種理解對我們當今社會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怎麼強調也不為過，因為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在我們彼此交往、對待環境以及對待所有生物、對待所有類型的「社區」中，秉持「好客」的本質，都會造福我們廣闊的世界(Moffett, n.d.)。
在2014年出版的《他者的禮物》一書中提及，在這個充滿敵意和商品化的世界裡，我們如何實踐「好客」的胸懷與精神，展開雙臂、真心真意去歡迎與接納陌生人，照顧寡婦、孤兒與殘疾者，並與那些遠離我們的人建立關係呢？或許，這樣基於人類善良與幸福的願景，最終不是在「後現代」哲學中找到，而是在『基督教』敘事中找到(Shepherd, 2014)。
「他者」，是《黑格爾辯證法》所衍生出的概念。從『社區心理學』的視角，工業化社會的快速發展過程中，自然會產生一波波被排除在外的「他者」。而且他們通常被負面的標籤化，定義為異類/次等人/邊緣人，成為「指責受害者」的最佳人選。「音樂椅」(*大風吹)遊戲中，該擺多少張椅子，也不是在決定的(周才忠，2024)。
2001年，台北靈糧堂基督教會的趙牧師曾義務至臺北市社會局遊民收容所帶領12週的「喜樂小組」團體活動，希望透過宗教活動，提昇所內街友的生命潛能，恢復心靈喜悅，增進和諧關係，鼓勵守望相助。活動內容包括三大部分：「吟唱詩歌與讀經」(*國語與台語教唱)、「專題講座」(如改變的力量、哪裡有愛、改變由心出發、勝過死亡/疾病與痛苦、祝福滿滿、奇異恩典、相聚在愛裡、永恆不變的事物、依靠與交託、值得一生追求的事物、信仰的力量等)和「分享時間」(成員個人經驗與活動過程感覺分享，表達個人期待與對他人支持)。總計服務45位不同的所民，其中7位為基督徒，活動期間受洗有3位，助禱有8位。平均每次12位，共137人次。實施結果成效，有六成所民回饋能從中瞭解“愛”、信仰、合群、禮讓是什麼，並且學著去愛別人，心中充滿喜樂，樂觀面對未來(周才忠，2001)。這些何嘗不是街友們最好的生命禮物呢~~
7.實踐謙遜之心
「謙遜」(Humility)一詞源自於拉丁語「humilitas」，該名詞與形容詞「humilis」相關，「humilis」可譯為“謙卑的”(humble)，也可譯為“紮根的”或“來自泥土的”，因為它源於「humus」(泥土)。「謙卑」一詞可能與封建時代的英國有關，當時最不值錢的肉塊，或稱「umbles」(上層階級分完肉後剩下的部分)，會被提供給最底層的公民來食用。
《Oxford Dictionary》在其1998年版中將「謙遜」描述為一種低自尊和自卑感。 然而，「謙遜」涉及對自己有準確的評價，並在情況需要時謙虛地表達自己，例如在衝突中保持尊重和同理心，對不同文化或世界觀保持開放態度，以及接受自我服從於上帝或超越(Davis et al., 2010)。此外，保持「謙遜」，會將注意力從自身轉移到更大的問題上，以確保將成就的功勞與他人分享(Berkowitz, n.d.)。
在許多『宗教』和『哲學』傳統中，「謙遜」被視為以“社會和諧”為優先的美德。它在兩組品質之間取得平衡。這種平衡在於減少對自我的關注，從而降低自尊心和傲慢，同時又擁有展現力量、自信和勇氣的能力。這種美德體現在追求維護“社會和諧”並認識到人類對“社會和諧”的依賴。它與惡意、傲慢和其他負面形式的驕傲形成對比，是一種理想主義的、罕見的內在結構，同時也具有外在的一面。
一位專業者如果想從事「文化定錨」(Cultural anchoring)的「社區」研究或實務工作，首先須培養瞭解本身的文化與經驗是怎樣塑造出你自己所擁有的世界觀。並採用一種“有見識的純真、好奇與謙虛之態度”去學習另一種文化，以及覺察自己所學知識的有限性與真正的學習意願(Mock, 1999)。而這樣的學習反思與「反身性」，也是一個持續存在的過程(Kloos et al., 2012)。
