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倫多約克大學社會學家-瑪西亞‧佩利‧埃弗拉特曾說過：“研究「社區」，就像用手指舀起果凍一樣。你或許能抓到一些，但總會有更多從你身邊溜走”，這句名言描述了「社區」的複雜性和難以捉摸的本質。站在『社區心理學』的觀點，如此多樣性的意涵未必是件壞事，其能夠讓「社區」概念有不同層面的創造性探索機會。因此，本文介紹的主題，包括「社區」定義的源起與擴充、「社區」和「社會」的區別、東方文化國家(日本、中國和臺灣)接近「社區」的詞彙、「社區」的兩種類型、具指標性的「社區」實例(如德國南部奧格斯堡的福格社區、德國北部胡蘇姆附近的奧爾登斯沃特社區、美國芝加哥的羅伯特·泰勒公共住宅、德國萊比錫西郊格呂瑙的東德時期組裝式住宅、丹麥奧胡斯海濱區的冰山公寓、丹麥哥本哈根的蒂特根宿舍樓)等。他山之石，臺灣理想的「社區」願景，未來還未來！！
『社區』定義的源起與擴充
「社區」的字源
儘管「community」這一概念可能與「社區」本身一樣古老，但其含義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文化的變化而不斷演變。例如，古希臘人認為「community」(koinonia)是“地方性的”、“特定的”、以祖先為導向的，羅馬人的「communitas」概念可能更符合當代西方的「community」觀念。 「communitas」在拉丁文中意為“屬於一個群體”(Delanty, 2003)。此通常指的是人人平等的「非結構化社區」，或「社區的精神」(如社會平等、團結一致、親密無間等)。對『文化人類學』和『社會科學』來說，它屬於一個外來詞，並具某種的特殊意義。
蘇格蘭著名人類學家-維克多・特納(1920-1983年)，則將「communitas」定義成相對於結構化“社會”的一種反結構化“共同體”，其平等個體在各閾限(liminality)之間可相互交流(Turner, 1974)。因為當一群積極參與的人陷入“社會”結構的夾縫時，就會出現一種奇妙的現象。他們可能會與周圍的人產生強烈的聯繫感，從而喚起一種他們認為最典型的人類體驗—集體歸屬感。因此，特納將這種在反結構環境中產生的集體中強烈的情感、全情投入和友愛感概念化為「社區/社群」。而且，它屬於一種變革性的體驗，其深入每個人存在的根源，並在其中找到某種深刻的共通性和共享性(Haggar, 2024)。
「社區」的最早定義
關於「社區」的明確定義，1887年德國著名社會學與哲學家-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年)首先提出「Gemeinschaft」與「Gesellschaft」兩個專有名詞，來精確且科學地區分“社區” (Community)與“社會” (Society)之間的差異。當時他身處的年代，正隨著西方國家越來越多地成為城市、工業和技術，這是一個快速而廣泛的時期。滕尼斯對這些「社會」層面的變化如何影響人際關係的問題著迷，特別是在「社區」層面(Kloos et al., 2021)。
「社區」(Gemeinschaft) ─ 意指多維的關係，一群具有共同身份、親密人際關係及依附傳統與情感的人。例如，你幫某人或共同做一些事情，或花時間在某人身上，只因為重視這個人與跟他/她之間的關係，而不是作為一種達到目的之手段。「小鎮」通常被描述為受Gemeinschaft關係主導。因為社區成員(居民)們知悉互相如何扮演許多不同角色，並致力去維持這些關係。此乃對彼此一種共同的義務感，不是出於任何具體原因，而是因為“共同存在”的關係(Kloos et al., 2021)。
滕尼斯的「社區」理念是基於「自然意志」(Wesenwille)的概念，這是一個包含根本性歧義的新詞。「Wesen」是德國社會理論中最難以捉摸的術語之一，可以翻譯為「生物/生靈」或「本質」。在某種程度上，這個「社區」概念借鑒了「Wesen」的最初意義。從『心理學』角度來看，人類首先是渴望快樂、逃避痛苦的動物，而快樂和痛苦是人類活動的兩大主宰。從社會角度來看，最原始的「社區」形式依賴於感覺而非理性，因為人類之間最初的群體關係(紐帶)源於一種默契的理解(Verstdndnis)，而「社區」的基礎—家庭—則源於人類的性和物質需求。「本能」(Instinct )也主導了人類發展的第二階段。一些人類生存所必需的行為(例如工作)最初是痛苦的；然而，重複這些行為卻給人類帶來了獲得新技能的樂趣。因此，「村莊」是一個相對發達的「社區」，體現了以簡單農業為支撐的共同生活習慣(Tönnies & Loomis, 1999)。
「社會」(Gesellschaft) ─ 則相對是一群無涉個人關係、隸屬正式組織、缺乏共同的/有約束力的規範及超脫於傳統和情感的人。此人群關係乃建立在一種特定交易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關係是「工具性」的，參與者從根本上將這種關係視為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本身有價值的東西。這是你參與的關係，只是因為你期望從互動中以某種方式受益，對方也是如此。因此，你與家人和朋友的關係是Gemeinschaft關係，你在購物時與雜貨店中收銀員之間的關係是Gesellschaft關係，雙方是以“理性”來驅動，而非“感性”(Kloos et al., 2021)。
