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心理學實務平台: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III)：「科學革命的結構」

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III)：「科學革命的結構」—『典範轉移』的定義、循環、影響和範例

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5/5/26)

『典範轉移』的概念很重要，但通常知易行難，因為背後涉及根深柢固的「科學哲學觀」，故大多數的人們從來不知道有另一種「觀點」確實存在。本文首先詳述兩個經典的「思想實驗」，有助讀者容易理解「典範」的字源與定義，以及托馬斯·孔恩的「典範」概念。孔恩在1962年出版《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已售出超過一百萬冊，並被翻譯成十六種不同的語言。因此，值得更深入來探究『典範轉移』的階段(「孔恩循環」)和其影響性，包括科學哲學、心理學(如實驗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社區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科學領域。最後，舉出『典範轉移』的範例，包括1880年「疾病細菌說」、1854年『公共衛生』領域興起、1963年美國國會通過《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法案》、1965年美國『社區心理學』興起、1999年臺灣最早由衛生體系主導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模式、2001年加拿大『社區心理衛生』的「賦權─社區融合」新典範、2004年『社區輔導』新的服務典範、2011年臺灣『社區諮商』的典範轉移(？)。期望透過以上內容，能有機會孵化讀者的「創造性」和「擴散性推理」的思維方式，進而促發其跳出傳統的思維框架，以新的眼光看問題，如此未來往往可做出困難決定、提出替代解決方案，營造一番新氣象或找到最佳的前進道路。

大多數的人們從來不知道有另一種觀點確實存在

這項「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是引自哈佛大學商學院的一個課堂活動範例。兩組學生在實驗完畢後，都看到了對方的「典範」或「示意圖」。這項實驗的有趣之處在於，透過只觀看一張圖10秒鐘，它就顯示條件作用如何強烈影響我們的「知覺」和「典範」。

“如果10秒鐘就能對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產生這樣的影響，那麼一生的條件反射作用又如何呢？”。例如，家庭、朋友和工作等對我們生活的影響。

另一件需要指出的重要事情是，在這項實驗中，大多數學生從來不知道另一種觀點確實存在。

如果把目光移開，然後回頭看，而不考慮對方的觀點，這讓他們更難看到「光明」。只有少數人試圖真正理解另一種觀點，當圖像變得清晰時，他們最終有了「啊哈」的時刻，看到了一個年長的婦人和一個年輕的女子。

重點在於，這些「典範」是我們態度和行為的根源(即，兩個群體在受到不同條件作用的影響後，當他們一起看到同一張圖時，他們的行為和看法是不同的)。它們都根據不同的「典範」和「示意圖」運作，當我們描述我們在圖片中看到的內容時，我們會透過描述我們的「典範」和「知覺」來模仿我們的態度和行為。如果我屬於第二組，我需要先透過第一組「典範」或「示意圖」的視角來觀察，然後才能改變自己的行為並對他們的看法持開放態度，這將使其能夠獲得更大的了解。

這個例子證明，當我們的觀點改變時，我們可以看到其他我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事情。這就是「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我們能夠在同一張照片中看到第二張圖像，這難道不令人驚訝嗎？但假使你換個角度思考，如果我們一生都不會改變我們的觀點，我們只會看到事物的一面，並相信它，就好像這是事實。這確實是一個「典範」：我們固著的心態、信念和假設會阻止我們看到真相(周才忠，2025)。

另一個的例子，是「鴨兔錯覺」(Rabbit–duck illusion)圖形。已知最早的版本是1892年10月23日出版的德國慕尼黑幽默雜誌《Fliegende Blätter》上的一幅未註明來源的圖畫。它的標題是古老的德語拼寫：「Welche Thiere gleichen einander am meisten？」(哪些動物最像彼此？)，下面寫著「Kaninchen und Ente」(兔子和鴨子)(McManus et al., 2010)。

「鴨兔錯覺」圖像在被波蘭裔美國實驗心理學家-約瑟夫·賈斯特羅使用後，並因奧地利哲學家-路德維希·維根斯坦而聞名，他將其納入他的《哲學研究》中，作為描述兩種不同看法的方式：“看到那個”與“看到作為”。

幾年後，這個例子被運用在『心理學』領域，用來表明「知覺」不僅僅是人們所看到的東西，也是人們所解釋的東西(儘管維根斯坦持相反的觀點)(Shirley, 2019)。

其實，人們是否看到兔子或鴨子，以及看到的頻率，可能與社會、生物和心理因素有關。例如，瑞士人，無論老少，都傾向於在復活節期間看到兔子，在十月看到鳥/鴨子(Brugger & Brugger, 1993)。

