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日 星期三

《獻給永不輸給風雨的臺灣》專輯(II)：『危險的新時代』—『災難』字源學、定義與假設、「優勢」觀點、「受益反應」與『韌性』、2024年全球『災難』數據與「後現代」視角

 

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5/10/1)

       「天災」，總是在我們最意想不到的時候降臨。而且在『災難』文獻中，要梳理出清晰思維具有困難度，因為嘗試「定義」的基礎上，會出現所謂的“價值觀”，以及產生看似相反的結果。因此，本文介紹的主題，包括『災難』一詞的字源學、定義與假設、「優勢」觀點、「受益反應」與『韌性』、2024年全球『災難』數據與「後現代」視角等。總括來看，『災難』本質上屬於一種「社會結構」，它是創造「社會改變」的一個機會，而『心理學家』則扮演“變革促發者”角色，為儘可能多的公民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質」。

『災難』一詞的字源學

※圖片來源：「etymonline」線上詞源字典網站

     『災難』(Disaster)意謂“任何毀滅性或令人痛苦的事件；任何不幸的事件”，尤指突發或巨大的不幸。這個詞源自1590年代的義大利文「disastro」，由拉丁語前綴「dis-」(“離開”、“沒有”、“生病”或“壞”)和「astro」(“星星”)組合而成，字面意思是“運氣不好”或“壞星”。這個術語反映了一種古老的信仰，占星術將人類的命運和事件歸因於恆星和行星的位置。因此，人們認為，被視為『災難』的事件是由行星或恆星的不利相位引起的，從而導致大範圍的破壞和苦難，無論原因為何。例如，1597年莎士比亞稱羅密歐與茱麗葉為「一對命運多舛的戀人」，他並非只是在運用詩意的表達；他暗示著命運注定的災難。因為，當時所有的『災難』都與星辰有關。然而，『字源學』告訴我們一個字的來源，但不能告訴我們它在今天的意思。隨著時間的推移，『災難』不再指災難事件的占星訊號，而是災難本身。如今，大多數人不再相信自己的命運受星象和行星位置的控制，但這並不能阻止『災難』的發生(Hollandbeck, 2019)。

※圖片來源：Ameba部落格「kanjilaboのブログ」

      『災』字的早期字形在「甲骨文」時期就已出現。這個表示自然現象的漢字，是由下半部的「火」(部首)和上半部的「水」組成，後者代表被堵塞的水。其為水、火、刀兵、荒旱等自然或人為禍害的通稱，例如水災、火災、旱災。這基於「人類存在」是必然的前提。但當我們思考『災難』時，即使是襲擊無人島嶼的地震和海嘯，也被認為是自然現象。顯然，「天災」總是在我們最意想不到的時候降臨。然而，『Disaster』這個英文術語，在16世紀時卻堅信是由行星或恆星的錯位所引起的，此清晰地展現了東西方對於『災難』的不同看法(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第六版)。

『災難』一詞的定義與假設

       在『災難』相關文獻中，要找到思想的清晰度是一個困難，因為其「定義」和「型別」似乎充滿了矛盾。在這些「定義」嘗試的基礎上，出現了“價值觀”，「定義」了概念化的語言和特色以及研究人員的動機。所以，研究產生了看似相反的結果。例如，地震襲擊了澳洲的內陸中心，它不太可能被「定義」為一場『災難』。但假使澳洲主要城市發生相同強度的地震，『災難』可能會被「定義」與宣布。然而，如果影響內陸原住民「社區」聖地的地震，可能會被原住民族視為一場『災難』。因此，『災難』需要“社會脈絡”，才有資格成為值得進行『心理學』研究的領域。『災難』也說明了自然與「社區」之間的交互作用。許多學者試圖對『災難』進行更詳細的「定義」，即要縮小探究的範圍，又要從「危害」(hazards)(Whittow, 1980)和「危機」(crisis)(Rosenthal et al., 1989)之間區分出不同的影響(轉引自Eynde & Veno, 1999)。