如前所述，滕尼斯對「社區」的『心理學』推論，其假設「本能」可驅動人類的行為。因此，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就是克服這種傳統的心理上將快樂與行動合一的觀念。透過將「感覺」與「行動」分離，現代人類的「理性意志」將目的與手段分離。擺脫了「自然意志」的束縛，現代主體可以設定自己的目標，並謹慎地選擇實現目標的適當手段。因此，邁向自由的進程，就其內在地存在於現代主體的奮鬥之中。然而，仔細檢視這些目標，滕尼斯發現現代「社會」理性中存在著某些悖論。滕尼斯認為，兩種「工具性」目的決定了「理性意志」：財富和統治。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財富提供了獲得一切快樂和追求新利潤的力量。現代主體也尋求對他人的權威，只要他們能夠幫助實現目標。這樣，賦予人們掌控自然力量的技術─目的與手段的分離─也促使一些人有系統地尋求掌控他人的權力(Tönnies & Loomis, 1999)。
滕尼斯認識到，我們所有生活都涉及以上這兩種關係，但他認為，是Gemeinschaft關係定義了「社區」關係。從那時起，許多歷史學家、社會科學家和哲學家都同意他的觀點(Kloos et al., 2021)。
「社區」定義的擴充
根據1955年美國鄉村社會學家-喬治‧希勒里曾回顧古代及更多「社區」相關文獻指出，「社區」的定義多達94種，其中59種符合「社區」生活中的社會互動、地理區域、共同紐帶(關係)三元素，約73%的定義涉及地理區域、共同利益/認同以及成員之間的關係(Lyon, 1999)。研究強調，雖然「社區」通常具有地理基礎，但這並非普遍要求，因為有些定義可以更側重於共同的興趣和溝通。
因此，Lyon(1999)提出了「社區」的定義：“生活在特定區域內，擁有共同紐帶並相互交流的人們”。Brint(2001)也認為，「社區」主要透過共同的情感和個人興趣相互連結。他將「社區」定義為“擁有共同活動和/或信仰，並主要透過情感、忠誠、共同價值觀和/或個人關懷(即對彼此的個性和生活事件感興趣)等關係而聯繫在一起的人們的集合體”。由此看來，目前尚無關於「社區」確切構成的統一定義。它經常被用來取代“地方性”，但「社區」遠不止於物理場所。
1974年，耶魯大學『社區心理學』名譽教授-西摩‧薩拉森重新將「社區」界定為：“一個容易取得且人們可以相互依靠的支持關係網絡”。因此，它能廣泛應用於地域、社區機構、家族、街頭幫派、朋友、鄰居、宗教團體與兄弟會，甚至全國性的專業組織。薩拉森認為，克服許多「社會」問題的關鍵作為，乃是在「社區」層面的人們“日常生活”中，去創造和維持歸屬感、責任感和目的感。薩拉森本質上也是說，「社區」是由Gemeinschaft關係定義的情境(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站在『社區心理學』的觀點，「社區」不意謂有其單一、容易被認可的定義，此可能與事實相距甚遠。因為這些牽涉到非常複雜的各種意涵相關議題討論(如社區身分怎麼確定、靜態vs.動態實體等)，由於「社區」某些情感內涵會賦予了它作為“隱喻”的力量，使其更難以透過研究去清楚界定。再者，「社區」也指多重生態層次─從微觀系統到鉅觀系統。然而，如此多樣性的意涵未必是件壞事，其能夠讓「社區」概念有不同層面的創造性探索機會(Kloos et al., 2012)。
儘管「社區」一詞在不同學科中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仍需更佳地理解對象「社區」的多元特性，以有效規劃真正符合在地民眾需求的相關政策與服務，並建立具“包容性”的「社區」。2016年，加拿大Virginie Cobigo等心理學者從66個「社區」定義中，透過質性分析抽取出13種含蓋跨領域的類型。從出現頻率最高到最低，依序為物理接近性、共享分享、團體內、人為的界限、相互作用、歸屬感、支持系統、持續性、社會象徵、無疆界性、協同過程、多元結合和有形實體。如下表所示：
東方文化國家接近『社區』的詞彙
1.日本
「community」一詞對日本而言，它是直接從英語借用過來的語彙，並用片假名進行表音。其國內只有流傳100多年類似的“seken”(世間)，以及與英語「society」(社會)對應的“shakai”(社会)。但這兩個術語很可能都代表了「共同體」的基本理念，例如《Cambridge Dictionary》日譯成，「地域社会」(ちいき しゃかい)、「共同体」(きょうどうたい)與「連帯感」(れんたいかん)。因此，將日語中關於「社區」和人際關係的概念翻譯成英語有困難，但更主要的是，日本「社區」的複雜性令人難以理解(Inoue, 2007)。
1877年，日本政府創造了“shakai”一詞作為「社會」的官方用語，這是政府試圖將西方詞彙翻譯成日文的計畫的一部分。“shakai”源自於漢語，在遠古時期，這個詞僅指宗教節日，後來逐漸演變為組織。在日本，“shakai”一詞曾指教堂，荷蘭文學中曾對此有所描述。明治維新後，政府和知識分子認識到，在西方國家存在著獨立的「個體」(individuals)，以及建立在獨立個體之間關係基礎上的「社會」，他們希望在日本建立這樣的「社會」。“kojin”一詞作為「individual」的同義詞，大約在1884年在日本「社會」中紮根。這比“shakai”一詞出現晚了七年，此意味著“shakai”的存在方式與西方文化中的「社會」截然不同，因為日本從未存在過“以個人為本”的「社會」。日本接受了西方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卻沒有按照西方的方式建立獨立的「個體」，這種不連貫性在“shakai”一詞中一直存在。當我們使用這個字時，我們指的是現代化、西化的日本社會。「世間」(seken)這個先前用於指稱「社會」(或「社區」)的傳統詞彙，如今已從官方文件中消失(Inoue, 2007)。