從這圖像中可看出，兔子像鴨子，反之亦然。此相互認同和平衡，既是靜態的、真實的，也是多變的。例如，靜態和真實，因為鴨子就是鴨子，所以兔子就是兔子。具可變性的，因為兔子和鴨子的存在取決於個人看法—我更喜歡兔子而不是鴨子，但我所能看到的首先是一隻鴨子！(Shirley, 2019)。

此外，一些學者認為，這種錯覺在『哲學』和『政治』上引起了共鳴。正如康乃爾大學政府學系博士候選人-雪莉·勒佩恩所評論的那樣，維根斯坦利用兔子鴨子錯覺來區分知覺和解釋。如果你只看到一隻鴨子，你會說“這是一隻鴨子”，但一旦你意識到「二元性」(duality)，你就會說“現在我看到它是一隻兔子”。你也可以說“這是一隻兔子鴨子”，對維根斯坦來說，這是一個知覺反映(Shirley, 2019)。

美國物理學家和科學史學家-托馬斯·孔恩用「鴨兔錯覺」來比喻『科學』的革命性變化，說明「典範轉移」可能導致人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相同的訊息(Kindi, 2021)。

以上兩個「思想實驗」可以讓學生們檢視自己對「專業倫理」或其他基本『哲學』議題的前設或直覺。這種孵化學生「創造性」和「擴散性推理」(Divergent reasoning)的思維方式，能促發學生跳出傳統的思維框架，以新的眼光看問題，如此往往可做出困難決定、提出替代解決方案，營造一番新氣象或找到最佳的前進道路(周才忠，2024/2025)。

「典範」的字源與定義

「典範」一詞，源自希臘文「παράδειγμα」(paradeigma)；「模式、例子、樣本」；來自動詞「παραδείκνυμι」(paradeiknumi);「展示，代表，揭露」；以及「παρά」 (para)；「表明，指出」。

在古典(基於希臘語)『修辭學」中，「典範」旨在為聽眾提供類似事件的例證，但它的目的並不是讓聽眾得出結論；然而，此例證是用來幫助引導他們到達那裡的。古希臘哲學家-阿那克西美尼(西元前586/585-526/525年)將「典範」定義為：「先前發生過的動作，與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動作類似或相反」。

最初的希臘術語「παράδειγμα」(paradeigma)被希臘文本(如柏拉圖的對話錄《蒂邁歐篇》和《巴門尼德篇》)中的抄寫員用來表示造物主用來創造宇宙的模型或模式的一種可能Zeyl & Barbara, 2005)。

※圖片來源：「Keep Talking Greece」網站

「典範」英語術語「paradigm」在語法中(例如，應用於變格和動詞變位)和修辭(作為說明寓言的術語)領域具有技術含義。在『語言學』中，瑞士語言學家-斐迪南·德·索緒爾(1857-1913年)使用「典範」來指稱一類具有相似性的元素(與組合體相對，是一類表達關係的元素)(Simenova, 1988)。

《韋氏線上字典》將「典範」定義為：「一個科學流派或學科的哲學和理論框架，在此框架內制定理論、定律和概括，以及為支持它們而進行的實驗；廣義上：任何種類的哲學或理論框架」。

托馬斯·孔恩的「典範」概念

托馬斯·孔恩(1922-1996年)，是美國的『物理學』家和「科學史」學家，也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哲學』家之一。他出生於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其嬰年時期即全家搬到紐約曼哈頓。父母都是猶太人，但不信奉猶太教。

1943年，孔恩以優異成績獲得哈佛大學『物理學』學士學位。二戰期間，他曾在哈佛大學秘密無線電研究實驗室與美國物理學家-約翰·范扶累克(197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一起工作過，還前往英國、法國和德國。之後，又在范扶累克的指導下，分別於1946年和1949年獲得哈佛大學的『物理學』碩士和博士學位(研究量子力學在固體物理學中的應用)。

※圖片來源：「The Harvard Gazette」網站

孔恩被選入著名的「哈佛院士會」(Society of Fellows at Harvard)(此譽稱“哈佛中的哈佛”)。直到1956年，孔恩都為人文學科的本科生教授『科學』課程，這是當時哈佛大學校長-詹姆斯·科南特(曾任美國駐西德大使)開發的「科學通識教育」課程的一部分。這門課程以歷史案例研究為中心，這是孔恩第一次有機會詳細研究歷史科學文獻。他在閱讀亞里斯多德的『科學』著作時最初感到困惑，這是一次成長經歷，隨後他或多或少突然能夠正確理解亞里斯多德的思想，而不會受到後續『科學』知識的扭曲(Bird, 2004)。

