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5/5/17)
歷史是什麼？是過去傳到將來的回聲，也是將來對於過去的反映。西方『科學』的思想與實踐，可追溯自西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接續，為古典與希臘羅馬時代、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然後，是『科學革命』與『新科學』的誕生，延續至18世紀啟蒙時代、19世紀『科學』的演進以及晚近20世紀的開枝散葉。這樣歷史的源遠流長，印證了『科學』發現有三階段：首先人們否認它是真實的，然後他們就否定它的重要性，最後他們把功勞歸給了錯誤的人。而且在每個階段的「典範轉移」過程中，往往彰顯了，探究「未知」是大膽的，質疑“已知”更是如此。20世紀初，是『科學』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包括女性在『科學』領域的機遇與挑戰、「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大科學」的階段與影響、『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發展、『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發展等等。其中，『物理學』、『數學』、『化學』和『生物學』領域通常位居主導地位，促使『科學』逐漸脫離「神學」、「宗教」、「自然哲學」等傳統範疇。「常態科學」似乎進步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乃在它的從業人員專注於只有自己缺乏創造力才能夠解決的特定問題，而「典範」決定了遊戲規則。文末，談到的主題是「『科學』為一份職業或一項志業？！」，包括『科學』的價值是什麼、『科學』永遠無法回答生命的基本問題、『科學家』如何為“使命”而活、『科學家』如何懂得“熱情、奉獻”、『科學家』要做的是一件實際上永遠不會也不可能結束的事情、『科學』是為了個人成就還是有更廣泛的意義。
歷史是什麼？
是過去傳到將來的回聲
也是將來對於過去的反映
— 維克多·雨果(法國大文豪)
西方『科學』的開端
『科學』的思想與實踐，最早可追溯自西元前3000年至2000年的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例如，蘇美人由楔形文字書寫成高度複雜的『科學』著作，以及車輪、數學、天文學、醫學等發明與技術，尤其觀測天文學的部分達到最高成就。這些貢獻影響了後來古典時期希臘文明的蓬勃發展。例如，「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的部分，當時人們開始嘗試根據自然原因來解釋物理世界中的事件。此段上古歷史，塑造了現代理解『科學』發展中這些關鍵形成時期的方式(Lindberg, 2008; Edward, 2007; Watson & Horowitz, 2011)。
古埃及人也開發了十進位制的編號系統，並將他們的「幾何」知識用於解決測量員和建築工人等面臨的實際問題。例如，直角三角形和其他幾何規則應用在建造埃及的直線結構、柱子和門楣建築(Lindberg, 2008)。
古埃及的偉大神殿和紀念碑至今仍讓現代人著迷和驚嘆。吉薩大金字塔、卡納克阿蒙神廟或門農巨像等建築的規模和範圍確實令人驚嘆，自然也引發了人們對它們如何建造的疑問。埃及各地矗立著具有數千年歷史的巨大建築，關於它們的建造，人們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理論。雖然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仍未得到解答，但許多問題最簡單的解釋可以在古埃及的銘文、文本、壁畫、墓葬銘文、藝術品和文物中找到：古埃及人對『科學』和技術有著非凡的掌握(Mark, 2016)。
古典時代與希臘羅馬科學
在古典時代，對宇宙運作的探索既包括旨在實現實際目標的研究，例如建立可靠的日曆或確定如何治療各種疾病，也包括被稱為「自然哲學」的抽象研究。被認為是第一批「科學家」的古代人，可能認為自己是自然哲學家、某個技術專業的繼承者(例如醫生)或某個宗教傳統的追隨者(例如寺廟治療師)。最早的希臘哲學家，被稱為「前蘇格拉底哲學家」(pre-Socratics)(Sambursky, 1974)，對他們鄰邦神話中發現的問題：「我們所處的有序宇宙是如何形成的？」，提出了相互競爭的答案。例如，被稱為“科學之父”的泰利斯(西元前640~546年)，其來自米利都(Miletus)，目前遺址位於土耳其艾登省迪迪姆市的巴拉特街區。是第一個對自然現象提出非超自然解釋(“萬物皆水”)的人。他的學生-畢達哥拉斯創立「畢達哥拉斯學派」(Pythagorean school)，其研究數學本身，並第一個假設地球是球形。另外，留基伯(西元前500~440年)提出了「原子論」，認為所有物質都是由不可分割、不可消滅的單位原子所構成的。他的學生德謨克利特和後來的伊比鳩魯對此進行了極大的擴展(Cornford,1965; Dicks, 1970)。
隨後，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首次對「自然哲學」進行了系統性的討論，這對後來的自然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所發展的「演繹推理」(deductive reasoning)對於後來的『科學』研究具有特別重要和實用性。柏拉圖於西元前387年創建了「柏拉圖學院」，其座右銘是“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內”，並培養了許多著名的哲學家。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提出了「經驗主義」(empiricism)，認為普遍真理可以透過觀察和歸納得出(O'Leary, 1949)。亞里斯多德也創作了許多本質上是「經驗主義」的『生物學』著作，著重於生物因果關係和生命的多樣性。他對大自然進行了無數的觀察，特別是對周圍世界動植物的習性和屬性進行了觀察。例如對540 多種動物進行了分類，並解剖了至少 50 種動物。亞里斯多德的著作對後來的伊斯蘭和歐洲學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儘管它們最終在『科學革命』中被取代。
中世紀歐洲科學的發展
西元395年，隨著羅馬帝國的分裂，西羅馬帝國失去了與過去大部分歷史的連結。位於埃及的亞歷山大圖書館，自從由羅馬統治以來就飽受摧殘。到了西元642年，又被阿拉伯人摧毀。雖然拜占庭帝國仍然擁有君士坦丁堡等學習中心，但西歐的知識都集中在修道院中，直到12和13世紀中世紀大學的發展。修道院學校的課程包括學習少數現有的古代文獻，以及有關醫學和計時等實用學科的新著作(Davies, 1996; Voigts, 1979; Wallis, 2004)。
歐洲的知識復興始於12世紀中世紀大學的誕生。透過與西班牙和西西里(義大利)的伊斯蘭世界的接觸，以及在「收復失地運動」(Reconquista)和「十字軍東征」期間，歐洲人接觸到了希臘和阿拉伯的科學文獻，其中包括亞里斯多德、托勒密、賈比爾·伊本·哈揚(Jābir ibn Hayyān)、花拉子密(Al-Khwarizmi)、伊本·海什木(Ibn al-Haytham)、伊本·西那(Avicenna)和阿威羅伊(Averroes)的著作(Grant, 1984)。
歐洲學者可以接觸到西班牙托雷多的翻譯方案，弗朗西斯·雷蒙德·索維塔(Francis Raymond deSauvetât)在1125~1152年擔任托雷多大主教，在大教堂內保留一部分建築物作為「翻譯學校」使用(如下圖所示)，其恢復了失落的古代古典文獻，並推動了托雷多醫學院、代數和天文學的重大進展。歐洲的大學為這些文本的翻譯和傳播提供了物質援助，並啟動了科學界所需的新基礎設施。事實上，歐洲的大學把許多關於自然世界和自然研究的著作置於其課程的中心，其結果是「中世紀大學比現代大學及其後裔更重視科學」(Grant, 1984; Burnett, 2001)。