“seken”(世間)代表日本傳統的「人際關係」觀念，其在日本文化中也是一種世界觀。過去，它涉及自然的整體，而現在則指一種「人際關係」的因應方式。在日本，「個人」曾是“seken”的一員。例如，在會議上發言時，必須確保自己的意見與“seken”的利益相符。如此一來，一個人的真實觀點就隱藏在“seken”的背後。即使日本已經建立了現代化和西化的「社會」，「世間」(seken)在日本人心中仍然佔據主導地位。Ikuno(2005)也提到了日本「社區」的潛規則，即“先做對社區有用的人，再做獨一無二的個體！”，“為了實現社區目標，個人不應該固守個人意願” 。日本人常常被認為是喜歡權威、不善於表達個性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的權威就是「世間」(*社區)(轉引自Inoue, 2007)。
日本『社區心理學』協會(Japanese Society of Community Psychology)所使用的是“コミュニティ”一詞，在《実用日本語表現辞典》意味著因共同目的、興趣、地區等而聯繫在一起的一群人，並透過信息共享、相互支持、交流意見等方式，增強某地域紐帶的作用，為解決當地問題和振興該地區做出貢獻。
然而，日本至今仍無法發展出對應於人人平等、自我實現且非結構化的西方“community ”定義的概念。 主要原因在於“seken”是社會既定的人際關係框架，其並非由個人的意圖所形成或決定的，這可能是一種「為了更偉大的目標而生活」(Ikasareteiru)概念的延伸。因此，一個人不應該堅持自己的想法、願望，“seken”(社區)遂成為日本人喜歡、害怕、潛規則的一種「權威」(Inoue, 2007)。
2.中國
對中國來說，「community」(社區/共同體 )一詞也是外來語，『社會學』起到了重要的引介作用。它已經逐漸融匯到中國的官方語用中，融入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街道「社區」。大有替代傳統的村莊、鄉社、鄰里、街坊、城邑之趨勢(彭兆荣、张进 ，2019)。
在中國，「社區」概念始於30年代初期，社會學家-費孝通對其翻譯與推導最具代表性。在 《二十年來之中國社區研究》中，費先生闡述了 「社區」一詞的產生過程，美國芝加哥大學派克教授到基督教會開辦的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學時，曾提到「Community is not society」一句話，在座的費孝通與其他青年學生原本有意把“community”這個詞譯為「地方社會」，但恐與“society”兩相矛盾，於是才翻譯成能融合“社群性”和“地域性”兩層意義於一詞的「社區」，而逐漸成為中國『社會學』、『傳播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概念(轉引自彭兆荣、张进 ，2019)。
在「社區」質性上，費孝通與滕尼斯所說的“Gemeinschaft”是一致的，即認為「社區」限定於特定地域範圍內的群體單位，基於血緣和地緣兩種不同的背景關係之上。具體而言，血緣群體最基本的是家庭，逐步推廣成氏族甚至民族。地緣群體最基本的是鄰里，其指比鄰而居的互助合作的人群。鄰里在農業區發展成村和鄉，在城市則發展成胡同、弄堂等等。在中國，最接近地緣與血緣結合的聚居類型是村落(包括自然村)。村落在歷史上有諸種稱謂(里、丘、屯、塢、寨、堡、莊等)，這些不同的稱謂反映出地域和歷史背景的複雜與多樣性特徵。因此，把「社區」移植於傳統的民族村莊(ethnic community、ethnic minority community)，所呈現的面貌則大為走樣(彭兆荣、张进 ，2019)。
由於現代中國多以成套獨立住宅為主的「小區」，很難算得上是「社區」，雖然符合“區”的概念，但生活上缺少鄰里互動。另外，如果空間不鄰近，人與人的交往不便利，亦難形成「社區」(许冰清，2021)。目前，多數居民會誤認「社區」只是過去“居委會”的翻版，或現行國策僅將『社區心理學』作為其建構「和諧社會」的理論基礎之一與行動方針，以化解社區矛盾、減少社會不安定因素(轉引自陳嘉鳳、周才忠，2011)。
3.臺灣
臺灣原住民族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已經長約8000年之久。17世紀後才有漢人陸續移入開墾與定居。各原住民族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艱辛與韌性，也留給後世諸多珍貴的文化、語言與生活智慧。這些重要遺產都可體現在現代的個人、家庭、學校、「社區」等生態系統層面中，並緊密地交織再一起，且隨著主流社會夾擊下，正產生其基底的質變。 400年來，臺灣接連受到荷蘭、明清、日本等外來政權的統治。「聚落」形成由原住民部落、移民開墾農村(庄頭)到目前都市社區型態皆有。