※圖片來源：「Harvard Magazine」網站

這使得孔恩專注於「科學史」，並最終被任命為「通識教育」和「科學史」的助理教授。在此期間，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十八世紀「物質理論」和『熱力學』的早期歷史。孔恩隨後轉向「天文學史」，並於195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哥白尼革命》(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Bird, 2004)。

孔恩於1956年調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擔任「科學史」教授，但是在『哲學』系，他於1961年成為該校的全職教授。這使他對『科學哲學』產生了興趣。在柏克萊，孔恩的同事包括史丹利·卡維爾和保羅·費耶阿本德，卡維爾向孔恩介紹了奧地利哲學家-路德維希·維根斯坦的著作。孔恩與費耶阿本德討論了《科學革命的結構》草稿，該草稿於1962年出版(Bird, 2004)。

關於「典範」的概念。孔恩在1962年《科學革命的結構》書中的論點，一個特別重要的部分聚焦在「學科矩陣」(disciplinary matrix)的一個特定組成部分。這是對『科學』研究典型案例的共識。這些優秀『科學』的範例就是孔恩在狹義上使用「典範」一詞時所指的。他引用了亞里斯多德的「運動分析」、托勒密的「植物位置計算」、拉瓦錫的「天平應用」以及麥克斯韋的「電磁場數學化」作為範例。『科學』的範例通常可以在書籍和論文中找到，因此孔恩也經常將偉大的文本描述為「典範」─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拉瓦錫的《化學基本原理》和牛頓的《數學原理和光學原理》。這些文本不僅包含關鍵理論和定律，還包含這些理論在解決重要問題中的應用，以及在這些應用中採用的新實驗或數學技術，這也是它們成為「典範」的原因(Bird, 2004)。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第二版(1970年)的後記中，孔恩這樣評價「典範」：它們是「本書中最新穎、最難理解的部分」。「學科矩陣」的共識主要是對「典範」的認同，這一觀點旨在解釋「常態/常規科學」的本質及其危機、革命和更新的過程。這也解釋了一門成熟『科學』的誕生。孔恩將不成熟的『科學』描述為缺乏共識，他有時稱之為「前典範」時期。相互競爭的學派有不同的程序、理論，甚至是『形上學』的預設。因此，集體進步的機會很小。即使是某個學派的局部進步也會變得困難，因為大量的智力精力被投入到與其他學派爭論基本原理上，而不是發展研究傳統。然而，進步並非不可能，一個學派可能會取得突破，從而以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解決競爭學派的共同問題。這項成功吸引了其他學派的追隨者，並圍繞著新的謎題解決方案形成了廣泛的共識。

接續，在《科學革命的結構》第三版(1996年)的書中，孔恩將「典範」定義為：「普遍認可的科學成就，它在一段時間內為研究者社群提供模型問題和解決方案」。此「典範」描述為：需要觀察和仔細審查什麼；針對這個主題，應該提出並探究這些問題的答案；這些問題應該如何建構；應如何解釋科學調查的結果。簡而言之，「典範」是一種綜合的理解模式，它為一個領域的成員提供如何看待該領域的問題以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觀點和規則。「典範」之所以獲得其地位，是因為它們比競爭對手更成功地解決了實務者社群已經認識到的一些尖銳問題。

『典範轉移』的階段：「孔恩循環」

「孔恩循環」(Kuhn Cycle)是托馬斯·孔恩於1962年所著《科學革命的結構》書中所描述的一個簡單的進步週期。孔恩挑戰了世界當前的『科學』觀念，即『科學』是新思想不斷累積的過程。他對過去重大『科學』進步進行了一系列精彩的回顧，證明了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科學』的最大進步是透過偶爾發生的「革命性新知識」爆炸而實現的，每次革命都是由新思維方式的引入引發的，這些新思維方式如此之大，以至於必須被稱為新「典範」。

「孔恩循環」之前是「前科學」階段。此後，循環由所示的五個步驟組成。添加了「模式漂移」(Model Drift)步驟以明確循環並允許在系統改進過程中重複使用「模式漂移」概念。

「前科學」(Pre-science)階段：

所有新領域都始於「前科學」時期，此時它們開始關注某個問題領域，但尚無法解決該問題或取得重大進展。它只存在一次，並且是「典範」之前階段，在此階段中，對於任何特定理論都沒有共識。這一階段的特徵是存在幾種不相容且不完整的理論。因此，大多數『科學』研究都採用長篇書籍的形式，因為沒有共同的事實可以被視為理所當然。當「典範」形成前的群體參與者最終傾向於其中一個概念框架，並最終就方法、術語的適當選擇以及可能有助於增加洞察力的實驗類型達成廣泛共識時，舊的思想流派就會消失。新的「典範」導致了研究領域的定義更加嚴格，那些不願意或無法適應的人會被孤立，或不得不加入敵對團體。

