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事件並非隨機與中立的，通常在災前已被社區或個人的「脆弱性」所決定。但如果我們只專注於需求和「脆弱性」，我們就會陷入重複回應的邏輯，而無法孵化每個「社區」深藏的『韌性』。因此，本文介紹的主題，包括「脆弱性」的定義與影響、壓力和應對的「遠端脈絡」因素、印度洋沿海社區「脆弱性」評估實例、『賦權』取向的「社區介入」方法。愛爾蘭祖母們長期以來一直說：「通往地獄的道路，鋪有良好的意圖」。『災難』通常會帶來許多的負面影響和龐大的服務需求。毫無疑問，助人的願望是值得稱讚的，但當然，並非所有形式的協助都同樣有幫助的。
「自然災害」並非隨機與中立
『自然災害』並非先於「脆弱性」(vulnerability)而發生，而是「脆弱性」透過增加『自然災害』對其影響的敏感性，將『自然災害』轉化為『災難』事件。「脆弱性」是指使「社區」或個人容易受到災害負面影響的條件(如物理、社會、經濟和環境)。因此，「脆弱性」是『災難』的決定性因素，而非『災難』的後果(UNDRR, 2017; PreventionWeb, 2024)。
「脆弱性」是複雜的。「脆弱性」不僅與“貧窮”有關，但過去30年的大量研究表明，通常“貧困”人口往往受災害的影響最為嚴重。“貧窮既是災害風險的驅動因素，也是其後果(尤其是在風險管理薄弱的國家)，因為經濟壓力迫使人們生活在不安全的地點和環境中。“貧窮”以及其他造成「脆弱性」的多維因素和驅動因素意味著，易受災害影響的群體通常(但並非總是)與某些群體相關，包括婦女、兒童、老年人、障礙者、移民和流離失所者等。當災害過後，弱勢族群重建生計最為困難，這反過來又使他們更容易受到後續災害事件的影響。因此，我們必須降低「脆弱性」，才能降低災害風險。這樣的理解，有助於識別高風險地區並制定有效的防備和減災策略(PreventionWeb, 2024)。
如果我們只專注於需求和「脆弱性」
我們就會陷入重複回應的邏輯
而無法孵化每個「社區」深藏的『韌性』
壓力和應對的「遠端脈絡」因素
上圖構念模式的主要目的，是思考『社區心理學家』要如何、在哪裡與他人合作，以改善應對結果並減少對風險因素的暴露。『社區心理學家』將影響結果的行動稱為「介入」。這樣“行動”導向的「介入」措施可以針對每個分析層次，並可能由衛生、教育或社會服務專業者/研究人員/公共領袖/關心的公民們等發起。另外，此模式還說明了『社區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和其他實施社會介入的專業者(如危機處置、個案管理)如何合作產生協同效果。整體來看，規劃介入措施需要考量幾個維度，依據「時間」光譜選擇在此生態模式中從左至右的哪個「介入」點(*面板)：主要目標是影響「遠端因素」、「近側壓力源」、「壓力反應」、「資源活化」和/或「因應過程」？在『生態』層次涉及「介入」的重點(如個體、微觀系統、組織、地域、鉅觀系統)為何？這些選擇都會決定其接續的「介入」內容目標(Kloos et al., 2021)。
『災難』事件屬於「近側壓力源」(proximal stressors)之一，通常會受到「遠端脈絡」和「遠端個人」因素的影響。『災難』是對整個「社區」、地區或國家的極具破壞性事件，它們包括颶風和洪水等「自然災害」、核電廠事故等「技術災難」，以及恐怖主義和戰爭等「大規模暴力」(Norris et al., 2002/2008)。Norris和她的同事回顧了涉及6萬名災民的160項實證研究，發現『災難』的意義是不同的：「大規模暴力」比「自然災害」或「技術災難」具有更大的破壞性心理後果。此外，災前的社會環境會有所不同：災害的負面影響通常在發展中國家而不是在發達國家的兒童、婦女、少數族裔和人民中更強烈。那些面臨更嚴重狀況的人、那些先前有更多問題的人以及那些資源較少的人報告了更大的問題。再者，Norris和同事(2002/2008)發現，在任何『災難』中，問題都“交織”在一起，往往會“聚集”在一起。那些報告心理健康問題的人往往也有與身體健康、家庭困擾、社會網絡碎裂、財產損失和流離失所有關的問題。這種風險因素的「集群」是如何發生的？我們需要從『生態』角度來理解這種風險因素和過程的積累，以及促進健康應對的潛在「介入」點(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遠端因素」(distal factors)是問題的“促成”或“緩衝”因素，這些問題可能不容易觀察到或明顯。