一位出名的修道士會吸引一大批追隨者，從而形成一個「學者兄弟會」。這樣類似拉丁語中的「社團」(collegium)可能會前往某個城鎮或請求一座修道院接待他們。 隨著城鎮內「學者兄弟會」組織數量的增長，它們可能會請求國王授予他們特許狀，將其轉變為大學。因此，在這段時期，許多大學獲得特許，世界第一所大學於1088年在義大利波隆那創立(如下圖所示)，隨後在1150年在巴黎索邦大學成立，1167年在英國牛津大學和1231年在劍橋大學設立(Gal, 2021)。
1348年，「黑死病」和其他災難突然結束了中世紀『哲學』和『科學』的蓬勃發展時期。然而，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後，許多拜占庭學者不得不向西方尋求庇護，古代文獻的重新發現也得到了改善。同時，「印刷術」的引進對歐洲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印刷文字的傳播更加便利，使學習更加民主化，也使得新思想更快傳播。此時，新思想亦影響了歐洲『科學』的發展：特別是「代數」的引入。這些發展為『科學革命』鋪平了道路，『科學革命』也可以理解為「黑死病」爆發時停止的科學變革進程的重啟。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
歐洲學術的復興始於12世紀的「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它是一種哲學運動或方法論，以採用邏輯上精確的分析以及調和古典哲學與天主教、基督教而聞名(Marone, 2003; Grayling, 2019)。發生在阿爾卑斯山北部歐洲的「北方文藝復興」(Northern Renaissance)表明，人們關注的焦點從亞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學」，開始轉向「化學」和「生物科學」(如植物學、解剖學和醫學)(Debus, 1978)。因此，歐洲的現代『科學』在一個大動盪時期恢復：新教改革(如1517年馬丁·路德撰寫《九十五條論綱》)和天主教反改革；克里斯多福·哥倫布於1492年發現美洲；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且「經院哲學」時期對亞里斯多德的重新發現，也預示著巨大的社會和政治變革。
一個合適的環境就這樣被創造出來，人們可以對『科學』教義提出質疑，如同馬丁‧路德(德國神學家)和約翰‧加爾文(法國神學家)質疑宗教教義一樣。人們也發現西元2世紀埃及天文學家托勒密(「地心說」)和克勞狄烏斯·加倫(醫學理論)的著作，並不總是與日常觀察相符。
1450年左右，義大利威尼斯玻璃藝術家-安傑洛·巴羅維爾(Angelo Barovier)發現的「克里斯塔洛」(Cristallo)玻璃也促進了當時科學的進步。這種新玻璃可以製造出更好的眼鏡，並最終導致瞭望遠鏡和顯微鏡的發明。
『科學革命』與『新科學』的誕生
『科學』發現有三階段：
首先人們否認它是真實的
然後他們就否定它的重要性
最後他們把功勞歸給了錯誤的人
─ 亞歷山大‧馮‧洪堡 (德國自然科學家/現代地理學之父)
當所有人都贊同你時
可能就要小心了
朱利安·拉普帕波特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名譽教授)
探究「未知」是大膽的
質疑“已知”更是如此
─ 周才忠 (2023)
近代早期被視為歐洲「文藝復興」的繁榮時期。人們願意質疑先前持有的真理，並尋找新的答案。這導致了一段『科學』重大進步的時期，現在被稱為『科學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這場革命導致了一門『新科學』的出現，它的世界觀更加機械化，與「數學」更加融合，而且由於其知識基於新定義的可靠科學方法，因此更加開放(Lindberg, 2008; Gal, 2021; Bowler & Morus, 2020)。
『科學革命』是古代思想與經典「物理學」之間的一個便捷分界線，傳統上認為它始於1543年，當時比利時人體解剖學家-安德烈亞斯·維薩留斯(1514-1564)所著的《人體的構造》和波蘭天文學家-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所著的《天體運行論》首次印刷。這段時期以英國物理學家-艾薩克·牛頓(1642-1727)於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萬有引力和三大運動定律)而達到頂峰，代表了整個歐洲『科學』出版物空前增長的時期。
尼古拉·哥白尼，1473年出生於現今的波蘭托倫，當時這裡屬於波蘭王國皇家普魯士行省。父親是從克拉科夫來的商人，母親是托倫當地商人的女兒，父母都說德語，家境寬裕(故居如下圖所示)。哥白尼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兄長是弗勞恩堡(法蘭伯克)的奧古斯丁教士，妹妹也成為一名本篤會修女與修道院的院長。哥白尼終身未婚，也沒有孩子。
1491~1492年，哥白尼進入波蘭克拉科夫大學學習，當時正值天文、數學的鼎盛時期，為其後來的數學成就奠定了基礎。1496~1501年，哥白尼來到義大利波隆那大學研究人文學科和天文學。他遇到了著名天文學家費拉拉(Domenico Maria Novara da Ferrara)，並成為他的弟子和助手。哥白尼在閱讀1496年《天文學大成概要》一書後，受到了啟發，並形成了新的思想(Dobrzycki & Hajdukiewicz, 1969)。
1501~1503年期間，哥白尼返回義大利，並在以醫學研究中心而聞名的帕多瓦大學修習醫學，並閱讀許多相關論文。這些論文構成了他後來的醫學圖書館的雛形(Dobrzycki & Hajdukiewicz, 1969)。
1543年，哥白尼所著的《天體運行論》首次在德國紐倫堡印刷出版。書中對宇宙的「日心說」(Heliocentrism)模型進行了討論，其方式跟古希臘數學與天文學家-托勒密在西元2世紀《天文學大成》書中提出的「地心說」(Geocentrism)模型非常相似。哥白尼認為，地球和所有天體，包括行星和宇宙中的其他物體，都圍繞著太陽旋轉。他的理論並能夠利用均輪(deferents)和本輪(epicycles)計算出行星的距離。雖然這些計算並不完全準確，但哥白尼能夠了解每個天體的距離順序(Henry, 2001)。
文藝復興晚期的『科學革命』具有重要意義，它為許多現代『科學』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挑戰了教會的權力。例如，率先在「分子生物學」中使用X射線晶體學的愛爾蘭科學家-約翰·伯納爾認為：「文藝復興引發了一場『科學革命』，讓學者們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宗教、迷信和恐懼被理性和知識所取代」。儘管他們對教會的教條提出了挑戰，但『科學革命』中的許多著名人物(如哥白尼、克卜勒、牛頓，甚至伽利略)，仍然虔誠地信仰著自己的宗教。
原為聖奧古斯丁修道會修士的馬丁‧路德，曾於德國艾爾福特大學研讀法律與哲學學位。他在16世紀初發動「宗教改革」，也促成歐洲基督新教、路德教派的興起。由於觸及教會腐敗問題(如出售贖罪券)，最後被羅馬教廷和神聖羅馬帝國定罪、逐出教會。1517年萬聖節前夕，馬丁‧路德在諸聖堂的大門上，貼出95條『關於贖罪券的意義及效果的見解』(Ninety-five Theses)並徵求學術辯論。
一些歷史學家將馬丁‧路德的神學革命和隨之而來的科學革命，這兩個挑戰直接跟羅馬教廷的權威連結起來。據說，馬丁‧路德打開了思想的閘門，使開放、前瞻性的新教和保守、反科學的天主教教條對立起來。『啟蒙運動』在信奉路德教思想的北方歐洲國家紮根，而南方國家則在天主教的束縛下逐漸衰落。羅馬天主教會直到1992年才正式宣布伽利略是正確的(Ball, 2017)。