「社區發展」是當代臺灣的一項社會政策和社會運動，自1994年起在新一輪的廣泛 「社區發展」浪潮中得到了肯定、賦權和合法化。從實踐角度來看，「社區發展」被視為一種具體的實踐，代表著自我意識的興起、地方賦權、以及公眾在營造環境中的參與(Lin, 2014)。1999年，的九二一地震發生，「社區營造」工作也發揮災後重建的關鍵角色，有效復甦地方活力與經濟發展(劉立偉，2008)。
臺灣擁有為數龐大的非政府組織(NGO)。據內政部統計處(2024)之統計年報顯示，中央政府所轄的社會服務及公益慈善團體有5,949個，而地方政府所轄的社會服務及公益慈善團體則高達15,030個。另外，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2024)的社區發展工作統計資料亦顯示，2023年各縣市的社區發展協會總數有7,025個，參與社區發展協會的人數(理監事與會員)有841,536人，占社區人口比例的3.8%；全國現有的社區活動中心3,203棟，社區照顧關懷據點3,319處，社區長壽俱樂部3,256處，社區志願服務團隊5,012隊，志工總人數154,196人。
然而，我們對於「社區 」二字的理解，目前似乎仍停留在等同「村里行政區域」的劃分方法，並透過“由上而下”的資源分配與政策措施，強加主導「社區發展」和「社區營造」的方向、議題，並促使與其地方政治力量結合。逐漸走向碎裂化的福利社區、醫療社區、長照社區、防暴社區...。在這樣穩固的社會結構化、服務系統控制、團體內效應影響下，往往造成臺灣社區本質失去“由下而上”、自我決定、草根行動、具包容性等主體性。無論“communitas”或“ community”的理想「社區」願景，未來還未來！！
『社區』的兩種類型
『社會學』和『社區心理學』中「社區」的定義，區分了該術語的兩種含義：作為地域的「社區」和作為關係群體的「社區」(如Bernard, 1973; Bess et al., 2002)。關於空間和地點的不同向度，「空間」既可以指基於地域的「社區」，也可以指關係的「社群」(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 基於地域的社區 (Locality-Based Community)
此指傳統的「社區」概念，它們諸如都市街區、鄰里、小鎮、城市和鄉村地區。「社區」的成員(居民)之間存在人際關係；他們基於地理上的接近性，不一定是選擇後的結果。當一個地域的居民們有強烈的「社區意識」時，個人往往會透過他們的地域來識別自己，而朋友網絡通常是一些鄰居。另外，在許多國家中，政治代表、公立學校學區和其他形式的社會組織都是按地域來劃分的。
- 關係的社區和社群 (Ralational Community, Ralational Communities)
這些「社群」則由「人際關係」和「社區意識」來定義，但不受地理限制。例如，網絡討論社群是一個完全沒有地理限制的，互助團體、學生社團、宗教團體也是有關係紐帶定義的。雖然「關係社群」可能只基於友誼或娛樂(例如，體育聯盟)，但許多組織受共同任務或使命的約束。工作職場、宗教團體、社區組織、商會、工會和政黨就是例子。
上述基於地域的「社區」和關係的「社群」形成了一個光譜，而不是二分法。許多主要的「關係社群」都位於一個地域(如大學、宗教團體)。一個線上討論小組，其中成員從未見過面，錨定了連續體的純粹關係極(點)；一個城鎮或鄰里表徵了基於不同的地域的極(點)。
具指標性的『社區』實例
1.德國南部奧格斯堡的福格社區(*世界現存最古老的社會住宅)
奧格斯堡(Augsburg)，西元前15年由羅馬人建立，故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命名，它是德國最六古老城市。其位在羅曼蒂克大道上，接近奧地利邊境與著名的新天鵝堡，往東南57公里為慕尼黑。
雅各布·富格爾(Jakob Fugger)，1459年出生於奧格斯堡大城堡富格爾富商家族。14歲時，即遠赴義大利威尼斯接受教育，曾經是一名牧師，還擔任過幾任準教士。後來透過婚姻，將家族企業擴展至整個歐洲，包括採礦業(如銀、銅、硃砂)、銀行、紡織品貿易、航運等。他的財富快速累積，總計高達4000億美元，相當於當時歐洲GDP的2%。富格爾也以銀行家身份給予哈布斯堡王朝的極大財務支持，讓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對西班牙、波西米亞和匈牙利王國戰爭贏得勝利，在當時的歐洲政治上，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由於富格爾富可敵國，他的一生中，也成為了50多個小村莊的領主。富格爾一輩子都是羅馬天主教徒。馬丁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綱》，反對教廷出售贖罪券，有很大原因是當時教皇需償還給富格爾的貸款款項。另外，富格爾亦曾出資梵蒂岡宗座瑞士近衛隊的經費，至今，富格爾家族的後裔仍然堅持天主教的信仰。
富格爾具有前瞻思維之處，是透過他在奧格斯堡的基金會，確保了他的遺產和持久的聲譽。例如，1521年在奧格斯堡的舊城區，創建世界上最早的大規模社會住宅計畫，被稱為「城中村」是"社區"的最初雛型。富格爾的靈感，據說來自早年在義大利威尼斯的見聞。
福格社區(Fuggerei)，主要提供給貧困市民的安置場所，總計有67棟房舍(140套公寓住宅)。此非常類似一個獨立的中世紀小鎮，四周設有圍牆，與外界區隔，五個大門在夜間10點後會上鎖，「社區」內有多條街道、小廣場、噴泉和一座教堂。還有綠地、小公園，居民們可坐在長凳上聊天...。