「常態/常規科學」(Normal Science)階段：

努力提供一種理解模式最終會取得成果。該領域終於可以在其核心議題上取得重大進展。這使得該領域處於「常態/常規科學」階段中，並且在此停留的時間往往比任何其他階段都要長。只要學科內達成共識，「常態/常規科學」就會繼續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常態/常規科學」的進步可能會揭示出一些異常現象(anomalies)，這些事實在現有「典範」的脈絡下難以解釋。雖然這些異常通常都會得到解決，但在某些情況下，它們可能會累積到一定程度，使「常態/常規科學」研究變得困難，並且舊「典範」的弱點被暴露出來。

「模式飄移」(Model Drift)階段：

隨著時間的推移，該領域對其感興趣的領域進行了深入研究，發現了其當前的理解模式無法回答的新問題。隨著這些異常(「違背期望」)現象越來越多地出現，模式也變得越來越弱，這就是「模式漂移」階段。

「模式危機」(Model Crisis)階段：

如果出現足夠多的未解決的異常現象，且模式無法修補以解釋它們，則「常態/常規科學」社群將達到「模式危機」階段。這裡的模式顯然不再能夠解決該領域當前感興趣的問題。這是一場危機，因為決策不再能夠理性地做出，而必須使用猜測和直覺，但這些往往會失敗。然而，在某個「典範」內的「常態/常規科學」的重大努力失敗之後，『科學』可能會進入下一階段。

「模式革命」(Model Revolution)階段：

最後，在形成新的理解模式的努力中，一個或多個可行的候選者脫穎而出。這開始了「模式革命」的階段。這是一場革命，因為新模式是一種新「典範」。它與舊「典範」有著根本的不同，差異之大以至於兩者不相稱。每個人都用自己的規則來評斷對方。因此，各個「典範」的信徒無法很好地溝通，這導致了「典範改變」階段的阻力。

「典範改變」(Paradigm Change )階段：

一旦少數有影響力的支持者確定了新的「典範」，「典範改變」階段就開始了。在這裡，該領域從舊「典範」過渡到新「典範」，同時將新「典範」完善至成熟。最終，舊「典範」被充分取代，成為該領域的新「常態/常規科學」。

然後這個循環又重新開始，因為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永遠是不完整的。一門『科學』可能會反覆經歷這些循環，但孔恩指出，對於『科學』來說，這種轉變不經常或不容易發生是件好事。

《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影響

《科學革命的結構》被認為產生了孔恩所討論的那種「典範轉移」。自1962年該書出版以來，已售出超過一百萬冊，並被翻譯成十六種不同的語言。 1987年，據報導，它是1976年至1983年間在『藝術』和『人文』學科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二十世紀書籍(Garfield, 1987)。在 Google上搜尋「典範轉移」會傳回超過1000 萬個結果。所以，如果說有一個偉大的想法能夠迅速地傳播開來，那就是這個了(Naughton, 2012)。

然而，孔恩重要性的真正衡量標準並不在於他的某個概念的感染力，而在於他獨自改變了我們對人類理解世界最有組織的嘗試的思考方式。在孔恩之前，我們對『科學』的看法主要受關於『科學』應如何發展的哲學思想(“科學方法”)的支配，同時伴隨著對『科學』進步的英雄式敘述，正如正如美國史丹佛大學哲學系建置的線上《史丹佛哲學百科全書》所述，『科學』進步是“在舊真理的基礎上增加新的真理，或使理論越來越接近真理，在特殊情況下，糾正過去的錯誤”。換句話說，在孔恩之前，我們對『科學』史的解讀相當於「輝格黨」(Whig)式的解讀，過去的研究人員、理論家和實驗者進行了漫長的征程，即使不是朝著「真理」前進，至少也是朝著對自然世界越來越深入的理解前進(Naughton, 2012)。

孔恩對於『科學』如何發展的解釋與「輝格黨」式的解釋截然不同。傳統標準解釋認為進步是穩定的、累積的，而他看到的是不連續性：一系列交替的「常態/常規」和「革命」階段，特定領域的專家社群陷入動盪、不確定和焦慮的時期。這些革命性的階段—例如從牛頓力學到量子物理學的轉變，對應於偉大的概念突破，並為接下來的一切如經常事務階段奠定了基礎。事實上，他的版本現在看來並不引人注目，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正是他成功的最大標誌。但在1962年，幾乎所有關於《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事物都引起了爭議，因為它對『科學』如何運作以及應該如何運作的強大而根深蒂固的『哲學』假設提出了挑戰(Naughton, 2012)。