1949年，英國歷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德曾寫道：「當神學從屬於科學時，人類的有意義的進步才成為可能」。『科學革命』導致了幾門現代科學的建立，同時也使人們意識到教會同樣會犯錯。
《世界的解剖學》(1611年)
新哲學使一切陷入懷疑
火的元素已完全熄滅
太陽消失了，地球消失了，人類的智慧也消失了
可以很好地引導他去哪裡尋找它
─ 約翰·多恩 (英國詩人)
另一位『科學革命』的重要人物，是一位義大利的天文學家與物理學家-伽利略·伽利萊(1564-1642)。他出生於比薩市，當時為佛羅倫斯公國的一部分。伽利略被譽稱為「觀測天文學之父」、「現代古典物理學之父」、「科學方法之父」以及「現代科學之父」(Singer, 1941; Whitehouse, 2009; King, 1993; Disraeli, 1835)。
但伽利略對哥白尼「日心說」的支持，遭到了天主教會內部和一些天文學家的反對。1615年，羅馬宗教裁判所(Roman Inquisition)對此事進行了調查，結論是他的觀點與公認的聖經解釋相矛盾(Hannam, 2009; Sharratt, 1994; Finocchiaro, 2010)。
伽利略後來在1632年《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中捍衛了自己的觀點，這篇文章似乎在攻擊和嘲笑羅馬教皇-烏爾巴諾八世，從而疏遠了教皇和耶穌會士，而此前他們都是支持伽利略的。他被宗教裁判所審判，被判定為“強烈懷疑異端”，並被迫放棄信仰。伽利略的餘生都在軟禁中度過。在此期間，他撰寫了《兩門新科學》(1638年)，其主要涉及運動學和材料強度(Finocchiaro, 1997; Hilliam, 2005; Carney, 2000)。
法國哲學家、數學家和科學家-勒內·笛卡兒(1596-1650年)，也是『科學革命』關鍵人物之一。他被廣泛認為是現代『哲學』和『科學』興起的開創性人物。「數學」是他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將先前分離的「幾何學」和「代數」領域連結成了「解析幾何」(Analytic geometry)。笛卡兒的大部分工作生涯都在荷蘭共和國度過，最初他在荷蘭邦聯軍隊服役，後來成為荷蘭黃金時代的核心知識分子(Nadler, 2015)。儘管笛卡兒曾服務於新教國家，後來被批評者視為「自然神論者」，但事實上他信仰羅馬天主教。
笛卡兒『哲學』的許多元素在晚期「亞里斯多德主義」、16 世紀復興的「斯多葛主義」或希波的奧古斯丁(354-430年)等早期哲學家的思想中都有先例。在他的「自然哲學」中，他與各學派有兩大不同。首先，他拒絕將物質實體分為物質和形式；第二，他拒絕訴諸任何最終目的(無論是神聖的還是自然的)來解釋自然現象(Carlson, 2001)。在他的『神學』中，他堅持上帝創造行為的絕對自由。笛卡兒拒絕接受前輩哲學家的權威，他經常將自己的觀點與前輩哲學家的觀點區分開來。在1649年《靈魂的激情》(一篇關於情感的早期現代論文，此獻給波西米亞的伊麗莎白公主)的開篇部分，笛卡兒甚至聲稱，他將就這個主題進行寫作，「就好像以前沒有人就這些問題寫過一樣」。他最著名的哲學名言是「我思故我在」，這句話要麼被解釋為邏輯「三段論」(syllogism)，要麼被解釋為「直覺思維」。
應該更強調實驗而不是愚蠢的判斷
這總是容易造成對自然的偏見
─ 奧托·馮·格里克
馬德堡大學(Otto-von-Guericke-Universität Magdeburg)創立1993年，是德國最年輕的公立大學之一。為了紀念德國物理學家與政治家-奧托·馮·格里克，校名也取自他的名字。他出生在馬德堡的貴族家庭，1617年開始在萊比錫大學學習法律和哲學。格里克於1650年發明了「活塞式真空泵」，隨後並利用此發明進行了著名的「馬德堡半球實驗」。此為『科學革命』的進步，做出了顯著的貢獻。
奧托·馮·格里克為了證明氣壓的影響，從而證明地球大氣層的存在。他將兩個半球放在一起形成一個球體，並用一條浸有蠟和松節油的皮革條密封介面，然後透過閥門和泵將球中的空氣抽出，使各個部件越來越緊地壓在一起，以至於即使是兩匹馬也無法將球分開。當時一場引人注目的演示吸引了許多觀眾，這項開創性實驗使他在歐洲享有盛譽。他將空間的「真空」歸因於”無限神性”的創造和設計，並描述這種二元性為：”包含萬物”、“比金子更珍貴、無始無終、比感知光明更喜悅”、“可與天堂相比”。
18世紀啟蒙時代的科學(『科學革命』的延續)
『啟蒙時代』(Age of Enlightenment)是屬於歐洲的事。17世紀的『理性時代』(Age of Reason)為18世紀的『啟蒙時代』開闢了邁向現代『科學』的決定性步伐。直接以艾薩克·牛頓、勒內·笛卡兒、布萊斯·帕斯卡(1623-1662年)和哥特弗利德·萊布尼茲(1646-1716年)的著作為基礎(Heilbron, 2003)，班傑明·富蘭克林(1706-1790年)、萊昂哈德·歐拉(1707-1783年)、米哈伊爾·羅蒙諾索夫(1711- 1765年)和讓·勒朗·達朗貝爾(1717-1783年)這一代人為現代「數學」、「物理學」和技術的發展鋪平了道路，以1751年至1772年間德尼·狄德羅的《百科全書》的出現為代表。
哥特佛利德·萊布尼茲(Gottfried Leibniz)，1646年出生於萊比錫，父親曾是萊比錫大學的倫理學教授並擔任哲學系主任。他在14歲時也進入萊比錫大學就讀，1664~1665年先後獲得紐倫堡阿爾特多夫大學的哲學碩士學位、法學博士文憑，以及律師執業資格。萊布尼茲是一名博學家，活躍於數學、哲學、科學和外交等不同領域，故被譽稱為「最後全能天才」。例如，他與牛頓幾乎同時發明「微積分」，其所使用數學符號被廣泛使用，在哲學和神學方面，最著名是他的『樂觀主義』(Optimism)和『唯心主義』(Idealism)論述，與笛卡兒、斯賓諾莎並列為十七、十八世紀三位最有影響力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哲學家；他的哲學也吸收了「經院哲學」傳統的元素，特別是假設可以透過從第一原理或先前的定義推理來獲得一些關於現實的實質知識。另外，他更預見了後來在機率論、生物學、醫學、地質學、心理學、語言學和電腦科學中出現的概念。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引發了一場血腥的停頓，以及經歷1799~1815年的「拿破崙時代」之後，標誌著政治現代化的開始。『科學革命』一直延續至18世紀，見證了『科學』權威開始取代宗教權威，煉金術和占星術失去了科學可信度。
雖然『啟蒙運動』不能被歸類為某種特定的學說或教條，但『科學』在『啟蒙運動』的話語和思想中發揮了主導作用。許多『啟蒙運動』作家和思想家都有『科學』背景，他們將『科學』進步與推翻宗教和傳統權威聯繫起來，以促進言論和思想自由的發展。廣義上講，啟蒙『科學』高度重視『經驗主義』(Empiricism)和「理性」思維，蘊含著『啟蒙運動』的進步理想。正如大多數『啟蒙運動』觀點一樣，『科學』的好處並未被普遍認可；啟蒙時代法國哲學家與『浪漫主義』(Romanticism)文學家-讓·雅克·盧梭(1712-1778年)就批評『科學』使人類遠離自然，並且不能讓人們更幸福(Burns, 2003)。
現代『地質學』與現代『化學』一樣，是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逐漸發展起來的。法國外交官與自然史學家-班諾特·德·馬耶(1656-1738年)和被譽為「18世紀後半葉博物學之父」的布豐伯爵認為，地球的年齡比聖經學者所設想的6,000年要古老得多。法國博物學者-讓·艾蒂安·蓋塔(1715-1786年)和地質學家-尼古拉·德馬雷(1725-1815年)更徒步穿越法國中部，並將他們的觀察結果記錄在一些最早的地質圖上。1812年，法國動物學家-喬治·居維葉根據巴黎盆地的化石殘骸，對普通無齒獸(Anoplotherium commune)的骨骼和肌肉進行了重建。在『化學』實驗的幫助下，蘇格蘭的約翰·沃克、瑞典的托伯恩·伯格曼和德國的亞伯拉罕·沃納等博物學家創建了全面的「岩石和礦物分類系統」。這一集體成就使得『地質學』在18世紀末成為一個前沿領域。
