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5/10/11)
1981年,美國堪薩斯凱悅酒店發生美國史上“最致命”的結構性崩塌事件,幾乎半個城市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了這場悲劇恐怖的影響,這也開啟了「心理社會」、「社區」與『生態』相關災害應變的新時代。因此,本文介紹的主題,包括美國堪薩斯市最黑暗的一天與其啟示錄、「社會生態模式」的源起和發展、『災難』的「社會生態模式」視角和典範轉移、「社會生態韌性」的七項原則、英國建構「社會生態社區韌性」的經驗、臺灣建構「社會生態社區韌性」的經驗等內容。總括而言,比起我們渴望為今天的『災難』提供一些即時的慰藉,我們更應該致力於為明天的『災難』提供更堅實的基礎。不是嗎?!
美國堪薩斯市最黑暗的一天與其啟示錄
1980年,美國中西部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的凱悅酒店(The Hyatt Regency)開業,其現代化的多層中庭配有玻璃電梯和三條高架人行步道,連接酒店二樓、三樓和四樓的兩翼。這些懸空步道旨在增強室內空間的功能性和視覺效果。但隔年的7月17日,卻發生了結構性崩塌的『災難』事件。在一場人潮擁擠的晚間活動中,飯店中庭內的兩條懸空走道崩塌,造成114人死亡,216人受傷。這起事故至今仍是美國史上“最致命”的結構性崩塌事件之一,並導致了數十億美元的保險索賠、法律調查以及市政府的改革。
當天晚上7點5分左右,超過1600人聚集在飯店中庭參加一場茶舞(tea dance)活動。約有40人站在人潮洶湧的大廳上方四樓的走道上。毫無預警地,走道坍塌,砸向下方二樓的走道,導致兩者同時坍塌,再砸中下方的大廳人群。緊急救援人員在幾分鐘內展開救援行動。堪薩斯市消防局協調醫務人員、建築工人和志工們,清理廢墟並搜尋倖存者,重型設備也被調來吊起鋼樑和混凝土板,該救援行動持續了14個多小時。飯店灑水系統噴出的大量水流造成了額外的危險。一些倖存者被困在廢墟下的水中,由於灰塵和黑暗,能見度有限。現場設立了臨時傷亡分類區和停屍間,以控制傷亡人數。
這也是一場真正不朽在『社區災難』發生後提供“強迫性”協助的典範。很明顯,此重大『災難』事件主要影響將是「心理」上的。因為當懸空步道崩塌時,它不僅會包圍大廳裡的人,還會籠罩500多名前來幫助他們的救援人員、酒店及其相關企業的員工,以及隨著事件進行而帶來的許多其他人。也許更重要的是,這種「心理」影響將超越傷亡者的家人和同夥,涵蓋整個「社區」,並最終將挑戰賦予「社區」身份、親和力和目的之基本要素(Gist et al., 1999)。
據《紐約時報》稱,受害者的關注很快就被「社區」對『災難』的日常關注以及互相指責和“報復”的兩極分化態度所掩蓋,這種態度很快就將矛頭指向了當地報紙、法官和律師:「很少有哪個城市的機構像堪薩斯市那樣,被『災難』如此摧殘」(Haskins, 1983)。《堪薩斯市星報》的老闆猜測,巨大的遇難人數意味著「幾乎半個城市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了這場悲劇恐怖的影響」(Murphy, 2011)。
為受災民眾開設「臨床」服務的衝動,最初吸引了飯店的許多員工,但幾乎沒有個案。因此,注意力迅速從「臨床」介入轉移到基於「社區」的資訊、「賦權」(empowerment)和「同儕支持」模式的方法。例如,心理健康組織透過媒體提供「心理健康」相關「教育」資訊,培訓當地心理學家和其他照護人員,並為受災民眾提供「支持團體」。總計超過500人聯繫了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尋求協助。心理健康組織應對『災難』的突出之處在於其行動迅速、協調一致,並成功獲得媒體合作進行「公眾教育」活動(Gist & Stolz, 1982)。