       考慮以下「定義」是一個具啟發性的思考練習，並表明每個引用的作者的重點略有差異。『災難』被不同「定義」為：「一個危機事件，其對人類系統的要求超過了系統的應對能力」(斜體字為強調的部分；Bolin, 1989)；「一類環境事件，定期、強度不同程度地使人類系統受到廣泛性的破壞和壓力」(斜體字為強調的部分；Bolin, 1989)；「在特定地理區域相對突然發生(或至少表現出來)的集體壓力情況涉及一定程度的損失，其干擾社區正在進行的社會生活，以及受制於人類管理」(斜體字為強調的部分；Tierney, 1989)(轉引自Eynde & Veno, 1999)。

       這些「定義」說明了一套「假設」，這些「假設」反映了『災難』相關文獻中的主導價值觀地位，值得進行一些反思和辯論。這些「假設」似乎包括下列要素(Eynde & Veno, 1999)：

  1. 「社區」認為『災難』是負面的。
  2. 『災難』使「社區」無法應對。
  3. 介入的目標是將「社區」恢復到以前的功能水準。

      Kreps(1984)以及Kaniasty和Norris(1995)討論了第一個與第二個「假設」──「社區」將把『災難』視為負面的影響，「社區」無法應對『災難』的後果。兩者都討論了不一致的研究結果，並注意到『災難』對「社區」的影響似乎是沿著連續的分佈。辯論的一端認為，『災難』造成的痛苦很小，而辯論另一端則認為，『災難』會造成嚴重的痛苦。儘管『災難』給我們的「社區」帶來一些痛苦是眾所周知的觀念，但研究表明，這並不總是如此。這是一個關鍵的發現，應該對所使用的介入策略產生明顯的影響(轉引自Eynde & Veno, 1999)。

『災難』的「優勢」觀點

※圖片來源：「wikiwand」網站       

        1985年的暴雨在波多黎各造成了大範圍的洪水和危險的土石流，造成了房屋錯位和廣泛的財產損失。由於當地居民在前一年即完成了「心理健康」調查，為研究人員提供了進行前瞻性和回顧性研究設計的獨特機會。從受事件影響的居民和未受影響的居民那裡均收集了訪談資料，進而控制了受災程度。此研究表明，暴露在『災難』中的人經歷了一些「創傷」的證據，這些災民表現出憂鬱、創傷後壓力與身體症狀的跡象；然而，與未受影響的居民相比，這些在『統計學』上沒有達到顯著差異。Bravo、Rubio-Stipec、Woodbury和Ribera(1990)認為，這些結果支持了一種「優勢」(strengths)觀點，即表明「縱使在存在生命威脅、嚴重個人或物質損失以及疏散和搬遷等強烈壓力因素的情況下，人們也可以對新的心理症狀的發展非常有“韌性”」(轉引自Eynde & Veno, 1999)。

      這種「優勢」觀點似乎強烈表明，心理上的「堅毅」(hardiness)或「韌性」(resilience)能“緩衝”了居民免於受災的影響。這場『災難』是無法控制的、出乎意料的；與高影響、高暴露和恐怖有關；並對居民產生了長期的物理影響。同樣，Taylor、Ross和Quarantelli(1976)調查發現，儘管龍捲風影響地區的居民表現出一些壓力症狀，但不再有心理問題的趨勢──事實上，一些居民報告了對『災難』的「正向」反應(轉引自Eynde & Veno, 1999)。

※圖片來源：「SKIPPER FAMILY MAGAZINE」網站

      1952年，一連串致命的龍捲風席捲了美國阿肯色州。誇蘭特利(Quarantelli)是芝加哥大學派去研究災後狀況的團隊成員之一。傳統的觀點認為，倖存者會驚恐萬分與無助，但也會為了食物而互相掠奪、毆打(*正如美國作家-雷貝嘉·索尼特在她關於『災難』應對迷思的書中所說：「前提是人們都是羊，除非他們是狼」)。但在阿肯色州進行了近350次訪談後，誇蘭特利和他的同事發現，幾乎每個人都表現得“理性”，甚至“慷慨”。他們互相保護，他們爭分奪秒地尋找倖存者。災區沒有交通堵塞，人們沒有慌亂地逃離；但進來救援的車輛實際上更糟。誇蘭特利環顧四周，意識到，他回憶道：“這是一個與我們以往所設想完全不同的世界”(Mooallem, 2017)。