在『後科學革命』時代，也值得關注的新趨勢，是『現代經濟學』和『人類學』的誕生。1776年，蘇格蘭哲學家與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出版了《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他批判「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提倡分工的自由貿易制度。並提出了“看不見的手”這個假設，它調控著由僅受自身利益驅動的行為者所組成的經濟體系，此成為史密斯的核心思想。
『人類學』(Anthropology)一詞的用法最早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德國馬德堡的哲學家、醫師與神學家-馬格努斯·亨特(1449-1519年)和瓦爾堡的人文主義者-奧托·卡斯曼(1562-1607年)的著作中。
1647年，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早期學者-卡斯珀·巴索林(醫生、科學家和神學家)對『人類學』給出如下定義：「人類學，即研究人的科學，通常被合理地分為：解剖學(研究身體及其各部分)和心理學(研究心靈)」。
『人類學』最好被理解為『啟蒙時代』的產物。正是在這段時期，歐洲人嘗試有系統地研究人類行為。在此期間，法學、歷史學、哲學和社會學的傳統得到了發展，並為人類學所屬的『社會科學』的發展提供了資訊。
19世紀科學的演進
19世紀，見證了『科學』作為一門職業的誕生。威廉·惠威爾於1833年創造了「科學家」(scientist)一詞，這很快就取代了「自然哲學家」(natural philosopher)的舊術語(Snyder, 2022)。
【物理學的新發展】
在『物理學』中，義大利的喬凡尼·阿爾蒂尼和亞歷山卓·伏打、英國的麥可·法拉第、德國的蓋歐格·歐姆等人研究了電和磁的行為。麥可·法拉第、法國的安德烈-馬里·安培、蘇格蘭的詹姆斯‧克拉克‧馬克斯威爾及其同時代人的實驗、理論和發現，將這兩種現象統一為「馬克斯威爾方程式」(Maxwell's equations)所描述的『電磁學』理論。『熱力學』幫助我們理解熱並定義能量的概念。
赫爾曼·馮·亥姆霍茲(1821-1894年)是一位德國物理學家和醫師，在多個科學領域，尤其是「流體動力學」(Hydrodynamic)穩定性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德國最大的研究機構學會，就以他的名字命名(Bobba, 2004)。
在『生理學』和『心理學』領域，亥姆霍茲以其有關眼睛的數學、視覺理論、空間視知覺的思想、色覺研究、音感、聲覺以及『知覺生理學』的「經驗主義」而聞名。在『物理學』方面，他因「能量守恆」(Conservation of Energy)和「電雙層」(Electrical Double Layer )理論、『電動力學』(Electrodynamics)、『化學熱力學』(Chemical Thermodynamics)和『熱力學』機制基礎方面的工作而聞名。儘管人們與德國的尤利烏斯·馮·邁爾、英國的詹姆士·焦耳、荷蘭-瑞士的丹尼爾·伯努利等人共同提出了「能量守恆定律」，並最終形成了「熱力學第一定律」，但亥姆霍茲最先以最普遍的形式提出了「能量守恆定律」(Patton, 2024)。
作為一名哲學家，他以其「科學哲學」、「知覺定律」與「自然法則」關係的思想、「美感科學」(Science of Aesthetics)以及科學文明力量的思想而聞名。到了19世紀後期，亥姆霍茲發展了一種廣泛的「康德方法論」(Kantian methodology)，包括先驗地確定知覺空間中可能的方向的多樣性，這啟發了人們對康德的新解讀，並為哲學上晚期現代「新康德主義」(Neo-Kantianism)運動做出貢獻(Patton, 2024; Heis, 2018)。
【數學的新發展】
『邏輯數學科學』在經歷了同樣長時間的停滯之後，也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但此時『科學』最重要的一步，是『電學』的創造者所提出的思想。他們的工作改變了『物理學』的面貌，並使電力、電報、電話和無線電等新技術的出現成為可能。
【化學的新發展】
在『化學』方面，1803年英國化學家與物理學家-約翰·道爾頓提出了“所有物質均由原子構成的理論”，「原子」是物質的最小組成部分，一旦分解就會失去物質的基本化學和物理特性，儘管這個問題花了一百年的時間才得到解決。道爾頓也制定了「質量關係定律」。
1869年，俄國化學家-德米特里·門得列夫根據約翰·道爾頓的原子理論，創建了第一個「元素週期表」。其他亮點包括揭示原子結構和物質本質的發現，以及化學發現，還有「新型輻射」的發現。 另外，德國化學家-弗里德里希·維勒合成尿素開闢了『有機化學』這一新的研究領域，到19世紀末，科學家已經能夠合成數百種有機化合物。
羅伯特·威廉·本生(1811-1899年)是德國化學家，在海德堡大學心理學系大門前矗立一尊他的雕像。他研究了加熱元素的「發射光譜」(『光譜學』)，並與物理學家-古斯塔夫·克希荷夫一起發現了「銫」(1860年)和「銣」(1861年)化學元素。本生也開發了幾種氣體分析方法，是「光化學領域的先驅」，並在『有機砷化學』領域做出了早期工作。他與實驗室助理-彼得·德薩加一起發明了「本生燈」，這是對當時實驗室用燃燒器的改進。
【進化論和孟德爾定律】
或許整個『科學』領域中最突出、最具爭議、影響最深遠的理論就是「自然選擇進化論」，它是由英國生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和英國博物學家-阿爾弗雷德·羅素·華萊士分別獨立提出的。達爾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書中對此進行了詳細描述。在書中，達爾文提出，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物的特徵都是經過長期的自然過程形成的。目前形式的「進化論」影響到幾乎所有『生物學』領域(Dobzhansky, 1964)。
「進化論」對純科學以外領域的啟示，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反對和支持，並深刻影響了人們對「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的理解。另外，奧地利生物學家-格雷戈爾·孟德爾於1866年制定了遺傳原理(「孟德爾定律」)，成為現代『遺傳學』的基礎，被譽為「現代遺傳學之父」。
【細菌理論】
『醫學』和『生物學』的另一個重要里程碑是成功證明「疾病細菌說」(Germ theory of disease)。
1885年，法國生物學家-路易‧巴斯德製成了第一種「狂犬病疫苗」，並在『化學』領域取得了許多發現，包括晶體的不對稱性。
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1818年出生於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並在維也納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他是一名婦產科醫生，因觀察發現產房內只要進行簡單的「手部消毒」(*洗手)，就能有效大幅降低產婦住院期間被交叉感染“產褥熱”病症致死的發生率，故被譽稱為『母親們的救星』及『感染控制學之父』。
