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3日 星期五

《獻給永不輸給風雨的臺灣》專輯(IV)：災前個人的「脆弱性」─定義與影響、壓力和應對的「遠端個人」因素、『災難』中“誰”可能意味著死亡、改變『災難』應變的模式

 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5/10/3)

      『災難』不僅影響社會功能，它們也是某種「社會脆弱性」的後果。中研院社會所-林宗弘研究員曾分析指出：「921災民受嚴重創傷主因，是來自『災難』風險分佈不均」、「受災狀況特別慘痛的人們，在『災難』發生前就已身處險境」。因此，本文介紹的主題，包括個人「脆弱性」的定義與影響、 壓力和應對的「遠端個人」因素、『災難』中“誰”可能意味著死亡、 改變『災難』應變的方式等內容。『災難』改變了我們做事的方式，也賦予了我們做事的本領。透過「社區」致力於提高『韌性』，『災難』規劃的所有四個階段(減災、備災、反應、復原)都可以加強『韌性』。一個具有高度『韌性』的「社區」能夠從『災難』中迅速復原過來，並變得比以前更強大！！

『災難』事件並非隨機與中立 

      『災難』不僅影響社會功能；它們也是某種「社會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的後果，在它們發生之前很難被察覺。『災難』揭示了以前的失敗。「脆弱性」隨著文明的發展程度而減少，從本質上講，文明正是旨在保護人類免受其行為的負面影響和自然釋放的力量的影響(Gilbert, 1958)(轉引自López-Ibor et al., 2005)。

       這種「社會脆弱性」甚至存在於對『災難』的病理反應中。在美國最常發現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風險因素包括：女性、西班牙裔(Ruef et al., 2000)、精神疾病的個人和家族史、以前的創傷經驗(特別是在童年時期)、社會穩定性差、智力低下、神經質、自卑、對自己和世界的負面信念以及外控歸因(Van Zelst et al., 2003)。奇怪的是，有一個阻止因素，那就是『政治行動主義』(political activism)(轉引自López-Ibor et al., 2005)。

       在「毒油症」的『災難』事件中(López-Ibor et al., 1985)，「社會脆弱性」尤為明顯，因為毒素沒有穿過血腦障壁，受影響的人沒有因直接腦損傷而出現症狀。與『心理病理學』後遺症的出現相關的因素是女性性別、低社會經濟水平、低教育程度以及先前的「神經官能症」病史和曾接受過精神醫療服務(轉引自López-Ibor et al., 2005)。

       如果「政治」是價值的分配，「政治」和『災難』之間的連結，是由政府當局在“事件發生前”時期的安全、緊急階段的生存可能性以及復原和重建期間生存機會的「價值分配」決定的(Olson, 2000)(轉引自López-Ibor et al., 2005)。

      『災難』也是制定創新舉措的「政治」機會，這對減少危險的當前和未來後果至關重要。然而，並非所有事件都能吸引同樣程度的關注並引發「政治」反應。因此，「社會脆弱性」和「政治」在這裡發揮著重要作用(Birkland, 1997)。關於『災難』嚴重程度與「政治」穩定之間關係的透徹統計研究(Drury & Olson, 1998)表明，對『災難』的反應受到專制政權或高水準發展的壓制的影響，而不是收入不平等的影響(轉引自López-Ibor et al., 2005)。

      Edelman(1977)分析了『災難』的「政治」用途。政府在面對問題和危機時，通常以不同的方式行事。在出現問題的情況下，他們試圖系統性地減少對向人口提供的商品和服務不平等的關注。另一方面，在危機的情況下，他們試圖誘導對威脅的注意力系統性膨脹，使它們合法化並要求增加權威。當危機反覆發生時，威權主義就會增加(轉引自López-Ibor et al., 2005)。

      『災難』亦是任命「替罪羔羊」的絕佳機會；將內疚負擔推給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的努力是持續不斷的(Allinson, 1993)。但「替罪羔羊」並不是尋找和分配責任的手段，這是避免發現和分配真正責任的一種手段。每當「替罪羔羊」心態發揮作用時，責任就被廢除了，而不是肩負起(轉引自López-Ibor et al., 2005)。