實現這些目標的主要工具非常具體地避免了「臨床」情境或陷阱,而傾向於一系列旨在動員、加強和維護那些通常透過生活「危機」維持人們的「自然社會支持」渠道的企業。因為這場堪薩斯凱悅酒店坍塌的『災難』事件,開啟了「心理社會」(psychosocial)、「社區」與『生態』相關災害應變的新時代(Gist et al., 1999)。
然而,心理學家和其他諮商師對『災難』、『恐怖主義』和「創傷」受害者的直接和即時回應已成為一種“文化”預期,並為組織、機構和專業人員提供了一個不斷擴大的利基市場。「諮商師將隨時待命」已成為幾乎所有媒體報導大大小小的悲劇的常見說法,許多公司和組織現在也為員工提供即時「諮商」服務——有時甚至要求所有人參與。但這些策略並未被證明非常有效,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它們甚至會使一些人的「康復」變得更加複雜(Gist, 2002)。
或許,從這個角度來看可能有些不幸,但從其他角度來看卻令人欣慰——我們並不比一個憂心忡忡的社會中的其他成員更能免受這種緊迫感的驅使,即運用我們掌握的一切技能和信息,去幫助那些在「危機」、『災難』、浩劫,或更近期,在我們自己國土上蓄意實施的暴行所造成的人類後果。歷史上,我們通常懷著最崇高的意圖,匆忙地將我們所聽到的、推斷出的,或僅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有用和有效的一切信息拼湊起來,並在那些明顯動蕩的時期和地點,積極地提供大規模的此類服務。我們將我們真誠相信的、最好的工具和最美好的意願帶到了最艱難的時刻和最困難的處境中——毫不奇怪,我們也傾向於相信,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提供了最好的關懷(Gist, 2002)。
然而,「協助」最終必須被視為一種“實徵性”的結果陳述,而非充滿熱情的意圖宣言。我們有責任以『科學』家兼實務者的懷疑、客觀和實證的眼光審視我們所做的努力是否真正實現了其初衷,並改進、重做甚至摒棄任何被證明未能達到我們最終目標的元素。比起我們渴望為今天的『災難』提供一些即時的慰藉,我們更應該致力於為明天的『災難』提供更堅實的基礎——正是在這種不斷的批判性審視和漸進式改進的循環中,我們才能做出最持久的貢獻(Gist, 2002)。
「社會生態模式」的源起和發展
1917年,尤里·布朗芬布倫納(Urie Bronfenbrenner)出生在俄羅斯莫斯科,六歲時隨家人來到美國。其父親是紐約一家發展障礙機構的醫生,當少年法庭將健康的孩子送入機構時,年輕的尤里看到父親的沮喪,因而深受影響。這種早期的見識,使他之後成為研究不同文化中兒童和家庭的學者,並致力將這些原則付諸實踐。他一生的貢獻,體現了他早期導師-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的智慧,因為勒溫相信「沒有什麼比好的理論更實用的了」(Brendtro, 2010)。