然而，在那個年代中，對“細菌”仍是一無所知的世界。普遍認為，「疾病」乃透過有毒的“瘴氣”來傳播的。很多醫療人員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也是細菌的“宿主”之一。塞麥爾維斯醫生的「洗手」制度倡議，並未獲得當時醫界的認同，且引起猛烈的抨擊聲浪。他亦做出相對的激烈反應，例如指責那些不洗手的醫生為不負責任的「殺人犯」或愚昧無知的人。最後，他的言行越來越古怪，被同僚送進了精神病院。不久即死於院中，享年僅47歲。直到19世紀末，在塞麥爾維斯醫生去世約20年後，他的論點才重新得到審視並逐漸獲得學術與醫界的廣泛支持。包括，巴斯德證實了“細菌”學說，由於他對牛奶進行「巴氏殺菌」(pasteurization)的紮實研究，從而防止當時人們因飲用受污染的牛奶導致生病。李斯特(*「預防醫學」先驅)也將此結果運用在外科手術的感染控制上，並得到重大的成就(Best & Neuhauser, 2004)。
【經濟學派】
卡爾·馬克思(1818-1883年)是德國哲學家、政治理論家和經濟學家，他發展了一種替代經濟理論，稱為『馬克思經濟學』(Marxian economics)。其以「勞動價值論」(Labor theory of value)為基礎，假設商品的價值取決於生產該商品所需的勞動量。根據這個公理，『資本主義』建立在雇主不支付工人勞動的全部價值來創造利潤的基礎上。「奧地利經濟學派」對『馬克思經濟學』的回應是將企業家精神視為經濟發展的動力，這用「供需體系」取代了「勞動價值論」。
【心理學的創立】
萊比錫大學創立於1409年，是德國第二古老大學(僅次於海德堡大學)。威廉·馮德(Wilhelm Wundt)，1832年出生在海德堡曼海姆的內卡勞小鎮，24歲即獲海德堡大學醫學博士。1873年出版《生理心理學原理》鉅作，此成為『心理學』史上最重要著作之一。1875年，他被任命為萊比錫大學教授。1879年，在該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心理實驗室，其標誌將『心理學』視為一門『科學』之始，被廣泛認為是「實驗心理學之父」，萊比錫大學心理研究所並以他命名。
『心理學』的其他重要早期貢獻者，包括德國心理學家-赫爾曼·艾賓浩斯(記憶研究的先驅)、俄國生理學家與心理學家-伊凡·巴夫洛夫(發現「古典制約」)、美國哲學家與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被稱為「美國心理學之父」)和奧地利心理學家與精神分析學創始人-西格蒙德·佛洛伊德。佛洛伊德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儘管他更多的是作為文化偶像而非『科學心理學』的一股力量。
【現代社會學】
現代『社會學』出現於19世紀初，是對世界現代化的學術回應。在許多早期社會學家(例如，法國猶太裔的艾彌爾·涂爾幹)中，『社會學』的目標是「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理解社會群體的凝聚力以及開發「社會解體」(Social disintegration)的“解藥”。
德國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馬克斯·韋伯關注透過合理化概念來實現社會現代化，他認為這會將個人困在理性思維的「鐵籠」中。一些社會學家，包括德國社會學家與哲學家-蓋歐格·齊美爾和美國社會學家、歷史學家與民權運動者-威廉·愛德華·伯格哈特·杜波依斯，使用了更多的微觀社會學、質性分析。這種微觀方法在美國『社會學』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哲學家、社會學家(「芝加哥社會學派」)與心理學家-喬治·賀伯特·米德和他的學生赫伯特·布魯默的理論導致了「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社會學方法的產生。
馬克思·韋伯，是現代西方『社會學』奠基人。1864年出生於宗教改革發跡地-艾爾福特，其故居位在海德堡的內卡河老橋旁。 韋伯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社會理論家，他與卡爾·馬克思、艾米爾·塗爾幹共同被譽為現代『社會科學』的主要創造者。韋伯的廣泛貢獻，包括：『社會學』的誕生以及法律、經濟學、政治學和宗教研究的重大重新定位，提供了關鍵的推動力。韋伯的知名著作，包括：《經濟與社會：解釋社會學綱要》、《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科學作為一種職業》…。其「反實證主義」論述，也釐清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本質上的差異性。
尤其是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提出者-奧古斯特·孔德，他用自己的作品闡述了從神學階段到形上學階段，再從形上學階段到實證階段的轉變。孔德關心的是『科學』的分類，以及人類向進步狀態的轉變，這種進步狀態可歸因於對自然的重新審視，依據是對「社會性」的肯定，作為『科學』解釋的社會之基礎。
【浪漫主義】
「浪漫主義」(Romanticism)，也被稱為“反思時代”(Age of Reflexion)，描述了1800年至1840 年起源於西歐的知識運動，這是18世紀末『啟蒙運動』的反運動。「浪漫主義」涵蓋了許多研究領域，包括藝術、音樂、詩歌和戲劇、繪畫、散文、神學和哲學，同時也對 19 世紀的『科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19世紀早期的「浪漫主義」運動在『啟蒙運動』的古典方法中開闢了意想不到的新追求，重塑了『科學』領域。『生物學』，特別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物理學』(電磁學)、『數學』(非歐幾里德幾何、群論)和『化學』(有機化學)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浪漫主義」的衰落是因為1840年後，「實證主義」(如孔德)這一新運動開始佔據知識分子的理想，並持續到1880年左右。就像那些對『啟蒙運動』感到失望，並傾向於採用新方法來研究『科學』的知識分子一樣，人們對「浪漫主義」失去了興趣，並希望使用更嚴格的方法來研究『科學』。
『社區科學』是“一鳥在手不如百鳥在林”！！
20世紀科學的開枝散葉
瞭解問題的形成
通常遠比找到解決方法更為必要
─ 愛因斯坦
記得20幾年前，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前的愛因斯坦故居，看到一句終身難忘的話：「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但「想像力」能包容整個世界，刺激進步，催生演化。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在面對不確定、未知的世界，需要有好奇心、想像力，以及跨領域的協同合作。只有透過共同努力，才能找到解決日益複雜社會核心問題的有效答案(周才忠，2024)。
女性在科學領域的機遇與挑戰
從歷史上來看，『科學』一直是男性主導的領域，但也有一些明顯的例外(如瑪麗·居禮)。與男性主導社會的其他領域一樣，女性在『科學』領域也面臨相當大的歧視。例如，婦女經常被忽視獲得工作機會，並且她們的工作得不到認可。女性在『科學』領域的成就歸功於她們對家庭勞動者傳統角色的挑戰(Whaley, 2003; Spanier, 1995)。
瑪麗亞·居里(1867-1934年)，是出生在華沙舊城區的一位波蘭裔法國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對「放射性」(Radioactivity)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她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第一位兩次獲得諾貝爾獎的人，也是唯一一位在兩個科學領域(物理和化學)都獲得諾貝爾獎的人。她的丈夫皮埃爾·居里是她第一個諾貝爾獎的共同獲獎者，成為第一對獲得諾貝爾獎的已婚夫婦，並開創了居里家族五次獲得諾貝爾獎的傳奇。1906年，她成為巴黎大學第一位女性教授。