 壓力和應對的「遠端個人」因素 

    「遠端個人因素」(distal personal factors)是「個人」通常不容易觀察到的方面。它們可能包括遺傳和其他生物因素；性格特徵，如害羞、樂觀或外向；習得的認知模式，如問題來源的歸因；以及兒童虐待等以前生活經驗的持續影響。與「遠端脈絡因素」一樣，「遠端個人因素」可能充當壓力因素或資源，並發揮風險或保護作用。例如，性格樂觀主義者促進了對壓力因素的正向評定和有效因應(Connor-Smith & Flachsbart, 2007; Scheier et al., 2001)。由於這些「個人」因素在其他關於壓力和應對的文獻來源中得到了很好的介紹，但在這裡探討的重點是壓力和應對的研究中不太受關注的「脈絡」因素(Dohrenwend, 1978)(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我們應該注意，「脈絡」因素和「個人」因素之間的界限是“滲透”的與“流動”。例如，慢性病不僅僅是「個人」問題。疾病的「個人」影響受到對疾病的社會文化詮釋、其被認為的障礙程度以及該疾病患者的行為方式的影響。雖然家庭動態關係是「脈絡」的，但它們與廣泛的「個人」因素密切相關。這個『生態』模式的重要一點是，在理解壓力和應對的影響時，我們需要同時考慮「脈絡」因素和「個人」因素(Kloos et al., 2021)。

       區分「遠端脈絡因素」和「遠端個人因素」有助於設計介入措施。例如，減少暴食症盛行率的介入措施可能聚焦在「遠端脈絡因素」，如大眾媒體對女性來說總是理想的過度瘦身的描述，或者他們可能會使用大學層面的「社會行銷」方法(例如，在宿舍和學生組織中開展公共服務廣告活動)來教育學生長期、嚴格節食的風險。「個人」介入可以側重於減少「個人」風險因素，包括「個人」的飲食習慣和身體形象(Kloos et al., 2021)。

『災難』中“誰”可能意味著死亡？

       與每次『災難』一樣，「長者」特別容易受到東日本大地震的影響。約三分之二(65%)的死者年齡超過60歲。這種「脆弱性」增加有幾個原因：受影響的縣有非常多的老年人口(*三成以上)。有些失智症患者迷失了方向，無法撤離、疏散，而其他人則無法躲避迎面而來的海浪。那些倖存下來的人在食物、水和暖氣不足的狹小環境中為生活而戰，有時甚至沒有救生藥物，這些災區條件對「幼兒」和「長者」來說尤其困難(木村玲欧，2015)。

       雖然日本的「長者」知道他們的國家易受地震影響，但他們可能不一定有預防此類災害的手段。這就是「脆弱性」的意思。從這個角度來看，2024年1月1日的地震為能登半島的老齡人口帶來了沉重打擊，預示著未來的「脆弱性」(Polleri, 2024)：

  • 首先，「老化社區」在疏散過程中同樣需要更多的幫助和支持，這一步驟可能會增加流離失所者的壓力，同時對其生活條件或復原能力產生負面影響。疏散中心的艱苦條件，例如睡在冰冷的地板上或適應新環境，對「長者」來說尤其艱難。據報導，能登地震的疏散中心內曾發生過類似的死亡事件。
  • 其次，「長者」有時容易獨居，也容易被社會孤立。在日本，「孤獨死亡」(kodokushi)一詞已成為一種令人遺憾的現象，顯示這種情況日益嚴重。「孤獨死亡」指的是「長者」獨自離世，遺體長時間無人照顧的情況。在能登半島，也存在類似的「默默承受」(suffering in silence)文化，這使得弱勢群體在災後尋求幫助的可能性降低，從而使救援人員的任務更加複雜。日本以「家庭」為基礎的社會體系也因未能幫助孤寡「長者」而受到批評。因此，由於缺乏社會聯繫，災後復原工作受到影響，而老年人正是依靠社會聯繫來減輕地震的影響。
  • 最後，「長者」可能比其他族群更不熟悉「科技」，因此更容易錯過自然災害的早期預警。例如，「細胞廣播」(*簡訊)技術是日本社會『減災』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常，當自然災害即將來臨時，民眾會在智慧型手機上收到預警，其中包含應採取的措施的明確指示。日本的『地震預警系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在地震發生時立即發出警報。這些技術提供了關鍵的幾秒鐘避難時間，從而有可能挽救生命。缺乏此類技術可能會阻礙「長者」群體的正常『韌性』能力。

       根據2022年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的《災難韌性工具包》(Disaster Resilience Tool Kit)指出，當「災害」(無論是天災或人為造成)來襲時，「長者」所受的影響往往比年輕族群更為嚴重。例如(Stanton, 2022)：

