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IV)：「科學哲學」的定義與演進，以及對『社區科學』研究實踐的影響

 

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5/6/3)

     「科學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它關注『科學』的基礎、方法和意義。如同一位探索未知領域的冒險家，「科學哲學」可以引領我們穿越『科學』複雜性的迷宮，提供寶貴的指引和洞見。而『社區科學』，則是透過跨領域的「科際整合」，以合作研究、實證方案解決社區的問題，推進社區優先事項，謀求社區最大的福祉。其哲學觀包含著關於現實本質(「本體論」)、知識主張的論證(「知識論」)以及知識如何建構(「方法論」)的隱性理論。這些隱含的理論會影響研究的概念化和實踐，並開拓或限制了研究的可能性。因此，本文的主題包括何謂「科學哲學」、「科學哲學」的歷史演進(前現代→現代的→「實證主義」的源起與發展→「邏輯經驗主義」的興起與衰退→「脈絡主義」作為「邏輯經驗主義」的當代替代方案→「規範性自然主義」創造一個中間位置→「科學實存主義」提供有關「真相」確實是可能的答案→「視角/觀點主義」對客觀的「真理」最終並不存在的看法引起共鳴)、『社區科學』研究實踐的四種建議等內容。是時候讓我們所有人走出壁櫥(出櫃)了！

何謂「科學哲學」？

     「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是『哲學』的一個分支，關注『科學』的基礎、方法和意義。其核心問題包括『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別、『科學』理論的可靠性以及『科學』作為人類努力的最終目的和意義。「科學哲學」聚焦『科學』實踐的「形上學」、「知識論」和「語意」(semantic)方面，並與『形上學』、「本體論」(Ontology)、『邏輯學』和「知識論」(Epistemology)重疊，例如，在探索『科學』與「真理」概念之間的關係時。「科學哲學」是一門理論和經驗(empirical)學科，依賴『哲學』理論以及『科學』實踐的「後設研究」(meta-studies)方法。

      「科學哲學」所涉及的許多核心問題缺乏當代共識，包括『科學』是否可以推論出不可觀察實體的「真理」，以及歸納推理是否可以被證明產生明確的『科學』知識。「科學哲學」家也考慮特定『科學』(例如『生物學』、『物理學』以及『經濟學』和『心理學』等社會科學)中的『哲學』問題。一些「科學哲學」家也利用「當代科學」成果來得出關於『哲學』本身的結論。

       雖然與『科學』有關的『哲學』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時代，但一般「科學哲學」只是在20世紀「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t)運動之後才作為一門獨特的學科出現，其目的是制定標準以確保所有『哲學』陳述的意義並對其進行客觀評估。奧地利和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1902-1994年)批判了「邏輯實證主義」，並幫助建立了一套「現代科學方法論」的標準。托馬斯·孔恩1962年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也具有開創性意義，它挑戰了『科學』進步是基於固定的系統實驗方法而不斷積累的知識的觀點，而是認為任何進步都與「典範」有關，因為「典範」是定義特定歷史時期『科學』學科的一系列問題、概念和實踐。

    「邏輯經驗主義」(Logical empiricism)為大多數社會和行為科學家的工作提供了『哲學』框架。它的當代遺產是由其「知識前體」(intellectual precursor)一「實證主義」(Positivism)塑造的。「實證主義」的最早形式出現在對「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反應中，「理性主義」在第一個一千年和緊接著的幾個世紀中占主導地位。「理性主義」在從基於常識或觀察的既定前提開始後，使用「演繹法」來確定關於世界的各種命題的「真理」。而「實證主義」後來出現在十四至十七世紀，就以實徵觀察為基礎，利用「歸納法」來確定特定命題的「真理」(McGuire, 1999)。

      隨後，由於美國哲學家和邏輯學家-威拉德·蒯因(1908-2000年)等人的努力，「融貫主義」(Coherentist)的『科學』方法變得流行起來，該方法認為，如果一個理論能夠將觀察結果作為連貫整體的一部分來理解，那麼這個理論就得到了驗證。一些思想家，例如美國古生物學家-史蒂芬·古爾德(1941-2002年)，試圖將『科學』建立在公理假設的基礎上，例如「自然的一致性」(uniformity of nature)(當某個現象發生後，如果再次提供與該現象發生時相彷的條件與情境時，類似的現象也會再度發生)。少數哲學家，尤其是奧地利哲學家-保羅·費耶阿本德，反對「科學方法」的存在，因此應該允許所有科學方法，包括明確的「超自然方法」。思考『科學』的另一種方法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知識是如何創造的，這種方法的代表是英國社會學家-大衛·布魯爾(1942年~)和巴里·巴恩斯(1943年~)等學者。最後，「歐陸哲學」(Continental philosophy)的傳統是從嚴格分析人類經驗的角度來研究『科學』。