從一方面來說，它們與問題的表達相去甚遠：然而，就像植物上的根一樣，它們可能與問題的發展密切相關，即使它們不容易被看到。「遠端因素」不是問題的“直接觸發”因素，但最好將其視為(1)增加問題發展可能性的「脆弱性」或(2)降低可能性的“緩衝”因素。例如，經濟衰退是一個「遠端因素」(*鉅觀層面)，可能會減少雇主的財政資源(*組織層面)。反過來，這些企業解僱了員工，直接影響了他們的家庭應對方式(*微觀層面)。隨著壓力的增加，可能會出現有問題的個人結果，例如藥物濫用增加或罹患憂鬱症(*個人層面)。雖然在解釋問題時，「遠端因素」與「個人」更疏遠，但使用跨多個『生態』層面的聯繫，它們在概念上從未遠離對「個人」的潛在影響。因此，問題發展的完整概念化，需要包括「遠端」分析以及「個人」和小團體(Kloos et al., 2021)。
「遠端脈絡因素」(distal contextual factors)包括社會或「社區」層面分析的持續條件，這些條件可能在各種生活領域中交互作用著。文化傳統、信仰、習俗或儀式和制度可以在困難時期提供意義和力量。然而，它們也會造成壓力，例如，許多文化對性別角色的看法，助長了不平等的工作量並限制了婦女的機會。在「多元文化」社會中，文化影響包括來自主導文化的影響以及其他文化的影響。例如，移民經常需要就他們的原籍文化和他們目前居住地的文化期望進行交涉、磋商。從全球到在地的多個層面的經濟狀況，也帶來了壓力和機遇。例如，社會和政治力量以“歧視”的形式或透過限制“歧視”的政策影響「個人」。持續的環境危害，如「社區」附近的有毒廢棄物，會帶來身心健康的風險。暴力、社區意識或非正式守望等鄰里進程，也會影響「個人」的幸福感(well-being)。最後，家庭生活和人際關係的動態為「個人」提供了壓力與資源(Kloos et al., 2021)。
印度洋沿海社區「脆弱性」評估實例
2004年12月26日，印尼蘇門答臘北部亞齊特區外海發生矩規模9.2~9.3的強烈地震，此引發了最高可達30公尺的巨型海嘯，重創印度洋沿岸14個國家，造成估計227,898人罹難。這是21世紀最致命也是有記錄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自然災害之一。
這場世紀大『災難』痛苦地提醒我們，「沿海社區」極易受到可能帶來巨大變化的不可預見事件的影響。由於沿海地區人口增長、人為因素造成的「脆弱性」以及全球「氣候變遷」，當今世界各地的「沿海社區」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影響使其「社區」面臨越來越大的沿海災害風險，例如海嘯、強風暴和海岸線侵蝕。顯而易見的是，即使沒有發生大型海嘯這樣的重大『災難』，大多數「沿海社區」也缺乏抵禦通常反覆發生的「災害」的能力。這一事實提出瞭如何增強『社區韌性』(community resilience)的問題。各種各樣的「災害」對「沿海社區」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因此，對這些問題的應對措施必須是全面、綜合和持久的(Courtney et al., 2008)。
「沿海社區」對潛在災害的「脆弱性」日益增強，部分原因是沿海人口不斷增長(Adger et al., 2005)。目前，估計全球23%的人口(12億人)居住在距離海岸線100公里和海平面100公尺以內的地區(Small & Nicholls, 2003)。到2030年，預計全球50%的人口將居住在沿海地區(轉引自Courtney et al., 2008)。
「人類活動」正在日復一日地破壞沿海環境品質和沿海『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使沿海人口更加脆弱。珊瑚礁、紅樹林、濕地和潮汐帶等沿海棲息地為許多海洋物種提供了育苗和覓食區，並作為風暴防護和控制侵蝕的緩衝區。這些沿海棲息地正受到各種「人類活動」的破壞，包括海岸線開發、土地復墾、採礦和水產養殖。逕流、廢水排放和石油洩漏污染了沿海水域，危及海洋生物。過度捕撈和破壞性捕撈方式正在導致漁業資源的衰退以及海洋『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變化。長期的人為活動造成的沿海環境退化威脅著糧食安全、生計以及沿海社區的整體經濟發展和幸福(well-being)(Courtney et al., 2008)。