1979年,尤里·布朗芬布倫納首度用“俄羅斯娃娃”來比喻圍繞在「個人」周遭的關係網絡,以喚起大家開始注意到,最小的娃娃如何被嵌套在層層較大的娃娃之中,正如同每個個體存在於多層次的「生態」系統裡。但此『生態系統理論』的比喻並不完整,因其忽略了層與層之間的關係。「個人」、「社會」與其間的各層面是互相依存的,而其導致的各種行為及社會問題又可能有不同方式的組合。事實上, 『社區心理學』就是主要立基在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上(Kloos et al., 2021)。
『社區心理學』的「生態層次分析」模式,聚焦在各系統間的交互作用,而不只是發展中的「個人」。在左上圖的中心點,最靠近側(proximal)的是和「個人」最常面對面接觸的層面(如微觀系統、組織、地域),愈遠離此圖中心的外圍(distal)(鉅觀系統),其與個人不那麼有直接關聯,但仍具廣泛的影響性。而在圖中看到系統間有些交疊的部份,這就是個人與其身處的環境之間,所產生的“有機連結”。透過這樣“有機連結”的「生態層次分析」作法,才會真正理解「community」(社區),實際上有多重的定義。雖然大部分人認為是和地方或地區的“物理連結”,但「社區」一詞目前已意指是許多層面中的人際關係總合,不論其是否和地方連結。因此,宗教集會、線上社群或文化(族裔)團體的「communities」(社群),都可能被視為是一種「社區」的形式(Kloos et al., 2021)。
既然如此,「個體」是被嵌套在其他層面內而活的。理論上,個人除了內在歸因或自我改變外,在某種程度是有權(power)可以選擇他/她的關係或環境,並以許多方式來影響或改變它們。因此,如果我們澄清了,一個單一事件或問題會有多重的答案,可能來自多層面的作用力所造成的結果。自然就會對此類問題有不同以往的界定,並開始思考跳脫「個人」層面的傳統介入方式,且比較不會深陷《邏輯分類的謬誤》(error of logical typing),最後落入19世紀法國小說家-阿爾馮斯·卡爾所說的名言:「改變越多,越是在做同樣一件事」。然而,知道“何處”需要改變(*問題重新定義)、“改變什麼”(*針對哪些層面)與“如何改變”(*選擇何種介入策略),都跟其立基的專業核心價值觀息息相關,這些「個人化」思維沒有先轉化的話,將無法帶來任何實質改變的可能性。總之,如果不在“多個”「生態層次分析」中實施介入措施,它們可能無法有效地解決問題(Kloos et al., 2021)。
促進心理健康和幸福的「社會生態模式」
2022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根據尤里·布朗芬布倫納在1970年代創建的「社會生態模式」,於初步發展出新的『心理健康與幸福生態模式』。此清楚說明了影響「心理健康」和「幸福」的因素,來自個人、關係、組織、「社區」、政策與社會六大層面,並完整考量到全人與「生命全程」(life span)各個「心理健康」的向度(Michaels et al., 2022)。
透過這種新模式的完整呈現,讓我們從中發現(Michaels et al., 2022):
- 必須辨識到所有脈絡、系統與環境對「個人」和「家庭」的影響,才能完全理解/支持個人和家庭的「心理健康」和「幸福」發展。
- 此「社會生態模式」有助將「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的窄化界定,從「個人」問題轉變為其他「社會」和「環境」責任的影響層面。
- 此「社會生態模式」有助將只聚焦精神疾病的專家觀點,轉向到如何有效促進「全民心理健康」與「幸福感」。甚至,提升至「心盛」(flourishing)的最高境界。
我們如何運用此「社會生態模式」在相關政策規劃或短中長期的行動方案呢(Michaels et al., 2022)?