由於屬於"封閉式"的「社區」型態，其「社區意識」很強，外人(或陌生人)進入時，住民會有所警覺。大部分住民(目前長者較多)相互照應，如彼此會串門子...。因此，大家都珍視這個「社區」並團結(solidarity)在一起。
每個住宅單元都有自己的街道入口，所有公寓均配有電視和自來水等現代化設施。每戶門鈴都是獨一無二的，早年還沒安裝路燈前，居民就在黑暗中透過感覺不同把手來識別。
直到現在仍有150名住民，基金會每年約收到30~40名申請者，等候名單有80人。一年只需支付象徵性的租金不到1歐元(始終不變)，但身份須是天主教徒，在奧格斯堡生活兩年以上、沒有債務，而且每天需為創辦人-富格爾祈禱三次，及參與社區志願服務(如園藝或當夜班警衛)。
此社會住宅最初創建的目的，是為那些非自身因素(社會環境)而陷入困境的人們提供住所，直到他們能夠自己建立穩定的家庭為止。基金會也為住民提供接觸兩名社工的機會，其負責入住申請與審查、調節鄰居之間糾紛、協助處理繁文縟節事務、轉介醫療機構資源等等。福格社區為貧困公民創造一個重新站起來的空間的想法，在16世紀初的當時是不尋常的思維。讓人們在陷入貧困時有機會享有隱私權與家人團聚，基金會相信，"擁有隱私的家庭"更有機會重新站起來。
富格爾基金會剛慶祝完屆滿500周年的相關活動，還勾勒「Fuggerei NEXT500」向世界推動的遠大願景。期望以「福格社區」的成功經驗與核心理念，結合世界各地的捐助者和NGO來實現對社會責任的承諾。
社區圍牆上這個”Ewigkeit”大字。在德文中，即「永恆」之意。它被理解為既無時間的開始，亦無時間的終結，或獨立於時間現象而存在的事物。「永恆」的反義詞是短暫。「福格社區」是一個「永恆」的精心策劃的居住地。為了最低限度的精神和金錢考慮，富格爾基金會賦權此地區有需要的人能過上有尊嚴的”自我決定”的生活。自1521年以來，「Fuggerei」的概念已經設定了標準。
「永恆」對福格社區意味著什麼？在500年前，奧格斯堡富可敵國的企業家-富格爾出資興建此社區，就是秉持「永恆」的理念。為了確保他的基金會在他去世後，這個社區可繼續存在。因此，在他給基金會的信中，「永恆」一詞多次出現，以迫使繼任者能永遠保留「Fuggerei」。富格爾並指示他們儘可能擴大與完善其基礎。
因此，「Fuggerei」守則中的措辭，包含了對”未來”的義務。具體來說，這意味著「Fuggerei」的延續，必須由前瞻的管理和充足的財政供應來達到可持續性的保證。儘管「Fuggerei」歷史上經歷許多危機，但500年來，該基金會的使命一直有可能完成。因此，「永恆」是艱苦的工作，它透過”改變”和”創新”而取得成功。
2.德國北部胡蘇姆附近的奧爾登斯沃特社區(*滕尼斯的家鄉)
德國著名的社會學、經濟學和哲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年出生在奧爾登斯沃特(Oldenswort)，其位於胡蘇姆南方約20公里處。童年移居至胡蘇姆，1936年逝世於納粹德國的基爾。他與韋伯、齊美爾共同創立「德國社會學學會」，生前出版了900多部學術著作，被認為是德國第一位真正的社會學家。滕尼斯在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畢業後，曾遊歷耶拿、波恩、萊比錫、柏林、圖賓根等大學，22歲獲得圖賓根大學的語言學博士學位。之後，其主要興趣開始轉向政治哲學和社會問題。在柏林大學完成博士後工作後，他前往倫敦研究17世紀政治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的理論，於是產出了《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重要著作。1909年，回到基爾大學擔任哲學講師，由於他同情1896年漢堡碼頭工人罷工。1913年才被任命為教授。1933年又因早期發表批評納粹的文章而被驅逐，三年後即去世於基爾的故居。
「社區」的定義是什麼？！也許，從滕尼斯的家鄉可獲得一些重要啟示。
奧爾登斯沃特，當時為丹麥統治下。目前總人口1200多人，主要產業為農牧(如綿羊)。該社區結構屬獨立自主型，生活中心集中在兩條重要道路的十字路口，有銀行、郵局、麵包店、肉舖、小超市。雖為散居的「村落」，但生活常向中心聚集，交通也非常方便，公車班次多，有的還免費。人與人的關係，十分緊密，除了打招呼、交談、擁抱、熱心等…。或許，這就是滕尼斯童年心中的Gemeinschaft(社區)的原型。
可見，「社區」是一群人所組成，藉由實體或線上環境，從外而內的凝聚過程，也可以是一種心理意識(*『社區心理學』強調的”關係”社區型式)。而且，「社區」規模的大小範圍，應以能自給自足與相互支持為限。每個人都在自由意志下，選擇並建立其人際關係，真正達到(*可客觀評估)生命的“有機連結”境界。進而，形成團結一致的「社區」精神，此具有“我們”的強烈情感。
再者，相較都市化地區，鄉村的居住環境(如屋前門廊/小花園/低圍欄、公園綠地、公共廣場、人行步道)，是更有助於促進彼此恆久關係的建立與維持。另外，生活機能(如洽公、購物)的區位集中，亦可能創造居民們見面、交談、噓寒問暖、建立友誼的機會，這是最佳的「社區支持系統」，一種自然形成、真實存在、非目的性、自願且對等的“關係社區”。