科學哲學

第一篇對《科學革命的結構》進行廣泛評論的文章是由美國哲學家-達德利·雪佩爾撰寫的，他將孔恩的作品解讀為其他『科學哲學』家(包括奧地利維也納哲學家-保羅·費耶阿本德和美國哲學家-諾伍德·羅素·漢森)「反實證主義」(anti-positivist)情緒的延續。雪佩爾注意到了這本書對當時『哲學」領域的影響，稱其「對科學改變是知識不斷增長的線性過程的流行形象進行了持續的抨擊」(Shapere, 1964)。

根據英裔美國生物哲學家-麥可·魯斯的說法，孔恩否定了美國科學哲學家-歐內斯特·內格爾的《科學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ce)(1961年)書中非歷史(ahistorical)和規定性(prescriptive)的『科學哲學』方法(Ruse, 2005)。孔恩的書引發了「歷史主義」(Historicist)的「反實證主義的起義」(所謂的“科學哲學的歷史轉向”，即將科學史視為發展『科學哲學』的資料來源)(Wray, 2011)。儘管這可能不是孔恩的本意；事實上，他已經聯絡了著名『實證主義』者的德裔美國分析哲學家-魯道夫·卡爾納普，讓他的作品發表在《國際統一科學百科全書》上。

據美國哲學家和商業倫理學家-羅伯特·所羅門指出，孔恩的觀點常被認為與德國哲學家-蓋歐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的觀點有相似之處。因為《科學革命的結構》中闡述孔恩對科學知識的看法，與法國哲學家和思想史學家-米歇爾·傅柯的觀點進行了比較(Bilton et al., 2002)。

心理學

實驗心理學

美國『實驗心理學』的歷史通常被描述為一系列兩次「孔恩革命」，將「常態/常規科學」分為三個時期，即由「心靈主義」(mentalist)、「行為主義」和最後的當今「認知主義」典範主導的時期。由孔恩、美國科學史家和哈佛大學教授-I·伯納德·科恩和英國醫學史學家-羅伊·波特開發的革命模式被描述並用於制定研究『實驗心理學』革命的問題和標準。從同時代人的角度來看，「行為主義」和「認知主義」革命的歷史表明，每一次革命實際上都是一個快速但持續且非革命性變革的時期(Leahey, 1992)。

認知心理學

根據『現代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的成果，可看出傳統的概念理論已不再站得住腳，而孔恩提出的替代解釋現在可以被視為具有獨立的實徵性支持，而不僅限於它作為『科學』變革解釋的一部分的成功。這些機制也可以理解為『認知科學』所揭示的一般認知結構的特殊情況。在這種背景下，「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並不是接受孔恩立場的不可逾越的障礙，正如許多『科學哲學』家仍然相信的那樣。相反，它成為所有人類認知結構的自然結果(Andersen et al., 1996)。

社會心理學

孔恩關於『科學』變革結構的論文受到了『社會科學』歷史問題的批判性審視。研究人員回顧了『心理學』家對孔恩思想的使用和解讀，發現其主要內容包括將理論觀點作為「典範」進行擴散、將理論差異視為「典範」衝突，以及努力確認『心理學』過去或未來的特定概念。這種使用方式被視為限制了對基本問題的討論，並反映出對『社會科學』特有的基礎問題的持續忽視。孔恩著作的現實意義在於，它對「成熟」科學的觀念有更批判的解讀，對其論點所依據的『社會心理學』形式的更好理解，以及對其社會歷史分析的「詮釋學」(hermeneutics)方法的更深刻理解(Peterson, 1981)。

社區心理學

在現代，『科學哲學』家長期以來一直認為『科學』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受「社會」和「文化」規範支配的關係過程(Kuhn, 1962; Laudan, 1990)。孔恩對「科學革命」的分析如今已成為經典，其前提是，“科學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會和文化力量的影響”，這一前提已被當代『科學哲學』家廣泛接受(Giere, 2006; Laudan, 1990; Suppe, 1977)。然而，當人們閱讀『科學』發現的歷史記載(Dampier, 1948; Silver, 1998)或密切關注當今『科學』家的培訓方式(Kessel, Rosenfield, & Anderson, 2008; Moody & Kaiser, 2008; Nash et al., 2003)時，基本的敘述淡化了『科學』的關係過程，而傾向於強調那些非凡的創造性科學家(轉引自Tebes et al., 2014)。