※圖片來源：「Muddy River News」網站

       Powell和Penick(1983)於1973年美國密西西比河谷發生大面積洪水的居民中發現了可比較性的結果。在該洪災後的8至12週尋求他們的回覆，並詢問居民在災前的感受和調查時的感受。接續，在初次面談後11~15個月再次聯絡了他們，詢問此『災難』的長期影響。結果包括『災難』發生後，整體的緊張和焦慮感有顯著增加。此外，無論是在『災難』發生後不久還是1年後，以前有心理問題的居民都特別容易受到『災難』的影響。然而，受試樣本中沒有人需要因精神疾病住院，也沒有人出現新的『心理病理學』相關症狀。有趣的是，「大多數受害者將自己的反應描述為痛苦但“自然”；他們通常不認為自己患有精神疾病或需要接受精神醫療服務」(轉引自Eynde & Veno, 1999)。

       對「社區優勢」假說的進一步支持(Bravo et al., 1990)，來自於對共產主義東德解體和崩潰後的「社會再融合」、社會支持和紐帶(關係)的檢視(Schwarzer et al., 1994)。作者們認為，這些政治和社會事件既是關鍵的生活事件，也是壓力誘發事件，因為許多人的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許多德國人重新構建了他們的生活，改變了他們的生活路線，並打破了他們的社會與網絡關係，因為他們重新融入了新的社會和政治氛圍。Schwarzer等學者(1994)曾對418名東德人進行了為期兩年的縱貫性研究，其控制了生活的變化和干擾，測試了心理重新適應。結果證實，大多數的移民不是被環境事件所淹沒的「被動或無助的受害者」，而是「積極的變革推動者」，他們表現出以建設性的方式重組和控制自己生活的明確能力(轉引自Eynde & Veno, 1999)。

      因此，Omer和Alon(1994)創造了「異常偏誤」(abnormalcy bias)一詞來解釋這種行為與態度。這反映了專家「低估了人們在面對『災難』時充分運作的能力」。研究者在結論中考慮對一些「社區」的『災難』事件進行「零介入」的可能性，並肯定提出了「極簡介入」(minimalist intervention)的新概念(轉引自Eynde & Veno, 1999)。

『災難』的「受益反應」與『韌性』

       儘管「創傷」的『精神病理學』後果與「虛弱」(debility)有關，這種症狀可能會持續數十年，但「創傷」事件的影響並不完全是壞的。對某些人來說，「創傷」和「失落」有助於走向「健康」(McFarlane, 1989;  Card, 1983; Tedeschi et al., 1998)。「創傷」 經歷可以成為受害者重組以前混亂的生活、重新定位價值觀和目標的中心(Ursano, 1987/1981)。「創傷」 事件可以透過將與事件相關的感覺、思想和行為連結起來，作為記憶的心理組織者，並且後來在象徵性、環境或或生物刺激下被逐條地存取(Holloway & Ursano, 1984)(轉引自López-Ibor et al., 2005)。

※圖片來源：「wikipedia」網站

       例如，1974年美國俄亥俄州澤尼亞龍捲風的許多倖存者經歷了心理困擾，但大多數人描述了「正向」的結果：他們瞭解到自己可以有效處理危機(84%)，並認為他們遇到這種挑戰會更好(69%)(Quarantelli, 1985; Taylor, 1977)。在戰鬥「創傷」相關文獻中，也報告了這種「受益反應」(benefited response)(轉引自López-Ibor et al., 2005)。