在她的指導下，世界上首次進行了利用「放射性同位素」(Radioactive isotopes)治療腫瘤的研究。她於1920年於巴黎創立居禮研究所，1932年亦在華沙創立了居禮研究所；這兩個地區仍然是主要的醫學研究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她開發了移動式放射裝置，為野戰醫院提供X射線(X光)服務。
相對論和量子力學
20世紀初，『物理學』發生了一場革命。事實證明，英國物理學家與數學家-艾薩克·牛頓長期以來的理論並非在所有情況下都是正確的。從1900年開始，德國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丹麥物理學家-尼爾斯·波耳等人引入「分立能階」(Discrete energy levels)，發展了「量子理論」(Quantum theories)來解釋各種異常的實驗結果。『量子力學』(Quantum mechanics)不僅顯示運動定律在小尺度上不成立，愛因斯坦在1915年提出的「廣義相對論」也表明，牛頓力學和狹義相對論所依賴的固定時空背景不可能存在。1925年，德國物理學家-維爾納·海森堡和奧地利物理學家-埃爾溫·薛丁格創立了『量子力學』，解釋了先前的「量子理論」。目前，「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相互矛盾，人們正在努力統一兩者(Greene, 2015)。
馬克斯·普朗克(1858-1947年)，是出生在德國基爾的一位理論物理學家，他因發現「能量量子」(Energy quanta)而於1918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普朗克為『理論物理學』(Theoretical physics)做出了許多實質的貢獻，但他作為物理學家的名聲主要在於是「量子理論的創始人」和「現代物理學的創始人之一」，徹底改變了人們對原子和次原子過程的理解。
他以「普朗克常數」(Planck constant)而聞名，該常數對於『量子物理學』具有重要基礎性，他利用該常數推導出一組單位，今天稱為普朗克單位，僅用基本物理常數來表示。普朗克曾兩度擔任德國科學機構『威廉皇帝學會』的主席。1948年，該學會更名為『馬克斯普朗克學會』(Max-Planck-Gesellschaft)，如今旗下擁有83個機構，代表著廣泛的『科學』方向。
「大科學」的階段與影響
『大科學』(Big science)，是科學家和科學史學家用來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工業化國家發生的一系列『科學』變遷的術語，因為『科學』的進步需要大量儀器、預算和實驗室來檢驗理論並進入新的領域，進而越來越依賴通常由國家政府或政府集團的大型計劃經費資助。例如，『物理學』的主要贊助者是州政府，他們認識到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往往可以帶來對軍事和工業應用都有用的技術。
個人或小團隊的努力，或『小科學』，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因為個別作者的理論成果可能會產生重大影響，但很多時候，實徵性驗證需要使用諸如「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之類的裝置進行實驗，其造價在50億至100億美元之間。
1938年，德國化學家-奧托·哈恩和德國物理學家-弗里茨·施特拉斯曼用放射化學方法發現了「核分裂」(Nuclear fission)。1939年，奧地利─瑞典物理學家-莉澤·邁特納和奧地利─英國物理學家-奧托·弗里施首次對裂變過程進行了理論解釋。後來丹麥物理學家-尼爾斯·波耳和美國物理學家-約翰·惠勒對其進行了改進。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雷達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導致了雷達的實際應用以及原子彈的研發和使用。
「曼哈頓計畫」(The Manhattan Project)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2-1946年)為生產第一批核武而進行的一項研發計畫。此由美國領頭，英國和加拿大合作實施。在巔峰時期僱用了近13萬人，耗資近20億美元(相當於2023年約270億美元)，旨在利用高濃縮鈾和鈽作為核武的燃料。最終設計出兩種在戰爭期間使用的武器：「小男孩」(濃縮鈾槍型)和「胖子」(鈽內爆式)，前者投放在日本廣島市，後者3天後在長崎上空投下...。雖然結束了戰爭，但也造成了災難性的傷亡。
在20世紀的『政治學』中，由於意識形態、行為主義和國際關係的研究進展，產生了大量『政治學』子學科，包括理性選擇理論、投票理論、博弈論(也用於經濟學)、選舉學、政治地理學/地緣政治學、政治人類學/政治心理學/政治社會學、政治經濟學、政策分析、公共管理、比較政治分析和和平研究/衝突分析等。
在『經濟學』中，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凱因斯在1920年代推動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劃分。在「凱因斯經濟學」下，宏觀經濟趨勢可以壓倒個人做出的經濟選擇。政府應促進商品的總需求，以鼓勵經濟擴張。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1976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提出了「貨幣主義」(Monetarism)的概念，其注重利用貨幣的供給與需求作為控制經濟活動的一種方法。1970年代，「貨幣主義」轉變為「供給學派」(Supply-side Economics)，主張透過減稅來增加可用於經濟擴張的貨幣量。其他現代經濟思想流派包括「新興古典學派」和「新興凱因斯學派」。「新興古典學派」發展於1970年代，強調堅實的微觀經濟學是宏觀經濟成長的基礎。「新興凱因斯學派」的產生部分是為了回應「新興古典學派」，它表明不完美的競爭和市場僵化如何意味著貨幣政策具有實際效果，並使分析不同的政策成為可能。
心理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發展
20世紀的『心理學』界認為佛洛伊德的理論太不科學，因而遭到拒絕，並對英籍美國心理學家-愛德華·鐵欽納(結構學派領導者)的心靈原子論方法做出了反應。這導致了美國心理學家-約翰·華生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的形成，並由美國心理學家-伯爾赫斯·史金納來推廣。「行為主義」從知識論上提出將『心理學』研究限制在外在行為，因為外在行為可以被可靠地測量。
關於「心靈」的『科學』知識被認為太過形而上學，因此不可能實現。20世紀最後幾十年見證了「認知科學」的興起，再次將「心智」作為研究對象，運用『心理學』、『語言學』、『電腦科學』、『哲學』和『神經生物學』的工具。「正子斷層造影」(PET)和「電腦斷層掃描」(CAT)等可視化大腦活動的新方法也開始發揮其影響力，促使一些研究人員透過研究大腦而不是認知來研究心智。這些新的研究形式假設人們可以廣泛地理解人類思維，而這種理解可以應用於其他研究領域，例如「人工智慧」(AI)。「進化論」透過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拿破崙·查尼翁的著作被應用於行為並引入『人類學』和『心理學』。另外，『體質人類學』(Physical anthropology )將成為『生物人類學』，融入『演化生物學』的元素。
閱讀的人會思考
思考的人會推理
— 維克多·雨果(法國大文豪)