- 促進能支持「心理健康」發展的「個人和家庭解決方案」(自我效能感)。
- 學習和教導他人如何壓力管理和因應逆境。
- 提供健康教育方案以支持親子/照顧者與子女的關係。
- 促進家庭、鄰居、員工等之間的社會聯繫。
- 擴展學校中兒童青少年的正向發展。
- 增加技巧學習方式,以提升適應力、因應與『韌性』。
- 整合各級政府的「心理健康」相關「預防」/「促進」工作。
- 支持在地社區共同創造解決方案,並發揮積極作用。
- 增加跨單位/機構之間的「協作」關係,以強化服務的覆蓋率、接近性和轉介流程,以實現更綜合性、更全面性的服務模式。
- 利用服務提供者關鍵角色,來擴展“自然”的「社會支持系統」。
- 資助「心理健康促進」研究和「社區支持」服務。
- 促進公平的資源分配。
『災難』的「社會生態模式」視角和典範轉移
在美國邁阿密大學米勒醫學院的災害與極端事件防備中心(DEEP Center),將『災難』定義為「受生態環境影響,處於危險之中的人類群體與危害力量之間的碰撞,其需求超出了受災社區的因應能力」。『災難』影響人口群,同時也為受災「社區」帶來了『公共衛生』和「行為健康」的挑戰。例如,當『災難』來襲時,「物理」後果——損害、破壞、混亂、流離失所、死亡、衰弱和殘障——往往顯而易見。『災害公共衛生』(Disaster Public Health)需求顯而易見。相反,「心理」後果往往不那麼明顯,歷史上也常被忽略(Shultz, 2014)。
這種疏忽在美國「9·11」事件後正在得到糾正。在過去十年中,『災難行為健康』(Disaster behavioral Health)已被“拆開”並展示出來,與『災害公共衛生』分開,以確保「行為健康」和「心理社會支持」的需求得到認可和優先考慮。這推動了『災難行為健康』相關『科學』、方案、規劃和政策的進步。然而,『災難行為健康』在行政和結構上與『災害公共衛生』是分開的。事實上,『災難』的生理和心理層面並非割裂的,而是在災害週期的各個階段緊密交織。『災難行為健康』日益受到重視是件好事,但現在是時候將『災難行為健康』與『公共衛生』結合起來,並進行全面整合。美國聯邦藥物濫用暨心理健康服務管理局(SAMHSA)和美國災害緊急應變助理部長辦公室(ASPR)積極倡議這種整合(Shultz, 2014)。
從『災難心理』維度的探索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行為健康」後果就是『公共衛生』後果,反之亦然。這兩個維度密不可分。災害相關的身體傷害和死亡,代表『災難行為健康』議題。相反,壓力、困擾、有害的行為變化、心理障礙和心理病理都可能成為災害暴露人群和受災人群的潛在「行為健康」後果,這代表著『災害公共衛生』議題。展望未來,災害預防和準備以及反應和復原,可以透過規劃和實務將『災害公共衛生』和「行為健康」維度融合而非割裂開來,從而更好、更經濟地應對(Shultz, 2014)。
「社會生態韌性」的七項原則
『社區韌性』已廣泛推廣,以便「社區」能夠積極應對各種風險,包括衝擊、極端事件和其他變化。儘管許多研究已經確定了賦予『韌性』的特徵或能力,但韌性並非僅僅是這些特徵或能力的總和。『韌性』是一種新興屬性─各種能力相互關聯、共同作用。Faulkner等學者(2018)曾對五種不同的「能力」進行了實證分析,並評估了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如何賦予英國康沃爾郡兩個沿海『社區韌性』(博斯卡斯爾和韋德布里奇)。這些「能力」包括地方依附、領導力、社區凝聚力和效能感、社區網絡以及知識和學習。此基於一項調查和焦點團體討論,結果表明,居民以不同的組合方式運用這些「能力」,從而以多種方式實現『韌性』。這為『社區韌性』的建構提供了一個動態且具有社會細微差別的視角,可能為保護、減少災害風險、適應氣候變遷和「社區」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提供參考。
康沃爾郡位於英國西南部,總面積為3,563平方公里,人口略高於50萬。康沃爾郡擁有漫長的海岸線(475公里),並且有著與航海活動密切相關的歷史。「旅遊業」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約1/4(24%)。康沃爾郡冬季易受大西洋低壓系統引發的風暴影響,夏季則容易受到強降雨影響。博斯卡斯爾和韋德布里奇,涵蓋了不同的人口規模和過去經歷過的衝擊事件。這兩個「社區」都面臨各種類似的風險,這反映了康沃爾郡沿海地區以及北康沃爾地區其他城鎮的普遍情況。
臺灣建構「社會生態社區韌性」的經驗
針對「災後心理復健」工作,妳/你如果是一位諮商或臨床心理師,在當下會有什麼想法?會想提供哪些服務?