大多數沿海人口居住在人口相對密集的「鄉村」地區和中小城市，而非大城市。在這些相對「鄉村」化的「社區」，基本服務和災害預警及應變機制有限。「社區」規劃和應對沿海災害的能力有限，導致沿海人口日益脆弱，並增加了災害風險(Courtney et al., 2008)。
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壓力、人口密度和分佈、人為因素造成的「脆弱性」，加上風暴頻率和持續時間的增加、海平面上升以及其他長期沿海災害，都增加了風險。這些因素導致災害更加頻繁和嚴重，並縮短了災後復原的時間和能力。災害事件與災後復原之間的時間間隔越來越短，一些「沿海社區」發現自己處於一個接一個地應對和復原的狀態。「風險評估」是沿海『社區韌性』的重要組成部分。「社區」必須辨識自身面臨的災害影響，以便積極應對緊急計畫、應變和復原，並實施減災措施(Courtney et al., 2008)。
『賦權』取向的「社區介入」方法
上表顯示了各種「社區」工作者和政府機構在「社區介入」中所採取相互衝突的方法，分別是關於「能力」和『韌性』的假設(Eynde & Veno, 1999)。
「受害者的社區介入」(victim-community interventions)被描述為由專業人士在「社區」內確定問題，「社區」被認為沒有「能力」管理其問題，「社區」被期望──無論是隱含的還是明確的──都默許處理其問題的專業知識持有者。或者，「有能力的社區介入」(competent-community interventions)以“自助”為重點，「社區」利用自己的資源和「能力」透過“自決”來管理其面臨的挑戰。在討論「介入」的『補償模式』與『醫療模式』的優點時，可以找到類似的概念(例如，Brickman et al., 1982)(Eynde & Veno, 1999)。
在與「社區守門員」進行『諮詢』(consultation)後，心理學家和牧師都很清楚，即使不是公然有害，使用「受害者」模式也會適得其反。他們不認為他們的「社區」是由破碎和受損的「受害者」組成的；他們認為他們的「社區」有「能力」，具有現有的「優勢」和『韌性』，如果『社區心理學家』被允許進入他們的「社區」，他們希望得到“尊重”的待遇。研究人員和「社區守門員」之間制定了一份囊括了這些價值觀的契約。然後，研究人員/顧問被邀請參加當地主日學大廳的指導會議，其目的是啟動Banksia村重建的行動計畫。與Young(1989)的斷言相反，當地居民在處理情緒傷害方面可能無效，從我們最初的接觸中可以看出，Banksia村有可能成為一個「有能力的社區」，能夠在心理學家的極少幫助下解決自己的問題。與「社區守門員」接受危機處置、傾聽技巧和因應技能方面的培訓(Young, 1989)相較，基於支持、促發(facilitation)『賦權』(empowerment)的模式被認為更合適(轉引自Eynde & Veno, 1999)。
瑪麗·雪萊(1818/1823)透過一部短篇小說獲得了一定程度的不朽，實際上是為了迎接自發性的挑戰。她參加的四方「鬼故事」比賽抓住了一個悲慘錯誤的精髓，這個錯誤潛伏在我們這個品種中最高貴的人中：一種傾向──往往是無意的──讓我們自己的需求和觀念取代那些我們尋求服務的人的真正需求(Glut, 1973)(轉引自Gist et al., 1999)。
《科學怪人》(Frankenstein)，她借給她的虛構主角的名字，成為失控創作的文化代名詞，但更深刻的隱喻在於其創作者未能從創作本身的角度考慮他輝煌勝利的影響(參見Levine, 1974)。變成邪惡的創作的焦慮不是來自原始的、無法控制的侵略，而是來自其固有的人類對接納、親和力和情感的需求的挫折感──由於它必然會引起拒絕而變得無法實現。因此，創造物與創造者的爭吵引發一個問題，即人類怎麼能給一個充滿如此美好需求的生物賦予生命，而不考慮其形式將產生的影響(轉引自Gist et al., 1999)。
愛爾蘭祖母們長期以來一直說：「通往地獄的道路，鋪有良好的意圖」。『災難』通常會帶來許多的負面影響，以及行動和表達方式的激增，這些行動和表達似乎展現出健全的『利他主義』目標和意圖(Kaniasty & Norris, 1997)；這些包括為當前「社區」代理人和機構擴大服務與角色，以適應對現有服務的更大需求，及擴大其使命和收費概念，以包括被視為『災難』影響而出現的需求(Tierney, 1989)。毫無疑問，助人的願望是值得稱讚的，但當然，並非所有形式的協助都同樣有幫助的(轉引自Gist et al., 1999)。