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美國『社會學』主要由哈佛大學教授-塔爾科特·帕森斯主導，其以「社會行動理論」和「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而聞名。他認為促進結構整合的社會方面是「功能性的」，這種「結構功能主義」方法在1960年代受到質疑，當時社會學家開始認為這種方法只是對現狀不平等的一種辯護。
作為回應，「衝突理論」(Conflict theory)應運而生，其部分內容是基於卡爾·馬克思的哲學思想。衝突理論家將社會視為不同群體爭奪資源控制權的舞台。「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也被視為『社會學』思想的核心。美國社會學理論家-厄文·高夫曼將「社會互動」視為一場舞台表演，個人在「後台」做準備，並試圖透過「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來控制觀眾。
雖然這些理論目前在『社會學』思想中佔據主導地位，但也存在其他方法，包括「女性主義理論」(Feminist theory)、「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和「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科學革命』的結構本質
『科學』，是一份職業或一項志業？！
1917年11月7日，德國社會學家與政治經濟學家-馬克思·韋伯，受邀至慕尼黑大學自由學生聯盟巴伐利亞分會的會議上，以「科學作為一種職業」為題發表演講。其重點內容摘要如下：
- 『科學』的價值是什麼 ─
『科學』提供了解釋方法和證明立場合理的手段，但它無法解釋為什麼該立場首先值得堅持；這是『哲學』的任務。 任何『科學』都無法擺脫假設，當假設被拒絕時，『科學』的價值就消失了。
- 『科學』永遠無法回答生命的基本問題 ─
例如指導人們如何生活以及珍視什麼。價值只能源自個人信仰。 理性與信仰在各自的領域都有自己的位置，但如果兩者交叉，就無法發揮作用。
- 『科學家』如何為“使命”而活 ─
『科學』領域已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專業化階段，而且這種情況將永遠保持下去。不僅是外在的，而且是內在的，只有當個人是一位嚴僅的專家時，他才能獲得『科學』在科學領域中實現真正完美東西的確定意識。只有透過嚴格的專業化，『科學』工作者才能充分意識到，他已經取得了持久性的成就，這在他的一生中只有一次，也許永遠不會再有。因此，真正明確且良好的成就，始終是專業上的成就。
- 『科學家』如何懂得“熱情、奉獻” ─
如果你沒有成功地做出了這個猜想：「在你進入生命之前必須經過數千年，並且還有數千年在沉默中等待」，就沒有必要呼籲『科學』，你應該做點別的事情。因為除非你能夠以熱情的奉獻之心去追求，否則沒有什麼值得“人作為人”的東西。雖然事實上，無論你多麼真誠或擁有再多的熱情，也無法迫使一個問題產生『科學』結果， 但熱情仍是決定性的“靈感”來源之先決條件。如果一個人想要完成任何有價值的事情，其頭腦中就必須出現某種想法，而且它必須是正確的想法，這種“直覺”是無法強迫的。
- 『科學家』要做的是一件實際上永遠不會也不可能結束的事情 ─
在『科學』領域，每個人都知道他所取得的成就將於10年、20年、50年後變得過時，這就是『科學家』們面臨的宿命。每一項『科學』成就都會提出新的“問題”，它要求被“超越”，任何想要為『科學』服務的人都必須接受這個事實。如果不希望別人比我們進步得更遠，就無法開展工作。原則上，這種進步會無限持續下去。
- 『科學』是為了個人成就還是有更廣泛的意義 ─
『科學』進步只是我們幾千年來所經歷的“理智化”過程的一小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日益增長的理智化與合理化，並不意味著人們對生活現況的了解有所增加及普遍。在西方文化持續存在了數千年的「祛魅」(Disenchantment)過程中，『科學』作為紐帶和動力的“進步”，其是否具有超越純粹實踐的意義？在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作品中，他以最原則的形式回答此問題。對於文明人來說，死亡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文明人的個人生活根據其自身迫在眉睫的意義而處於無限的“進步”之中，永遠不會結束。因為在進步的行列中，總能領先一步。沒有人會走向死亡，站在無限的頂峰上。亞伯拉罕，或者過去的某個農民，“老了，對生活感到滿足”而死，因為他處於生命的有機循環之中；因為就其生命意義而言，在他生命終了的前夕，已經給予了他生命中所應有的東西；因為對他來說，已經沒有任何想解決的謎題了…。
- Lindberg, D. C. (2008). 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Prehistory to A.D. 1450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rk, J. J. (2016). Ancient Egyptian Science & Technology.
- Academic Dictionaries and Encyclopedias: Science in the Greek world.
- Sambursky, S. (1974). Physical Thought from the Presocratics to the Quantum Physicists: an anthology selected, introduced and edited by Shmuel Sambursky. New York: Pica Press. pp. 584.
- Cornford, F. M. (1965). Principium Sapientiae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Greek philosophical thought. Harper Torchbook.
- Dicks, D. R. (1970). Early Greek Astronomy to Aristotl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O'Leary, D. L. (1949). How Greek Science Passed to the Arab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 Davies, N. (1996). Europe: A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oigts, L. E. (1979). Anglo-Saxon Plant Remedies and the Anglo-Saxons. Isis, 70: 250-268.
- Wallis, F. (2004). Bede: The Reckoning of Time.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 Grant, E (1984). Science in the Medieval University. In Kittelson, J. M., & Transue, P. J. (ed.). Rebirth, Reform and Resilience: Universities in Transition, 1300-1700 (p. 68).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Gal, O. (2021).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From Antiquity to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nett, C. (2001). The Coherence of the Arabic-Latin Translation Program in Toledo in the Twelfth Century. Science in Context, 14(1/2), 249-288.