『社區心理學』的『科學』實踐，在這些發展中的地位等擴展視角來挑戰這種傳統敘事。具體來說，包括：(1)『科學』趨勢表明，研究越來越多地以團隊形式進行；(2)『科學』團隊，例如跨學科研究人員團隊或與各種公共利益相關者合作的研究人員團隊，能夠更好地應對複雜的挑戰；(3)跨學科『科學』團隊是21世紀『科學』更大變革的一部分；(4)這種異質結構的概念是與這種方法相一致的團隊『科學』的啟發式方法；(5)被稱為「視角主義」(Perspectivism)的當代『科學哲學』為推動21世紀『科學』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6)『社區心理學』透過其核心原則和實務能力，為推進團隊『科學』和正在進行的「科學轉型」提供理論和實踐專業知識(Tebes et al., 2014)。

社會學

第一個聲稱源自孔恩思想的領域是『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在這個新領域工作的『社會學』家，包括英國科學社會學家-哈里·柯林斯和哈佛大學科學史教授-史蒂芬·謝平，利用孔恩對「非證據社區因素」(non-evidential community factors)在『科學』發展中的作用的強調來反對「邏輯經驗主義」(Logical empiricism)，因為其不鼓勵對科學社群的「社會」方面進行探究。這些『社會學』家擴展了孔恩的思想，認為『科學』判斷是由「社會」因素決定的，例如專業興趣和政治意識形態(Fuller, 1992; Longino, 2002)。

英格蘭艾希特大學社會學教授-巴里·巴恩斯在他的著作《托馬斯·孔恩與社會科學》(1982年)中詳細闡述了『科學知識社會學』與孔恩之間的聯繫。具體來說，孔恩關於『科學』發生在既定框架內的思想影響了巴恩斯關於「有限主義」(Finitism)的思想，它是一種理論，認為「意義」會因其在社會框架內的使用而不斷改變(即使在「常態/常規科學」時期也是如此)。

《科學革命的結構》引起了『社會學』界更廣泛的反應。該書出版後，一些『社會學』家表示，『社會學』領域尚未形成統一的「典範」，因此應努力實現「同質化」(homogenization)。其他人則認為該領域正處於「常態/常規科學」階段之中，並推測一場新的革命即將爆發。一些『社會學』家，包括英國社會學家-約翰·厄瑞，懷疑孔恩的理論(該理論涉及『自然科學』的發展)是否必然與『社會學』發展相關。

經濟學

『經濟學』領域的發展通常用孔恩的術語來表達和合法化。例如，『新古典經濟學』家聲稱自己「處於第二階段(常態/常規科學)，並且已經在這個階段存在了很長時間—根據一些人的說法(Hollander, 1987)，可以追溯到亞當·史密斯(『經濟學』始祖)時期，而另一些人則認為(Hutchison, 1978)可以追溯到威廉·史坦利·傑文斯(著有《政治經濟學理論》)時期」。1970年代，『後凱因斯主義』(Post-Keynesian)經濟學家否認「新古典主義」典範的連貫性，聲稱他們自己的典範最終將佔據主導地位(轉引自King, 2002)。

儘管可能不那麼明顯，但孔恩的影響在現代『經濟學』中仍然顯而易見。例如，法國經濟學家-奧利維耶·布朗夏爾在2008年的論文《總體現狀》(The State of Macro)的摘要開頭是這樣的：「1970年代『宏觀經濟學』爆炸式增長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個領域看起來就像一個戰場。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主要是因為事實不會消失，對波動和方法論的普遍共識已經出現。並非所有事情都順利。像所有革命一樣，這場革命也伴隨著一些知識的毀滅，並遭受極端主義和從眾心理的影響」(Blanchard, 2008)。

政治科學

1974年，《科學革命的結構》被評為『政治學』課程中關注範圍和方法論的第二常用教科書。具體來說，孔恩的理論被『政治學』家用來批評「行為主義」，因為「行為主義」聲稱準確的政治言論必須既可檢驗的又具「可證偽性」(falsifiability)。這本書也受到『政治學』家的歡迎，他們正在爭論『政治學』家提出的一套公式是否構成理論或其他東西(Fox, 1974; Stephens, 1973)。

政治、社會和商業中發生的變化，通常用孔恩的術語來表達，無論它們與『科學』實踐的相似之處，在科學家和科學史學家看來如何。「典範」和「典範轉移」這兩個術語已經成為臭名昭著的陳詞濫調與流行語，以至於它們有時被認為實際上缺乏內容(Fulford, 1999; McFedries, 2001)。