總之，「社區化」是有其侷限性的，人類個體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形成”共同體”。因為實際上不可能在所有的社會關係中，始終追求共同的目標或共同採取任何行動。因此，「社區」一詞經常被誤解或濫用。如果「社區」只是在地理與行政的考量下產生，自然有其複雜與多樣特徵。其少數的一群人、團體、組織、機構等，也無法代表所謂「社區」整體。而且，通常主要的服務對象，都不是真正的「目標受眾」(Target group)。
3.美國芝加哥的羅伯特·泰勒公共住宅(*美國20世紀最大公宅開發計畫)
「社區」在哪裡可獲茁壯成長，或如何長出新芽？！這些大哉問，攸關怎樣有效創造一個有吸引力的環境(如綠化)，而將原本關係疏遠、獨來獨往的城市居住空間，能夠變成一個具有“支持性”的社區，讓這裡生活的成員們可從「社會網絡」與共享資源中獲益，尤其是貧窮者或被剝奪公民權的人(Chatterjee, 1999)(轉引自周才忠，2024)。
美國在1960年代期間，當時大批新建的低收入國宅多以「高層公寓」為主。這樣建築設計已經轉為對那些社區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如不利睦鄰行為、暴力事件頻傳等)。某些公共住宅計畫就成為“美國城市衰敗”的代名詞。後來直到1990年代，公共規劃者始承認他們的錯誤，並開始改以「低層公寓」與「單戶型」設計去取代先前的高樓國宅(Bradford, 2001; Venkatesh, 2002)(轉引自周才忠，2024)。
「羅伯特·泰勒公共住宅」(Robert Taylor Homes)，是1962~2007年間位於芝加哥南區布隆斯維爾的非裔美籍社區內之美國20世紀最大公宅開發計畫。它由28棟外觀(*馬蹄形)幾乎相同的16層高樓建築組成，呈線性規劃且綿延長達3公里。每棟建築西邊皆毗鄰鐵軌和州際高速公路。除了一些樹木和草地外，周圍的景觀明顯缺乏其他設施(如長凳、飲水機、水景等)。然而，隨著時間的遞移，此公宅社區面臨毒品交易、藥物濫用、幫派暴力、貧窮等持續存在的問題，其他芝加哥高層公共住宅計畫(如北區的卡布里尼-格林社區)也有同樣的狀況(Sullivan, 2007)(轉引自周才忠，2024)。
依據針對泰勒與其他公宅(如艾達·威爾斯)社區「公共空間」(Common Spaces)相關研究，其透過參與式觀察和繪圖、調查、深入訪談、檔案資料分析等方式發現，「自然景觀」鼓勵居民更多地使用戶外區域，以致於人們其公寓周圍的綠化程度(*綠地覆蓋率)越高，他們的社會關係就越牢固，他們感到越安全；戶外空間越吸引人們(如青少年和成人混齡群體)聚集，居民就越有可能踏出家門，在那裡逗留、度過時光，並越易與鄰居們進行非正式交談、會面或彼此認識、建立友誼，進而預防或降低犯罪的發生率。這些結果顯示，樹木與草地的「自然元素」促進了「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戶外區域監測，以及增加貧困城市社區兒童青少年監督的機會。因為當人們易於接近(*視覺距離和物理位置)高度景觀美化的「公共空間」，他們相對較有可能花更長的時間在那裡。這將會增加「社區優勢」(Strength of Community)方面的「睦鄰」(neighboring)行為(如相互關心、協助支持)、「非正式守望」(informal surveillance)、「歸屬感」等功能，反過來又可以提高鄰里懾止犯罪的能力(Coley et al., 1997; Kuo et al., 1998; Sullivan & Kuo, 2000)(轉引自周才忠，2024)。
4.德國萊比錫西郊格呂瑙在1970年代大規模興建的組裝式住宅(*東德時期的國家前瞻計畫)
1970年代初，東德雖修復了最嚴重的戰爭損失，但經濟情勢一直沒有穩定下來。1973年10月2日，東德的統一社會黨(SED)中央委員會在會議上決定，為了前瞻解決1990年代可能面臨會住房短缺問題，預計興建300萬套組裝式公寓住宅，將花費超過2000億馬克的經費，此舉宣稱將為戰後重建和國家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針對這項社會政治政策的核心，當時口號是“每個人都有一間公寓”，現在已改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公寓”。該典型的住宅類型叫做「PH16」，也就是16層組裝式建築，最高可達21層，在許多城市郊區成為明顯地標，例如，萊比錫-格呂瑙、柏林馬贊、哈雷新城等地。這類住宅有提供自來水、中央暖氣、室內廁所等，其舒適性十分良好，每平方公尺的租金在0.80到1.25馬克之間。整個周邊的社會基礎設施非常完善包括學校、幼兒園、體育設施、綜合診所、購物商場、餐廳、電影院等...。
50年過去了，也歷經1990年東西德統一後，政治、經濟、社會的轉變進程，這些「PH16」的社區居民生活近況如何呢？以萊比錫西郊的格呂瑙(Grünau)為例，曾經一度是萊比錫最大的地區，擁有多達8.5萬人口。其「PH16」共有8區，興建了3.6套組裝公寓，可容納10萬居民，東西長4.5公里，南北寬2.5公里。除了學校、醫院、教堂、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外，還有文化中心、電影院、游泳池、大型購物中心等設施，以及鄰近輕軌電車站(S-Bahn)。