- 趕赴現場擺攤提供災民「個人」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療服務。
- 協助精神醫療院所進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篩檢工作。
- 對救災人員(消防、國軍、志工等)進行團體諮商服務。
- 跟隨社會局或NGO進行“一對一”或「家訪」服務。
- 其他???
當社會目光與政府資源都投注在重災區時,妳/你是否能看見“其他”也值得關注的區塊?
在任何自然災害後,該「社區」中有哪些現存的「支持系統」?
透過「社區踏查」方式,可以系統地探勘、辨識該「社區」中具關鍵性的一些網絡、資源、條件、系統等需求或問題(張珏,2017)。
- 首先,從歷史發展角度來看,「眷村」常是大時代、顛沛流離的代名詞,但雞犬相聞、相互照應...的鄰里情感,總讓人津津樂道。如今,一旦拆遷搬進新的「公寓大樓」,全然是不同的居住型態與環境(*封閉型社區)中,因此如何提升守望相助、重新凝聚「社區心理意識」相當重要。
- 一般在大樓中庭,平日有一些長者聚集聊天,關於社區見識或服務需求,他(她)們最知道。但如何傾聽其想法,並做為相關方案規劃參考?例如與居民們拉近距離、打開話匣子,「文化能力」(如語言、腔口等)和「文化謙遜」很重要。
- 瞭解「社區」建物形式和公共空間,可據此規劃適合期類型的活動方案(如與管委會或里長合作)。
- 通常大部分居民是無法參與的(如外出上班上學),如果不想每次都侷限在某些對象(如長者),可以設法擴展服務群體,例如結合學校、親子活動等作法。
- 更重要的是,目標「社區」的周圍有哪些「自然支持系統」,例如國營事業、軍營、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廟宇、在地教會...,並將此類潛在資源拉進來。
- 在實施「生態」或「系統」方案的過程中,很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仍需在短期內,化阻力為助力。但應開誠布公,表明服務來意與價值觀,這在「社區介入」的“倫理”上很重要。
- 假設目標「社區」附近數公里內皆無相關資源時,也許大樓警衛室或社區藥局是不錯的方案資源之一。但當雙方在認知上有很大歧異時,拉掉「專業」角色,站在“對等”基礎上與其真心盤撋(*交陪)很重要。
- 如果「廟宇」是當地里民們主要的信仰中心,可思考宮廟人員能夠扮演哪些有關方案的關鍵角色,有無適當的場地空間能夠合辦講座或活動,有幾場廟會盛事可以融入方案活動元素。這在溝通或未來合作上,會不會遇到困難,「多元尊重」(RESPECTFUL)模式很重要。
- 如果「在地教會」也是不少居民的心靈寄託。通常其所獲得的資源不多,但牧師/傳道們仍長期無私地奉獻,自許成為「社區」的光和鹽,例如長期從事災後關懷、弱勢服務(*課輔班),我們應與教會“平等”對話,甚至成為合作「盟友」。放下“專業”身段並以「民眾需求」為最大考量,很重要。
- 「村里辦公處」、「社區活動中心」和「社區關懷據點」,是「防災」工作或「社區心理衛生」服務的首選地點,但有時雙方對資源連結或合辦活動的看法、目的與期待可能會有差距。這牽涉到「耐心」(願意等待、鍥而不捨)及相關社會歷練。另外,有效培養面對挫折感等情緒能力,很重要。
2016年2月6日清晨的高雄美濃芮氏規模6.6地震,不幸導致臺南市永康區大樓倒塌的嚴重傷亡,以及諸多地區屋舍的損毀。其中,東區大智里菜市場(住商混合大樓)大部分塌陷,住戶們及時疏散至里民活動中心。接續,中華心理衛生協會接受賑災基金會委託進行《建立臺南市大智、成功里的社區韌性:以組織增能與社區行動為導向》的專案計畫。此兩年期計畫分為「導入期」和「增能與行動期」。【第一年】計畫重點在於盤點大智里與成功里所有防災相關組織資源與服務內容(採問卷調查、滾雪球與深入訪談方式)、調查社區居民社會網絡概況(採問卷調查與深入訪談方式)、嘗試將心理健康促進融入學校相關課程(含調查學生需求、培訓師資、編寫教案、協同教學、提供諮詢、教學觀摩)等項目,以提供【第二年】進行社區組織與學校人員增能方案、編製社區與校園防災手冊及地圖、實施社區與校園防災演習等之規劃參考。兩年期末均會舉辦成果發表或研討會,以分享相關成功經驗。計有以下項目(張珏,2017):
- 政府單位溝通與協調
- 盤點在地組織資源:問卷調查與訪談、資源聯繫會議
- 進行社區居民需求問卷調查
- 增能相關訓練:在地組織人員、 社區居民
- 進行學校學生需求問卷調查
- 增能相關訓練:學校老師與行政人員
- 實施融入課程實驗教學:課程規劃、教案、成果發表會
- 促發學校行動:如書法、繪畫、漫畫等比賽,編寫學校防災手冊與社區避難地圖
- 促發社區行動:製作防災宣導品、製作鄰里防災看板、編製行政區防災里民手冊
- 進行學校與社區實際演練:舉辦防災演習或體驗活動
- Gist, R., Lubin, B., & Redburn, B. G. (1999). Psychosocial, Ecological, and Community Perspectives on Disaster Response. In R. Gist & B. Lubin (Eds.), Response to disaster: Psychosocial, community, and ecological approaches (pp. 1-20). Philadelphia: Brunner/Mazel.