因此，「社區」助人工作者需要具備「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與「文化謙遜」(Cultural humility)胸懷，但這種特質並不能靠單獨學習而成。你做什麼可能不如你如何做。例如，尊重「人類多元性」(Human diversity)，及避免「文化定見」(Cultural assumptions)。即使我們本著最好的意圖進行關於「多元性」的對話，我們都會有失誤，如果我們能夠對自己和彼此寬宏大量，因為我們在交往方面變得更好，那會有所幫助(Kloos et al., 2021)。
每個人、文化或群體都有一個位置，但沒有一個人是優越的。每一個都必須以自己本身的方式來理解。這種觀點沒有將「差異」定義為“缺陷”或“障礙”，而是尋找「人類多元性」中揭示的文化、「社區」和人類之“優勢”(Trickett, 2009)。
8.倡導正義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正義」(Justice)是指個人應得到公平對待的理念。最合理的核心定義來自《查士丁尼法典》(公元6世紀的羅馬法典)，其中「正義」被定義為“給予每個人其應得之物的持續而永久的意志”。
「正義」的理念在『倫理學』、『法律哲學』和『政治哲學』中都佔據核心地位。我們將其應用於個人行為、法律和公共政策，我們認為，在每種情況下，如果它們不公正，這就是拒絕它們的強有力甚至決定性的理由。古典時期，「正義」被視為四大美德之一(有時甚至是四大美德中最重要的)；美國政治哲學家和《正義論》作者-約翰·羅爾斯(1921-2002年)將其描述為「社會制度的第一美德」(Rawls, 1971/1999)。我們或許可以討論，在『實踐哲學』的這些領域中，哪一個領域對「正義」擁有優先權：例如，它是否首先是「法律」的屬性，然後才衍生出個人和其他制度的屬性？但或許更富啟發性的是，承認這一理念隨著時間的推移已在各個領域紮根深厚，並嘗試透過識別「正義」被援引時所呈現的要素，以及考察其在各種實踐情境中所呈現的不同形式，來理解如此廣泛的概念(轉引自Miller, 2025)。
「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的定義，意指每個人都很重要，其個人權利得到承認與保護，以及社會整體的資源、機會、義務和權力能被公正平等地分配、以誠實的方式做出決定。然而，在一些西方和古老的亞洲文化中，「社會正義」的概念通常為確保個人履行的社會角色，並從社會中獲得其應得利益的過程(Oxford Reference, 2023; Prilleltensky, 2001; Likita, 2018)。「社會正義」被認為是一種「道德責任」(Ethical responsibility)。因此，它也是『社區心理學』的核心價值觀之一，列入優先的工作項目來解決社會不公義問題(Evans et al., 2014; Fondacaro & Weinberg, 2002; Munger et al., 2014)(轉引自周才忠，2024)。
「社會正義」主要有「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與「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兩個重要的意涵。前者關注在群體成員之間的資源(如財富、獲得優質的健康服務或教育)分配。例如，美國《社區心理衛生運動》肇始於1960年代，主要致力於提供心理衛生服務給更多的民眾；早期社區心理學家的大部分工作致力於「初級預防」(Primary prevention)方案的規劃。而誰有權決定這些資源如何分配呢？這是後者的問題，它聚焦在集體決策的過程中是否納入具有代表性的公民。例如，強調「賦權」(Empowerment)，集中決策過程中的聲音和參與。簡言之，「分配正義」關注於一個方案或社會政策的結果，而「程序正義」則聚焦在如何規劃及執行(Drew et al., 2002; Fondacaro & Weinberg, 2002)。再者，也有『社區心理學』家超越「分配正義」和「程序正義」範疇，依據「壓迫」(Oppression)的概念，致力於社會政治發展(Watts et al., 2003)。「社會正義」亦涉及到關心所有人的幸福圓滿、「社區」的包容性與尊重「人類多元性」。故「程序正義」特別跟「公民參與」有關，以建立和「社區」成員們的真正“協作”關係(Kloos et al., 2012)(轉引自周才忠，2024)。