但該地區的基礎設施仍被認為有所不足，而且從共產主義垮台後人口就開始迅速減少，至2010年只剩下不到一半的居民，數千套公寓已被拆除，空屋率維持在20%左右。同時，由於人口老化加劇(61歲以上占26%)、青壯年人口外移、兒童比例相對較低和低收入家庭、敘利亞移民的遷入，使該社區的年齡和社會結構出現了負面趨勢。自2005年以來，格呂瑙也一直是德國「社會城市」(Soziale Stadt)計畫的資助地區。由於格呂瑙當初符合1930年代國際現代建築協會(CIAM)所提出的《雅典憲章》的城市規劃模式，該城市功能被明確劃分，社區居民有很強的聯繫且波動較小。因此，格呂瑙將成為萊比錫郊區綠樹成蔭的衛星城鎮，具有純粹的居住功能，並透過完善的交通系統設計將通勤上班族能快速有效地運送到工作地點(引自周才忠，2024)。
無論共產或資本主義國家的大有為領導人，通常會「把握今朝」勾勒出一堆前瞻計畫，而沒有「從長計議」去思考其深遠影響是什麼？
5.丹麥第二大城-奧胡斯海濱區的冰山公寓
「冰山公寓」(Isbjerget)，位於丹麥奧胡斯市港區(Aarhus Docklands)的黃金地段，歷經三年開發並於2013年竣工。該建築由四家建築公司設計，包括丹麥的CEBRA和JDS Architects建築事務所、法國的Louis Paillard建築事務所和荷蘭的SeARCH建築事務所，並由丹麥養老基金PensionDanmark資助。其建成後將容納7,000名居民，並提供12,000個工作機會，亦將協助奧胡斯昔日的貨櫃港口轉型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新「社區」。
「冰山公寓」，由四個L形翼樓組成，翼樓之間的街道空間朝向水面開放。共有208套公寓，面積在55平方公尺至200平方公尺之間。公寓有兩層、雙層或錯層式佈局，以滿足不同的需求。各種房型擁有不同陽台、形狀和朝向的住宅，以及自住和租賃公寓的組合，旨在打造多元化的城市環境，形成一個充滿活力的當地社區：該建築綜合體不再僅僅是一系列住宅街區，而是一個「社區」。
「冰山公寓」顧名思義，其形狀和顏色均以北大西洋漂浮的冰山為原型設計概念，建築外牆採用白色水磨石，並設有藍色玻璃製成的陽台。為了使盡可能多的公寓獲得最佳的採光條件和海灣景觀，建築體被鋸齒狀的線條分割。屋頂起伏，形成峰谷，創造出視覺通道，使視野可以穿過各個建築─如同漂浮的冰山不斷折射著人們的目光。因此，即使是後翼的公寓也能欣賞到美景。正是將這種簡單的演算法應用於設計，才造就了此壯觀的冰山結構。因此，2013年在法國建築師會議MIPIM上榮獲「最佳住宅開發獎」，2015年被建築師和設計師的網站ArchDaily授予「最佳住宅獎」。
由於北歐的夏季短暫、冬天嚴寒，而且丹麥平均每年有170天在下雨。在「冰山公寓」的公園中，特地設計一棟小溫室，並擺設沙發與餐桌。丹麥一直名列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之列，奧胡斯亦被英國倫敦的生活品質研究所(Institute for Quality of Life)評比為世界第一幸福城市。有人認為是“hygge”的流行文化，其藉由那些點滴的、舒適的享受，來呵護自己度過漫長、寒冷的冬夜。這深層意涵，則傳達了放慢生活節奏、享受快樂時光的重要性。
「城市」是由人組成的，其公民的幸福感(Well-being)取決於許多因素。但至少，一個人快樂資本和「社區」生活品質，往往不是金錢所能買到的，尤其是「社區」環境的良窳。因此，一個國家或城市的領導人，必須有宏觀的視野，及長遠的規劃，並以民眾幸福為重要依歸。
6.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的蒂特根宿舍樓
「社區」是哥本哈根生活的核心，蒂特根宿舍樓(Tietgenkollegiet)就是一個緊密聯繫的「社區」之典範。其建築物設計也反映了「社區」的重要性，因為房屋和公寓大樓呈圓形排列，以允許中間的共享空間成為常見的景象。它位於厄勒斯塔茲區，以丹麥金融家C·F·蒂特根(1829-1901年)之姓氏為名。此建築有顯見的環形外觀，受中國南方傳統之”客家土樓”啟發，而由丹麥建築公司Lundgaard & Tranberg於2006年設計，並贏得2007年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歐洲獎。
這座圓形建築高七層樓。五條垂直線在視覺和功能上將建築物劃分成不同的區域，同時也作為連續的通道，連接外部和中央庭院以及不同的樓層。底層設有公共設施：咖啡廳、禮堂、自習室、電腦室、工作室、洗衣房、音樂室、會議室以及自行車停車處。公寓位於其他樓層，每層12間。所有房間均面向立面，並享有周邊環境的景緻。公共廚房/輔助用房、休息室和露台位於中央庭院，將住戶聚集在一起。
整個宿舍共有360間客房，其中10%專門用於國際交換生。每棟樓有12個房間。每個房間都配有獨立衛生間，房間面積約26平方公尺、29平方公尺、33平方公尺和42平方公尺。每棟大樓都設有共用廚房和客廳，每個客廳都配有獨特的家具和其他物品。
自2012年發布《世界幸福報告》以來，丹麥在2012年、2013年和2016年位居榜首，並在2019年至2025年才位居第二。丹麥到底有什麼魅力讓其如此幸福呢？！其中之一是丹麥能夠將幸福感與財富脫鉤，幸福不一定要付出代價。無論你是富有還是貧窮，你仍然會感到幸福。例如，尋找在你的「社區」或地區建立信任的方法，丹麥人的「社區/社群」連結性很強，喜歡參與志工活動或加入團體，或找到一個線上社群，主動為你的「社群」提供幫助，成為其支持網路的一部分，這些都有助增強「社區意識」和幸福感。
- Delanty, G. (2003). Community (1st ed.). Routledge.