- Haskins, P. J. (1983). Collapse of Hotel's ‘Skywalks’ in 1981 Is Still Reverberating in Kansas City. New York Times, 29 March, 1983.
- Murphy, K. (2011). Hyatt skywalks collapse changed lives forever. The Kansas City Star Magazine, 10 July 2011.
- Gist, R., & Stolz, S. B. (1982).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and the media: Community response to the Kansas City hotel disaster.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10), 1136-1139.
- Gist, R. (2002). What have they done to my song? Social science,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debriefing debates.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Practice, 9(4), 273-279.
- Kloos, B., Hill, J., Thomas, E., Case, A. D., Scott, V. C., & Wandersman, A. (2021). Community Psychology: Linking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4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Michaels, C., Blake, L., Lynn, A., Greylord, T., & Benning, S. (2022).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ecological model. Center for Leadership Education in Maternal & Child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Minnesota–Twin Cities.
- Shultz, J. M. (2014). Perspectives on disaster public health and disaster behavioral health integration. Disaster Health, 2(2), 69-74.
-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er (SRC). (2015). Applying resilience thinking: Seven principles for building resilience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tockholm: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 Biggs, R., Schlüter, M., & Schoon, M. L. (2015). Principles for building resilience: Sustaining ecosystem services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ulkner, L., Brown, K., & Quinn, T. (2018). Analyz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as an emergent property of dynamic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Ecology and Society, 23(1):24.
- 張珏 (2017)。《建立臺南市大智、成功里的社區韌性:以組織增能與社區行動為導向專案計畫》期末成果報告。委託單位--賑災基金會,資助機構--永齡社會福利基金會、鴻海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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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給永不輸給風雨的臺灣》專輯(VII):防災「靈性韌性」的部落經驗─“誰”是一直扮演族人平日或災後心靈撫慰的光和鹽? (2025.10.6)
- 《獻給永不輸給風雨的臺灣》專輯(VI):災難和緊急情況下的「靈性韌性」─「靈性」定義與多維空間、「靈性韌性」的概念架構、「靈性韌性」和災後社區復原、加拿大麥克默里堡森林大火的應用實例 (202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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