       特定『科學』的『哲學』範圍從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General relativity)提出的「時間本質」問題，到『經濟學』對「公共政策」的影響。一個中心主題是，一個『科學』理論的術語是否可以在理論內部或理論間簡化為另一個『科學』理論的術語。例如，『化學』可以歸結為『物理學』嗎？『社會學』可以歸結為『個體心理學』嗎？「科學哲學」的一般問題也在某些特定的『科學』中以更具體的方式出現。例如，『科學』推理的「效度」問題在『統計學』基礎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什麼算是『科學』、什麼應該被排除在外，這個問題在「醫學哲學」中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此外，『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的『哲學』探討了對人性的『科學』研究是否能夠實現客觀性，或者是否不可避免地受到「價值觀」和「社會關係」的影響。

       總括來看，「科學哲學」在探討『科學』的獨特性與脈絡性，以及理論和經驗數據之間的密切關係，其旨在解釋『科學』如何建構一個能夠客觀合理地與現實世界相符的世界圖景。然而，實踐科學家往往發現自己更感興趣的是解決其領域內的具體問題，而不是尋求對『科學』的『哲學』理解。以致於『科學』和「實踐」之間，往往存在不小的鴻溝。

      『社區科學』(Community Science)，是透過跨領域的「科際整合」，以合作研究、實證方案解決社區的問題，推進社區優先事項，謀求社區最大的福祉。其哲學觀包含著關於現實本質(「本體論」)、知識主張的論證(「知識論」)以及知識如何建構(「方法論」)的隱性理論。這些隱含的理論會影響研究的概念化和實踐，並開拓或限制了研究的可能性(Tebes, 2005)。

       在探索世界奧秘的旅程中，「科學哲學」引導我們退一步思考，如何發展知識，以及如何將其應用於日常生活。透過「批判性」思考和反思，「科學哲學」可以成為一種催化劑，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科學』和世界，並彌合理論知識與實踐知識之間的鴻溝。如同一位探索未知領域的冒險家，「科學哲學」引領我們穿越『科學』複雜性的迷宮，提供寶貴的指引和洞見。它幫助我們解答關於『科學』的基本問題，例如科學成功的秘訣、如何衡量科學的進步，以及如何改進我們的方法和途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將變得更加睿智、更加熟練，也更有能力應對無盡知識帶來的挑戰(Nur, 2023)。

「科學哲學」的歷史演進

前現代

     「科學哲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他們區分了「近似推理」(Approximate reasoning)和「精確推理」(Exact reasoning)的形式，提出了「溯因推理」(Abductive inference)、「演繹推理」(Deductive inference)和「歸納推理」(Inductive inference)的三重方案，並用「類比」分析了推理。

       十一世紀的阿拉伯博學者-伊本·海什木(965-1040年)透過「對照實驗」測試和應用『幾何學』進行『光學』研究，特別是研究光的反射和折射產生的圖像。羅傑·培根(1214-1294年)是一位深受海什木影響的英國思想家和實驗家，被許多人認為是「現代科學方法之父」。他認為『數學』對於正確理解「自然哲學」至關重要，這一觀點被認為超前了那個時代400年(Lindberg, 1980; Clegg, 2004)。

現代的

       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1561-1626年)(與300年前的羅傑·培根沒有直接關係)，是「科學革命」時期「科學哲學」領域的開創性人物。培根在其著作《新工具論：或解釋自然的一些指導》(1620年)中(該書影射了亞里斯多德的《工具論》)概述了一種新的邏輯體系，以改進舊的「三段論哲學」過程。培根的方法依靠實驗歷史來消除替代理論。因此，培根在十七世紀初關於「科學方法」的論文或著作，總結了「實證主義」的歸納基礎。

       1637年，法國哲學家-勒內·笛卡兒在《談談正確引導理性在各門科學上尋找真理的方法》書中建立了『科學』知識的新框架，主張「理性」而非感官經驗發揮核心作用。

       相較之下，英國物理學家和數學家-艾薩克·牛頓爵士在1713年出版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第二版中指出：「...假設...在實驗哲學中沒有地位。在這種哲學中，命題是從現象中推導出來的，並透過歸納法呈現為普遍性的」。這段話影響了“後世有哲學傾向的讀者，使他們宣告自然哲學中禁止因果假設”。

       尤其是在18世紀後期，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1711-1776年)對『科學』確定「因果關係」的能力表達了著名的懷疑，並對歸納問題給出了明確的表述，儘管以上這兩個論點在18世紀末都受到了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在其《純粹理性批判》(1781年)和《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1786年)中的質疑。