- Haggar, S. (2024). Communitas revisited: Victor Turne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oncept. Anthropological Theory, 25(3), 313-337.
- Kloos, B., Hill, J., Thomas, E., Case, A. D., Scott, V. C., & Wandersman, A. (2021). Community Psychology: Linking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4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Tönnies, F., & Loomis, C. P. (1999). Community and Society (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 Taylor & Francis.
- Hillery, G. (1955). Definitions of Community: Areas of Agreement. Rural Sociology, 20, 111-123.
- Lyon, L. (1999). The Community in Urban Society. Long Grove,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Inc.
- Brint, S. (2001). Gemeinschaft revisited: A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concept. Sociological Theory, 19(1), 1-23.
- Sarason, S. B. (1974). The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Prospects for a community psychology. Brookline Books.
- Kloos, B., Hill, J., Thomas, E., Wandersman, A., Elias, M. J., & Dalton, J. H. (2012). Community Psychology: Linking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3rd Ed.).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 Cobigo, V., Martin, L., & Mcheimech, R. (2016).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Canadian Journal of Disability Studies, 5(4), 181-203.
- Inoue, S. (2007). A Study of Japanese Concepts of Community. Voices: A World Forum for Music Therapy, 7(2).
- Akahori, S. (2015). Self-description of society in East Asia: If it is not society, what else could it be?. Tokyo Woman's Christian University Annals of Sociology, 3, 33-44.
- 彭兆荣、张进 (2019)。「“社区”的维度与限度」。思想战线，第1期，第45卷，106-112頁。
- 费孝通 (1998)。《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530页。北京:群言出版社。
- 陳嘉鳳、周才忠 (2011)。「海峽兩岸建構幸福社會的契機及挑戰：社區心理學家的觀點」。第七屆華人心理學家學術研討會論文宣讀，中央研究院。
- Lin, C. H. (2014).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Post-WWII Taiwan through the Lens of Official, Academic and Practical Discourses. Architecture Science, 10, 1-15.
- 劉立偉 (2008)。「社區營造的反思：城鄉差異的考量、都市發展的觀點、以及由下而上的理念探討」。都市與計劃，35期，313-338頁。
- 內政部統計處 (2024)。113年內政統計年報。
-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2024)。112年推行社區發展工作成果。
- 周才忠 (2024)。「台灣心理專業者的未行之路」(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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