在追求「社會正義」的實踐過程中，很多時候必須與其他的價值觀取得平衡，以及和很難改變的權力不平等取得平衡(Prilleltensky, 2001)。例如，心理學家們已經從瓜地馬拉及南非政府所扶持的暴力迫害倖存者介入工作中發現，在追究過去暴力加害者的全部責任與賦予倖存者更大權力(社會正義)之外，還須兼顧其他的目標：例如個人療癒(幸福圓滿)、「社區」和族群和解(社區意識)與在社區及社會中誰繼續掌握權力的現實(Lykes et al., 2003)(轉引自Kloos et al., 2012)。
9.耐心(經受考驗)
「靈性」行為通常需要“時間”和特別的“努力”，尤其是在尚未養成習慣的時候。如果你想變得更有「耐心」，你可能需要抑制那種執著的衝動。如果你想展現你的熱情「好客」精神，你可能需要放棄一些你期待的個人時間。如果你是為了「正義」的志業而行動，你可能需要做好面對冷漠、批評或報復的準備。即使我們本意良好且有能力，但要實踐並表達「靈性資產」，可能意味著改變和提升我們的日常行為，並可能需要付出一些額外的努力——我們並不總是能夠或願意付出的時間和精力(Berkowitz, n.d.)。
「耐心」是『社區心理學』家的必備素質，因為他們必須兼顧「耐心」與熱情，致力於長期的社區幸福和社會變革。這需要理解影響「社區」的複雜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因素，並參與應用和研究工作以尋求解決方案。此通常需要長遠的眼光、時間的投入和對系統性改變的「承諾」(commitment)，而不是急於求成。例如，『社區心理學』家可能會花數年時間與「社區」合作，以解決貧窮或健康差距等問題，他們明白真正的“改變”是一個緩慢而反覆的過程。
馬丁·路德·金恩(1929-1968)博士，是哪些個人特質使他成為「社會正義」和「人權」的傑出捍衛者？是什麼讓他領導了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民權運動』之一？首先，他是一位偉大的溝通者，擁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夠用他的言語和表達方式觸動我們。他能夠在最基本的、人性的層面上與聽眾產生共鳴，不僅觸動了思想，也觸動了心靈。這種在情感層面上與人溝通的能力，使金恩博士擁有所有偉大領袖都必須具備的影響力。此外，他還富有「同情心」和同理心，不僅敏銳地意識到自己人民的痛苦，也深知其他遭受壓迫和不正義的人們所遭受的痛苦。金恩博士之所以成為如此偉大的領袖，另一個特質是他的雄心壯志，他對一個更公正的社會懷有崇高的夢想。最終，儘管面臨巨大的阻力，金恩博士仍然堅持奮鬥多年；儘管他多次遭受毆打和監禁；儘管聯邦調查局千方百計地詆毀他；儘管他的生命時刻處於危險之中，金恩博士仍然堅持不懈。他從未低估眼前的任務，但他始終懷抱希望，相信終有一天，他和他的所有同胞，以及世界上所有受壓迫的人們，都能取得勝利(Cherniss, 2002)。
我們必將克服
我相信
我們終有一天會克服
我們將攜手前行
我們將攜手前行
我們將攜手前行
終有一天我們攜手前行
噢，在我內心深處
我相信
我們終有一天會克服
我們不害怕
我們不害怕
今天我們無所畏懼
噢，我內心深處知道
我相信
我們終有一天會克服
1960年代，美國密西西比州牢房裡，在夜空中傳來《我們必將克服困難》的輕唱聲，抗議學生們在被拖進監獄時也一起唱著這首歌...