  • 2005年，儘管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市75歲以上「長者」約佔總人口的6%，但他們卻佔當年卡崔娜颶風死亡人數的50%。
  • 2012年，珊迪颶風襲擊紐約都會區時，近一半的罹難者年齡在65歲以上。
  • 2018年，在北加州的坎普山火中，已確認的84名罹難者中有71人(85%)年齡在60歲以上。
  • 2021年，德州在一場冬季風暴中，零下氣溫和全州長時間停電導致246人死亡，其中60歲及以上的人佔60%。
  • 2022年，伊恩颶風襲擊佛羅里達州時，共有87人因颶風喪生，並公佈了他們的年齡或大致年齡，其中61人(70%)至少60歲。其中18人80多歲，5人90多歲。

※圖片截自：《Disaster Resilience Tool Kit》(2022)

      老年居民在「緊急情況」和『災難』中面臨過高風險的一些原因，包括(Stanton, 2022)：

  • 「長者」通常行動不便，這使得他們更難脫離險境。例如，他們通常缺乏交通工具；他們可能與社會隔絕，身邊沒有朋友或家人可以提供協助；他們可能不願意留下寵物。
  • 在這個網路時代，沒有手機或網路連線的「長者」缺乏必要的資訊和通訊資源。根據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的2021年《科技趨勢報告》(Tech Trends report)顯示，有15%的50歲及以上人口無法使用任何類型的網路服務，60%的「長者」表示高速網路的成本是一個問題。因此，許多「長者」無法獲得有關天氣變化或緊急情況、可用資源或如何尋求幫助的即時資訊。
  • 許多「長者」缺乏應對『災難』或搬遷的經濟能力。2019年「長者」的中位數收入為27,398美元。在當年報告收入的65歲以上人口中，12%的人報告收入低於1萬美元。
  • 超過一半的50歲及以上美國人沒有應急儲蓄。許多人收入固定，沒有足夠的現金來儲存食物和處方藥(這些費用可能很高)，更不用說改善房屋的抗災能力了。    

      『災難』對「長者」的影響尤其嚴重。然而，在災害期間，「長者」群體在風險和需求數據、指導方針、規劃以及對其獨特需求的全面瞭解方面往往“被忽視”。隨著人口老齡化以及人們對老年人需求認識的提高，這種情況正在逐漸改變。然而，「長者」仍然是災害中生命損失最嚴重的群體。

※圖片截自：「臺南市東區『自主防災暨社區韌性』演練與手冊成果發表」影片

 改變『災難』應變的方式 

『災難』改變了我們做事的方式

也賦予了我們做事的本領

『社區韌性』是指「社區」應對預期的自然災害、

適應不斷變化的條件以及抵禦災害

並從災害中快速復原的能力

—  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

       對大多數人來說，『災難』的故事情節始於『災難』發生之前或之後。然而，緊急管理專家的眼光更長遠，視野更開闊，這體現在「災難生命週期」(disaster life cycle)的概念上。這個概念將『災難』規劃分為四個階段(Stanton, 2022)：

  1. 【減災】：這涉及降低「社區」的「脆弱性」。這些努力可能包括改善公共基礎設施、建造防火建築、防洪房屋、修改分區法規，或制定和執行抗災建築規範。規劃和設計工作可以利用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將“自然”特徵或流程融入環境管理和工程實務中。正式的「減災」規劃為「社區」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能夠識別風險和「脆弱性」，然後制定能夠降低風險的「減災」方案和行動。
  2. 【備災】：此階段涵蓋教育、訓練、外展和其他措施，旨在提高「個人」和「社區」在災難期間和災後立即應對的能力。具體措施可能包括指導居民儲備食物、水和醫療用品；培訓社區成員瞭解緊急應變方案；制定溝通計畫。
  3. 【反應】：『災難』發生後立即開始，包括拯救生命、搜尋失蹤者、確保水和食物供應、限制財產損失。
  4. 【復原】：這一最後階段在直接危險過去後開始。它包括清理和損失評估、恢復公用設施以及開始結構性修復。「復原」需要周密的規劃，以滿足長期需求，包括住房、就業、經濟發展和重建。「復原」可能持續數月、數年甚至數十年。明智的「復原」工作旨在以“比災前更好的方式”進行重建，並降低未來事件中的風險。

       透過「社區」致力於提高『韌性』，『災難』規劃的所有四個階段都可以加強『韌性』，並降低「長者」面臨的風險。在老年居民中建立『社區韌性』需要當地領導人瞭解「長者」的需求和擔憂。這需要瞭解典型災害(如暴風雪、颶風、地震)、意外危機(如停電)和氣候趨勢(如乾旱、洪水、極端氣溫)對「長者」的影響。一個具有高度『韌性』的「社區」能夠從『災難』中迅速復原過來，並變得比以前更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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