- Marone, S. P. (2003). Medieval philosophy in context. In McGrade, A. 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ediev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ayling, A. C. (2019).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Penguin Press.
- Debus, A. (1978). Man and Nature in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wler, P. J. & Morus, I. R. (2020). Making Modern Science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all, P. (2017). Luther's legacy: Did a religious revolt create science?
- Henry, J. (2001). Moving heaven and earth:Copernicus and the solar system. Cambridge: Icon Books.
- Singer, C. (1941). 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ehouse, D. (2009). Renaissance Genius: Galileo Galilei & His Legacy to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Sterling Publishing Co.
- King, P. T. (1993). Thomas Hobbes: critical assessments. New York: Routledge.
- Disraeli, I. (1835). 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 W. Pearson & Co.
- Hannam, J. (2009). God's philosophers: how the medieval world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 Icon Books Ltd.
- Sharratt, M. (1994). Galileo: Decisive Innovat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nocchiaro, M. A. (2010). Defending Copernicus and Galileo: Critical Reasoning in the two Affairs. Springer.
- Finocchiaro, M. A. (1997). Galileo on the world systems: a new abridged translation and gui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illiam, R. (2005). Galileo Galilei: Father of modern science. The Rosen Publishing Group.
- Carney, J. E. (2000).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1500-1620: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Greenwood.
- Nadler, S. (2015). The Philosopher, the Priest, and the Painter: A Portrait of Descar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arlson, N. R. (2001). Physiology of Behavior. Needham Heights, Massachusetts: Pearson: Allyn & Bacon.
- Heilbron, J. L. (2003).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L. J., "William Whewell",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22 Edition), E. N. Zalta & U. Nodelman(eds.).
- Bobba, K. M. (2004). Robust Flow Stability: Theory, Computations and Experiments in Near Wall Turbulence. Dissertation (Ph.D.),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Patton, L., "Hermann von Helmholtz",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24 Edition), Edward N. Zalta & Uri Nodelman (eds.).
- Heis, Jeremy, "Neo-Kantianism",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18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 Dobzhansky, T. (1964). Biology, Molecular and Organismic. American Zoologist, 4(4), 443-452.
- Whaley, L. A. (2003). Women's History as Scientists: A Guide to the Debates.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 Spanier, B. B. (1995). "From Molecules to Brains, Normal Science Supports Sexist Beliefs about Difference". Im/Partial Science: Gender Ideology in Molecular Biolog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Greene, B. (2015). Why String Theory Still Offers Hope We Can Unify Physics. Smithsonian Magazine.
- 周才忠 (2025)。「社區心理學實務教學資源手冊」(第一版)。
- 周才忠 (2024)。「台灣心理專業者的未行之路」(第五版)。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