但無論是哪種情況，其含義始終是明確的。它也為致力於使這世界變得更加和平、公正和充滿愛心的「覺醒者」，提供了力量、聯繫、勇氣和信念。不惜一切代價，甚至犧牲生命，仍要攜手向前行~~
10.表現出寬容與接納
「靈性資產」也可以在「社區」層面體現。例如，一個城鎮的概念可能體現在其地方政府網站、願景或使命聲明，或規劃文件中。它可能包括以下陳述：“我們歡迎各種背景和信仰的人”、“我們將成為一個相互尊重和珍惜的社區”、“我們的社區成員彼此關心，隨時準備伸出援手”。這些陳述都體現了「寬容」(Tolerance)與「接納」(Acceptance)的的「靈性資產」，或許還有其他面向(Berkowitz, n.d.)。
「社區」的理念和指導價值觀也可能體現在其政策和程序、標誌和視覺形象、招聘實務、員工入職培訓以及日常營運方案中。隨著反覆接觸，這些表達方式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社區」成員的幸福感。它們融入「社區」文化，並逐漸但潛移默化地影響居民及其行為。因為當諸如「欣賞」和「寬容」之類的「靈性資產」得到表達時，它們不僅本身俱有價值，還可能成為他人效仿或學習以「社區」所珍視的方式行事的榜樣。它們往往會傳播開來。問候鄰居可能會鼓勵鄰居也問候其他人。促進「社區寬容」可能會促使更多人真正表達「寬容」，從而改善相關人員之間的關係。這些影響並非總是發生，而且可能很小，但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累積(Berkowitz, n.d.)。
《一位風雨無阻，所有的事都不考慮自己好處的人》
有一間小茅草屋可供棲身
如果東邊有一個生病的孩子
就去照顧他
如果西邊有一位疲憊的母親
便去幫忙收拾稻穀
如果南邊有人將要往生
即去安慰他不要害怕
如果北邊發生爭吵或訴訟
太無聊了，我會叫他們快停下來
逢乾旱時，流下眼淚
在寒冷的夏天裡，不安地來回踱步
人家都笑我又癡又傻
不求被人讚美
也無須擔憂
我想成爲那樣的人
─ 宮澤賢治【風雨無阻】(「補遺詩篇II」)
宮澤賢治的「風雨無阻」這首日本家喻戶曉的詩，至今感動了無數人，尤其是東日本大地震後的災區人心。這也是身為助人工作者的最佳座右銘，可以時時提醒自己什麼是幫助人的初心。幫助別人不應該期望任何回報或認可，而這種態度最終會成為改善社會的力量。
所以，專業的核心價值觀很重要。你持有什麼價值觀，就會發揮什麼影響性。如果至始至終秉持助人的「奉獻」精神，就會不畏風、不畏雨。在我們名利掛帥的社會中，需要更多像這樣不會算計、不求回報的傻瓜、木頭。
從事『社區心理學』實務工作的人，亦是如此。任何事情，從不考慮自己的好處，總是為眾人或下一代利益著想。不期待別人掌聲，也依然向前行，持續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社區心理學』先驅者的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心理學教授-詹姆斯·凱利，曾在1971年提出社區心理學家需具備的七大個人素質。其中之一，就是「放棄個人屬名」。因為社區心理學家的目標是在強化社區資源、與社區夥伴合作，並實現正向的社區變革。
如果尋求或沉迷於個人名分，可能會干擾其長期追求這些目標。一個人的專業虛榮心需要認可和讚賞的話，那麼短期偽解決方案將很有吸引力，而真正的改變是不可能的。因此，對『社區心理學』最佳回報是社區的真正改善，而非社區成員們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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