※圖片來源：「The Stream」網站

       1964年至1973年的越戰期間，美國武裝部隊成員被大量俘虜為戰俘。1973年2月，根據簽署《巴黎和平協定》的「回家行動」，在遣返的591名美國戰俘中，有325名來自空軍，他們被關押在在北越、南越、柬埔寨和寮國的戰俘營中。這些遣返的飛行員都在德州布魯克斯空軍基地的美國空軍航太醫學院(USAFSAM)接受了後續『精神病學』檢查。經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許多戰俘(*約占1/3)明確表示，儘管他們的囚禁生活極其痛苦——充滿了酷刑、虐待、疾病、營養不良、單獨監禁以及其他形式的感官和人身剝奪——但他們仍然從這種殘酷的經歷中獲得了一定的個人「益處」。這些經驗通常被描述為：自我觀念和態度的轉變，對人際關係的興趣和敏感度的提升，以及對職業和整體文化的價值觀的改變。一些戰俘認為這些好處大於壞處，因此總括來說，他們認為自己從囚禁經歷中受益匪淺，並將其視為成長經歷。而且，報告出這些「受益反應」的空軍戰俘，往往是遭受過最「創傷」經歷者(Sledge et al., 1980)(轉引自López-Ibor et al., 2005)。

 2024年全球『災難』事件數據之回顧 

      『緊急事件資料庫』(EM-DAT)是由比利時的天主教魯汶大學(UCLouvain)「災害流行病學研究中心」(CRED)自1988年以來在維護的，旨在存檔重大災害，並為未來的「災害風險降低」策略提供支援。EM-DAT 提供訊息，以協助國家和國際層面的「人道主義」行動，從而在「災害準備和反應」方面做出基於證據的決策。此資料庫有助於評估「社區」對災害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為決策者確定優先事項提供寶貴支援。

       2024年，EM-DAT記錄了393起與「自然災害」相關的全球『災難』事件。這些事件造成16,753人死亡，1.672億人受災。經濟損失總計高達2,419.5億美元(近7兆3千7百億台幣)。其中，亞洲「極端氣溫」事件造成數千人死亡，非洲「嚴重乾旱」影響超過2,500萬人，美國遭遇毀滅性的「熱帶風暴」，累計損失超過1,000億美元。

       2024年度報告的死亡人數低於2004年至2023年65,566人的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沒有發生重大災害——例如強地震、海嘯、風暴或熱浪——這些災害每次造成的死亡人數可能超過10,000人。儘管如此，亞洲發生的幾起與「極端氣溫」相關的事件仍位居年度十大最致命事件之列。例如，2024年6月沙烏地阿拉伯麥加朝覲期間遭遇極端高溫，氣溫超過50°C，造成1,300多人死亡。其他亞洲國家也於2024年經歷了嚴重的熱浪和創紀錄的高溫，包括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柬埔寨、寮國、泰國、緬甸、越南和菲律賓。然而，實際的人類影響可能被低估，未能在EM-DAT中充分體現。根據現有數據，印度3月至6月間的熱浪已造成733人死亡，巴基斯坦則有568人死亡。在孟加拉，約有3,300萬兒童受到極端高溫的影響。在美國，初步估計死亡人數為1,006人，但這僅包括鳳凰城(亞利桑那州)和拉斯維加斯(內華達州)的數據。在歐洲，義大利和希臘等地中海國家報告了「極端氣溫」事件造成的超額死亡，但截至本文撰寫時，最終數據尚未公佈。

       根據阿富汗「紅新月會」(ARCS)和阿富汗「國家災害管理局」(ANDMA)統計，阿富汗冬季嚴酷的天氣條件，包括寒流、降雪、暴風雪、山崩和洪水，已造成近1,200人死亡。2024年5月24日，巴布亞紐幾內亞恩加省發生嚴重山崩，造成該國近年來最嚴重的災害之一。聯合國機構估計死亡人數約670人，但大多數罹難者仍被埋在廢墟下，最終死亡人數尚不確定。1月1日，日本的能登半島發生強烈地震，造成551人死亡，成為2024年十大損失最慘重的災害之一，損失總額估計達150億美元。

