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個人面向中，「韌性」是指人們儘管面臨壓力、逆境或長期創傷，但仍能成功適應和發揮作用的能力(Bonanno, 2004; Masten, 2007)。「韌性」似乎是一個常見的因應過程。因為許多人雖然因壓力源(例如，親人去世)而感到痛苦，但在沒有臨床介入的情況下恢復了之前的功能水準。在面臨壓力時，有些人能夠保持穩定的健康功能水準，很少或沒有情緒困擾或身體症狀。然而，在『社區心理學』的所指的「韌性」定義，是產生於環境和個人因素的相互作用(Luthar et al., 2000)。其涉及多重生態層次的行動途徑，而不僅僅是個人。根據『社區心理學』相關自然災害的研究表明，社區與個人都可以有復原力，例如水災後“往後彈回”(Bounces back)的社區(Velázquez et al., 2017)。波多黎各大學心理學系退休教授Serrano-García(2020)更主張將「社區韌性」(Community resilience)概念化，“定義為社區適應和可用性的能力，以及能夠在以變化、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為特徵的環境中活化其「社會資本」。
「逆境」往往是變革的催化劑─我們需要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不僅僅是“彈回”到舊世界。尤其當「一切如常」已經不再具備所需的韌性程度時，我們就有必要思考是否將「韌性」轉型或升級。未轉型的痛苦，就是轉變的痛苦。因此，強調傳統「往後彈回」的「韌性」或「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概念的實質效益不大，我們須要關注所謂「向前彈跳」bouncing forward)的「轉型韌性」(Transformational resilience)。它不是陷入“一切恢復正常”的模式，而是創造一種“新常態”。過去「韌性」相關研究一直圍繞在是否最好被理解為需要建立的東西(例如由個人、社區等)，或者如何被概念化為一個結果而不是一個過程。然而，德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學者們(Abeling et al., 2018)則強調，「韌性」本身是一個適應性和持續的過程。「轉型」被提出為一個概念，有助於突顯「韌性」思維中的權力和政治議題(如正義、平等、氣候變遷等)。足智多謀的概念被作為「韌性」的替代方案呈現。這是關於在社區層面建立資源的能力，以及社區在其特定地理空間之外維持網絡和關係的必要性。此新概念試行在南亞印尼兩個沿海村莊的研究發現，「轉型韌性」的建構會受到轉型階段、能力的異質性和相互依存性以及用作能力的資源強度的影響。「轉型韌性」的建設過程不可能立即發生，而是需要一個過渡階段導航的理想時間框架，其中社區形成波谷和波峰，以在每個制度中創造一個完美的階段。這種情況觸發了在面對災害時實現高「韌性」條件，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Maurischa et al., 2023)。
「轉型韌性」概念可以用複雜性科學的觀點來說明，例如穩定的正常的狀態能用口袋中的球體來表示，當球被擊出中心時，它會自然地傾向於回到其正常位置，但一次重大的混亂可能會使其陷入更低的狀態，例如洪水災害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阻礙正常運作，我們必須付出努力(如透過緊急服務)來恢復這種情況，以防止進一步的擾亂和恢復原狀。如果要將這種擾亂轉化為一種刺激，讓人們能夠度過洪災並減少其影響，就需要對社會進行全新的設計和重新的配置。例如第一級響應可能導致防洪屏障，第二級響應將導致基礎設施的重新設計和遷移。這是概念景觀中最高的山谷，假設有三個“山谷”，正常社會是中央山谷。破壞性衝擊可能會使系統越過左側的阻擋峰，陷入更分散的狀態。「恢復性韌性」(Restorative Resilience)努力的目的，是推動系統重新回到坡度並使一切恢復“正常”，我們將其命名為「韌性1.0」或「現狀韌性」(Status Quo Resilience)，例如這是民防緊急應變行動的作用。如果「韌性」努力具有轉型作用，它們可能會將系統推向更高的山谷。在這種狀態下，山谷中雖包含同樣的破壞性衝擊，但新系統會吸收衝擊，以更少的努力更容易地回到「新常態」，我們將新系統的這種更高狀態稱之為「韌性2.0」或是「轉型韌性」(Hodgson, 2010)。
其實，從整個生命週期的觀點來看，“人”是沒有「韌性」特徵的，它僅是動態屬性和機率分佈位置而已。因此，「韌性」一詞概括的人與環境關係，反映了個人在特定時間點的幸福感(Well-being)，以及在面對挑戰適應的生態環境特徵時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茁壯成長(Thriving)的情況。反過來，這種關係還意味著，對於生態或環境來說，有一些行動可以維持或促進其結構(例如，家庭、教育或醫療保健系統)的質量或其在支持健康人類行為和發展方面的功能(例如，體現溫暖和適當監控的養育方式；涉及積極參與的學生和高品質機構的低師生比例；以及分別在規範和緊急情況下獲得初級、二級和三級照護的機會)(Lerner et al., 2012)。我們可以從日本濱太平洋的七個311災區市鎮相關作法中，覓見「韌性2.0」或是「轉型韌性」的發展脈絡，它們並非是一個抽象或深奧的專有名詞，至少能從日本災區民眾身上略見一斑，相信這些也是臺灣未來學習的可行方向。
「災難」改變了我們做事的方式，也賦予了我們做事的本領。數百年來，臺灣經歷了大大小小的危機或災難事件，例如87水災、921大地震、88風災、0206臺南和花蓮地震等等。支撐我們走過來的「社區韌性」到底為何？張珏(2016/2017)曾將「社區整備度」(Community readiness)模式試行在臺灣三縣市七個村里的「建立防災社區韌性」方案上。此目的在於增進一個地域能夠辨識某個可能災害的問題，並採取步驟去解決或防止它發生的社區能量。如果試圖推動一個社區去做一些它還沒有準備好的事情，那麼這類的努力很容易就會失敗，因為人們只會支持他們認為合理、合乎邏輯、可行的事情。因此，需先根據社區有意願接受與支持的內容，去研擬相關介入措施或策略。並且設定的目標，不要太大以至於超越社區目前的能力和對問題的理解，將可以取得穩健的進展(Edwards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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