-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UNDRR). (2017). The Sendai Framework Terminology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Vulnerability".
- PreventionWeb (2024). Understanding disaster risk: Vulnerability. The web managed by the UN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UNDRR).
- Kloos, B., Hill, J., Thomas, E., Case, A. D., Scott, V. C., & Wandersman, A. (2021). Community Psychology: Linking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4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Catherine A. Courtney, C. A., Ahmed, A. K., Jackson, R., & McKinnie, D. (2008). Coastal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A Unifying Framework, Assessment, and Lessons Learned. Conference: Solutions to Coastal Disasters Congress 2008.
- Eynde, J. D., & Veno, A. (1999). Coping with disastrous events: An empowerment model of community healing. In R. Gist & B. Lubin (Eds.), Response to disaster: Psychosocial, community, and ecological approaches (pp. 167-192). Philadelphia: Brunner/Mazel.
- Brickman, P., Rabinowitz, V. C., Jr. J. K., Coates, D., Cohn, E., & Kidder, L. (1982). Models of helping and cop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4), 368-384.
- Gist, R., Lubin, B., & Redburn, B. G. (1999). Psychosocial, Ecological, and Community Perspectives on Disaster Response. In R. Gist & B. Lubin (Eds.), Response to disaster: Psychosocial, community, and ecological approaches (pp. 1-20). Philadelphia: Brunner/Mazel.
👉延伸閱讀
- 《獻給永不輸給風雨的臺灣》專輯(II)：『危險的新時代』—『災難』字源學、定義與假設、「優勢」觀點、「受益反應」與『韌性』、2024年全球『災難』數據與「後現代」視角 (2025.10.1)
- 《獻給永不輸給風雨的臺灣》專輯(I)：「尋找涓涓細流」─一篇關於一位東非肯亞年輕女孩勇於「逆流而上」並改變其部落命運的故事 (2025.9.30)
- 《『預防心理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II)：「心理衛生預防」的上游思維 (2025.4.29)
- 《2025年心理韌性研討會》：『災難心理健康與社區轉型韌性』工作坊(講者：周才忠) (2025.9.13)
- 《東日本震災『轉型韌性』踏查》專輯(I)：『防災心理學』的傳承之路 (2025.4.17)
- 防災社區心理學的可行方向 (2015.9.29)
- 他山之石：日本自主防災組織與設施之見聞 (2017.1.2)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