       「洪水」是非洲死亡人數最多的災害類型。 2024年7月至9月，查德共和國有576人死亡，而6月至10月尼日的洪水奪走了396人的生命。在印度和孟加拉，8月下旬的強烈季風降雨、山洪暴發和雷暴分別導致800萬人和580萬人受災，而孟加拉在6月初和7月初又有510萬人受災。在西班牙，10月下旬和11月初的洪水，尤其是瓦倫西亞地區的洪水，位列2024年全球十大最昂貴洪水之列，損失總額達110億美元。在巴西，5月初發生在南里奧格蘭德州的洪水、山崩和泥石流造成的損失估計達70億美元。

       「熱帶風暴」也對全球造成了重大影響。 2024年9月初，颱風「摩羯」(Yagi)在緬甸造成460人死亡，是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其他國家也遭受了巨大的破壞和傷亡，尤其是越南，據報導死亡人數達345人。東南亞地區至少有2,900萬人受到破壞性氣旋的影響，包括7月份的颱風「凱米」(Gaemi)和「巴比侖」(Prapiroon)以及10月份的「潭美」(Trami)。早些時候，孟加拉的氣旋「雷馬爾」(Remal)影響了約460萬人。 2024年，美國也遭受了風暴的嚴重影響，包括「海倫」(Helene)、「米爾頓」(Milton)和「貝羅」(Beryl)等大型「颶風」，這些「颶風」在去年度報告中位列損失最慘重的「颶風」之列。

     「乾旱」嚴重影響了多個非洲國家。 2024年，極端「乾旱」影響了尚比亞約980萬人、辛巴威760萬人和馬拉威610萬人，加劇了糧食和水資源短缺。在巴西，亞馬遜地區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乾旱」，是幾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乾旱」之一，造成的損失估計達60億美元。美國也遭遇了「乾旱」，主要集中在南部、東部和西北部地區，損失估計達54億美元。EM-DAT數據顯示，整體而言，2024年的災害損失比過去二十年的平均值更高。

 『災難』的「後現代」視角 

      1998年，美國的社會學家與災難社會學支持者-恩里科·誇蘭特利引入了『災難』的「後現代」(Post-modern)視角，從受影響者的“主觀”角度來考慮『災難』，包括救援人員和所有以任何方式參與甚至表現出興趣的人。任何『災難』都會密切影響，並激起每個人為自己和他/她生活的地方的世界基礎。此外，『災難』會影響一個「社區」，就像放大鏡一樣，增加了對缺乏「社會正義」和「公平」(equity)的認識。從這角度來看，『災難』是「社會改變」的一部分；它們更多的是一個「機會」而不是一個“事件”；它們是開啟了「社會危機」的新視野(Quarantelli, 1998)。

      『災難』作為一個概念顯然取決於「社會」和「政治」因素；它可以作為一種「知覺」來論證。因此，『災難』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結構」。我們通常構建事件是為了與我們的「世界觀」一致。然而，當我們宣佈『災難』後，政府當局和隨後的新聞媒體將這一事件描述為強大、具有破壞性(*至少對有權勢和財產的人)，並在整個「社區」造成破壞性的痕跡。例如，新聞媒體傾向於“放大”事件的影響，因為這種策略符合他們的「利益」：當然，破壞越大，新聞就越大。這些因素有助於加強「知覺」此事件的“影響”，並提供一個關於如何應對的指令碼，現在被標記為『災難』(Eynde & Veno, 1999)。

       社會的變革，無處不在(例如，Moore, 1974; Smith, 1976)。關於「社會改變」的重要問題，涉及變革的速度和方向。在這種脈絡下，『心理學家』在「社會改變」的過程中是扮演“變革促發者”角色，為儘可能多的公民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質」。這一宣告反映了與「生態」和「社區」觀點完全一致的價值立場(Eynde & Veno, 199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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