       19世紀，法國哲學家和「實證主義」創始人-奧古斯特·孔德(1798-1857年)對『科學』理論做出了重大貢獻，例如「科學的階級」(Hierarchy of the sciences)理論。英國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約翰·密爾(1806-1873年)的19世紀著作，也被認為對形成當前的「科學方法」概念以及預示後來的『科學』解釋具有重要意義。

       因此，孔德普及了「實證主義」一詞，以描述「科學方法」透過使用「歸納法」來研究社會現象。他和其他人當時認為「實證主義」是對『形而上學』的否定，批評者將其譴責為只是對現實本質的先驗(即「理想主義」者)的猜測，無法接受『科學』觀察或測試(Kincaid, 1998)。

「實證主義」的源起與發展

 

    「實證主義」的英語名詞「positivism」，是19世紀從法語單字「positivisme」引入的，後者源自於「positif」，其哲學意涵為「透過經驗強加於心靈」。自英國中世紀作家(「英國詩歌之父」)-傑弗瑞·喬叟(1343-1400年)時代以來，其對應的形容詞(拉丁語：positivus)就以類似的含義用於討論「法律」(與《自然法》相比的實證法)。

      愛爾蘭的教育哲學家-基蘭·伊根(1942-2022年)認為，「實證主義」可以追溯到柏拉圖所描述的『哲學』與「詩歌」之間的爭吵的哲學方面，後來德國哲學家-威廉·狄爾泰(1833-1911年)將其重新表述為「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爭吵(Egan, 1997; Saunders, 1987)。

      十九世紀早期，「自然科學」的巨大進步，促使『哲學』家將「科學方法」應用於其他領域。法國哲學家-亨利·德·聖西門(1760-1825年)、天文學家-皮耶-西蒙·拉普拉斯(1749-1827年)和法國哲學家與社會學家-奧古斯特·孔德(1798-1857年)等思想家認為，「科學方法」，即理論和觀察的循環依賴，必須在思想史上取代『形而上學』(Hobsbawm, 1975)。

       儘管「實證主義」方法一直是西方思想史上反覆出現的主題，但現代「實證主義」最早是由奧古斯特·孔德在19世紀初提出的(Cohen et al., 2007)。他的「社會實證主義學派」認為，社會與物質世界一樣，遵循『科學』法則運作(Macionis, 2012)。在孔德之後，『邏輯學』、『心理學』、『經濟學』、『史學』和其他思想領域都出現了「實證主義」學派。一般來說，「實證主義」者試圖將科學方法引入各自的領域。自20世紀初以來，「實證主義」雖然依然盛行，但在「社會科學」領域，由於「反實證主義」者和「批判理論」家等人的批評，實證主義因其所謂的科學主義、還原論(Reductionism)、過度概括和方法論局限性而逐漸衰落。

      「實證主義」在塑造『科學』實踐方式、『科學』家培訓方式以及被認為是『科學』知識優勢方面，發揮了非凡的影響。例如，影響了行為和社會科學的實踐，以及科學家如何看待他們工作中的價值；鼓勵期望使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所有人類和社會事件，並因此，有一種「科學方法」可用於研究所有事物；具體化了「操作主義」(Operationalism)的概念，根據允許測量的運算來指定現象；提倡好的科學必須「價值中立」(value free)；開創了現在被廣泛接受的慣例，即理論必須是「可證偽的」，好的理論已經經歷了「嚴峻考驗」；將「統計」作為科學家的核心工具，主要用於測試假設和量化各種現象之間的可觀察關係；將人類「意義」(如歷史、語言、心理、文化)，降級到『科學』探究的範圍之外，除非它被轉化為觀察操作(Kincaid, 1998; Tebes, 1997)。

「邏輯經驗主義」的興起與衰退

      「邏輯經驗主義」(Logical empiricism)與其說是一套學說，不如說是一場『哲學』運動。它於1920、1930年代在歐洲的幾個中心以及1940、1950年代在美國蓬勃發展。它曾有過幾位不同的領導者，他們的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此外，這些思想家彼此之間也存在分歧，而且往往分歧很大。由於「邏輯經驗主義」在這裡被建構為一場運動而非學說，因此所有「邏輯經驗主義」者(包括「經驗主義」)可能並不存在共同的重要立場，這令人驚訝。儘管這場運動的大多數參與者都是某種形式的「經驗主義」者，但他們對最佳「經驗主義」形式和認知地位存在分歧。將這個群體凝聚在一起的，是對「科學方法論」的共同關注，以及『科學』在重塑社會中所能發揮的重要作用。在這個「科學方法論」中，「邏輯經驗主義」者希望找到「邏輯」和『數學』的自然而重要的作用，並找到對『哲學』的理解，根據這種理解，『哲學』是『科學』事業的一部分(Creath, 2011)。