『典範轉移』的範例

1880年─「疾病細菌說」開始取代蓋倫的「瘴氣理論」

「瘴氣理論」(Miasma theory)是一種已被拋棄的醫學理論，該理論認為霍亂、披衣菌感染或黑死病等疾病是由「瘴氣」引起的，「瘴氣」是一種有害的“壞空氣”，也稱為“夜空氣”。該理論認為，流行病是由腐爛的有機物產生的「瘴氣」引起的。雖然「瘴氣理論」通常與傳染病的傳播有關，但19世紀早期的一些學者認為該理論也適用於其他情況，例如吸入食物的氣味可能會導致肥胖(John, 2007; Halliday, 2001)。

「瘴氣理論」由古希臘時代醫師-希波克拉底在西元前四世紀提出的，自古以來在歐洲和中國被接受。1880年後，科學家和醫生最終放棄了這一理論，取而代之的是「細菌疾病理論」(Germ theory of disease)：特定的細菌，而不是瘴氣，導致了特定的疾病。然而，由於去除異味的文化信念的影響，使得清理廢棄物成為城市的首要任務。它也鼓勵建造通風良好的醫院設施、學校和其他建築(Nash, 2006; Hoy, 1995; Anthes, 2023)。

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1818年出生於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並在維也納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他是一名婦產科醫生，因觀察發現產房內只要進行簡單的「手部消毒」(*洗手)，就能有效大幅降低產婦住院期間被交叉感染“產褥熱”病症致死的發生率，故被譽稱為『母親們的救星』及『感染控制學之父』。

然而，在那個年代中，對“細菌”仍是一無所知的世界。普遍認為，「疾病」乃透過有毒的“瘴氣”來傳播的。很多醫療人員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也是細菌的“宿主”之一。塞麥爾維斯醫生的「洗手」制度倡議，並未獲得當時醫界的認同，且引起猛烈的抨擊聲浪。他亦做出相對的激烈反應，例如指責那些不洗手的醫生為不負責任的「殺人犯」或愚昧無知的人。最後，他的言行越來越古怪，被同僚送進了精神病院。不久即死於院中，享年僅47歲。直到19世紀末，在塞麥爾維斯醫生去世約20年後，他的論點才重新得到審視並逐漸獲得學術與醫界的廣泛支持。包括，巴斯德證實了“細菌”學說，由於他對牛奶進行「巴氏殺菌」(pasteurization)的紮實研究，從而防止當時人們因飲用受污染的牛奶導致生病。李斯特(*「預防醫學」先驅)也將此結果運用在外科手術的感染控制上，並得到重大的成就(Best & Neuhauser, 2004)。

1854年─倫敦斯諾醫師用「流行病學」方法平息霍亂，導致『公共衛生』領域興起

被譽稱「現代流行病學之父」的英國麻醉科醫師-約翰·斯諾(John Snow)，他出身於英格蘭北部的貧寒家庭，也曾是維多利亞時代專業醫學的局外人。

1854年8月，一場「霍亂」疫情侵襲了倫敦市區，數以百計居民在幾個小時內相繼被感染，最後造成600多人死亡。在那年代中，人們普遍認為「霍亂」像其他傳染病一樣乃透過「瘴氣」(*毒氣)擴散開來的，此病因之謎也增添許多畏懼與恐慌。當時所有接受醫學專業訓練者亦贊同此看法，還判斷這可能跟蘇活區的人口稠密過度擁擠有關。而且有人歸因於可能優先影響到窮人，因為他們生活總在惡臭的居住環境中。但作為一名實證科學家的斯諾醫師卻是獨排眾議，懷疑情況並非如此。他相信，「霍亂」不是你吸入什麼的東西，而是你“吞下”什麼的東西。

斯諾醫師所做的努力是發展一種新方法去探索有關流行疾病的傳染途徑。例如，他與蘇活區聖盧克教堂的亨利·懷特黑德(Henry Whitehead)牧師合作，拿了一張倫敦地圖並標繪出578位死於霍亂者的住家位置，接著再去實地訪談這些家屬。其結果發現幾乎所有死於此病因者皆曾飲用取自「布洛德街」(Broad street)水泵的水。現在這張著名的《幽靈地圖》(Ghost Map)上，可看到當年斯諾醫師標出13個水泵的地點，此顯示布洛德街水泵與霍亂病死者住家之間的地理關係。最後，他將這些資料提供給一個委員會的市府官員，他們隔天馬上派人到布洛德街拆掉這些水泵的把手。這場倫敦霍亂疫情也就平息了(Johnson, 2006)。

這場倫敦霍亂平息所學到關於「預防」的重要教訓是(Kloos et al., 2021)：

即使你不知道如何治癒一個問題，你仍然可能能夠預防它。
你不需要知道問題原因來預防它，你只需要瞭解問題傳播或持續的機制。
你通常可以透過改變人類行為的某些方面來預防問題。
雖然個人行為的改變有助於預防，但問題的完全預防往往取決於公共行動。

因此，被視為『公共衛生』領域肇始的重要事件之一。所以『公共衛生』模式是立基在─「任何疾病都從未透過治療受害者來根除」的理念之下。實際上，斯諾醫師並沒有開發出什麼治療霍亂的方法。相反地，他卻防止了這種疾病的“新”發生(*發生率)。而「預防」的概念來自『公共衛生』領域。這與「醫學模式」有很大不同，『公共衛生』是指以與治療疾病相同的方式來治療社會問題的框架。臺灣著名公衛學者-江東亮教授曾於2017年撰文談到「俗話說：預防勝於治療，代表預防與治療應該有所不同」。他也認為，『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從來都不是相同的概念。

雖然，英國政府已於1848年通過第一部的《公共衛生法案》，其鼓勵英格蘭和威爾斯的城市設立「衛生委員會」並提供清潔水，然而其影響不大。到了1875年，又通過了第二部《公共衛生法案》。這使得地方議會必須：改善下水道和垃圾處理、提供清潔水、任命醫護人員檢查公共衛生設施。這是『公共衛生』領域的一大突破。

1963年─美國國會通過《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法案》，被稱為「第三次心理衛生革命」

1963年10月31日，美國約翰·甘迺迪總統在遇刺前三週簽署一項具有歷史性的《社區心理衛生法案》(Community Mental Health Act)，此也稱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法案》(PL88-164)。其促發大規模的「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運動，為貧窮與受困擾的人們，開啟一道有別州立醫院與私人診所的協助之門，被稱為「第三次心理衛生革命」(Perlmutter, 1979)。甘迺迪總統當時宣稱，將在全國各地設立1500家「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讓精神病患能在所在的社區中成功、快速地治癒，然後將他們回歸「社會中有用的地方」。「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之所以能突破過去傳統精神醫療模式，原因在於該法案將「諮詢與教育」(C&E)的間接服務列入中心必要提供的服務項目之中，而且兩者皆蘊含「初級預防」(Primary Prevention)的目標與內容，因此亦正式開啟「心理衛生」與「公共衛生」領域產生連結之始。此項社區心理衛生系統的「革新」作法，除期望精神病人能夠回到限制最少的社區環境中，過上富有成效和令人滿意的生活。另外一項重要意涵，類似於「接種」性質的服務方案，其在培養和強化絕大多數“健康個人”群體的技能，以保護他們免受未來困難的負面影響並為他們做好因應的準備。促進「幸福感」(well-being)，是「初級預防」的方式之一，最終將可降低社區心理疾病的發生率，進而減少對治療的需求(Seidman & French, 1998; Teed & Scileppi, 2007)(轉引自周才忠，2005/2024)。

1965年─美國『社區心理學』興起

1965年5月，美國『社區心理學』(Community Psychology)興起於波士頓東北方20公里處的斯萬普斯科特(Swampscott)小鎮所舉辦的一場39位心理學家的會議上，其主要在探討如何積極培訓去參與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服務系統中的新角色。嚴格來說，此會議時空乃嵌套在20世紀中葉美國社會和傳統心理學的歷史及文化脈絡之中，例如經濟大蕭條與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人們與其社區生活失去盼望；因應戰後退伍軍人普遍存在的心理問題；女權主義、民權運動接續產生；當時美國心理學界也深受歐洲培育出的心理學家影響；國會通過《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法案》等等(Kloos et al., 2012; Bennett et al., 1966)。綜觀來看，促使此『心理學』新興領域轉由“社區”與“預防”導向來思考個人、社區及社會的問題，主要來自五大推力(Kloos et al., 2012)：(1)預防觀點受到重視；(2)心理衛生系統的改造；(3)團體動力研究與行動的發展；(4)社會改革與解放運動；(5)致力社會改變的樂觀主義暗流。這些從1950年代至1980年代間，在美國社會裡所發生的重要改變事件，導致了1970年『社區心理學』也開始在世界各地相繼出現(Wilson et al., 2003)，而且有不同的起源、重點和發展脈絡，但很多國家並非如美國與加拿大一樣是由「社區心理衛生」領域擴展而來的(Reich et al.,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