      「邏輯經驗主義」定義了『科學』解釋的本質，解釋了有效的「推理規則」作為『科學』知識的基礎，並描述了一種通用的「科學方法」(Friedman & Craig, 1998; Kincaid, 1998)。他們認為，『科學』知識是透過「邏輯」和「歸納法」驗證經驗獲得的。最終，將「可驗證性」作為『科學』知識基礎的問題變得顯而易見，這導致奧地利─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提出，經驗的「可證偽性」應該是建立『科學』知識的基石(Popper, 1959)。因此，「可證偽性」仍然是當今「科學方法」廣泛相關的核心基本原則(Tebes, 2005)。

     『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將這種綜合體納入其研究實踐。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威廉·馬克圭爾(1986)描述了「邏輯經驗主義」是如何運作的：研究人員從基於先前研究的關於特定現象的理論開始。他假設了該理論的「自變項」和「依變項」之間的新關係，然後將該理論提交到嚴格的實徵測試中。這些步驟，即「假設─生成」階段和「實徵(不)確認」階段，代表了研究過程的「先驗」(a priori)和「事後」(a posteriori)階段。如果實徵測試證實了原始假設，則該理論得到證實；如果不證實，則該理論被駁回。正是這個過程構成了社會和行為『科學』研究的基礎，並且仍然是新興『社區科學』繼承的遺產(轉引自Tebes, 2005)。

「脈絡主義」作為「邏輯經驗主義」的當代替代方案

     「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在1940年代透過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史蒂芬·佩珀的1942年作品首次受到關注，他提出了四種「世界觀」，每種都有描述人類行為的特徵「根本隱喻」(root metaphor)。「脈絡主義」的根本隱喻是脈絡中的人類行為(Pepper, 1942)。這與「機制主義」(其根本隱喻，核心組織)、「形式主義」(其根本隱喻，相似性)和「有機體主義」(其根本隱喻，不斷增長的有機體主義)形成鮮明對比。由於人類行動是動態的，「脈絡主義」注重其理論與方法─改變和新穎性。這與「有機體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在「有機體主義」中，改變涉及向不斷提高差異化和進步水準的運動(Capaldi & Proctor, 1994)，以及改變是需要指定和控制的機制(Gillespie, 1992)(轉引自Tebes, 2005)。

       「脈絡主義」的主要「知識論」(Epistemology)前提，即它關於知識如何正當的觀點，是「所有知識都是永久的概念和猜測的」(Rosnow & Georgoudi, 1986)。這個前提有一個方法論的推論─「任何方法都無法最終證明真相」。Rosnow和Georgoudi(1986)繼續進一步闡述：簡而言之，這個想法是，『心理學』知識是具體化的，並由相關因素、關係與情況(情境或脈絡)來構建，人類行為和事件在其中或在其中展開。「脈絡主義」強調的觀點是，人類活動不是在“社會真空”中發展，而是嚴格地位於意義與關係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脈絡下。就像資訊只有在它發生的整體背景下才有意義一樣。人類行為嵌入時間、空間、文化和在地隱性行為規則的脈絡下(轉引自Tebes, 2005)。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威廉·馬克圭爾(1986)堅持認為，四個不同的術語─「交易主義」(Transactionalism)、「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視角/觀點主義」(Perspectivism)和「脈絡主義」，描述了根植於「脈絡主義」知識論的本質上相似的『哲學』立場，但每個術語都有不同的強調。「交易主義」注重人與環境在會意過程中的持續互動；「建構主義」側重於透過與世界的接觸來創造知識表徵，這一觀點與「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最有共同之處(Gergen, 1985; Kvale, 1992)；「視角/觀點主義」涉及從不同角度看待知識表徵的相對有用性；「脈絡主義」則強調給定命題是否有效的各種脈絡(McGuire, 1986)。「脈絡主義」的運作假設是，「所有命題都是正確的」(在大多數脈絡中)就像「所有命題都是錯誤的」(在大多數脈絡中)(McGuire, 1983/1986; Rosnow & Georgoudi, 1986)。『科學』的任務是確定哪些命題在哪些脈絡下是正確的(McGuire, 1986; Tebes, Kaufman & Connell, 2003)(轉引自Tebes, 2005)。

       與為大多數當代社會和行為科學提供基礎的「邏輯經驗主義」相比，「脈絡主義」避免依賴或偏愛單一的探究方法(Rosnow & Georgoudi, 1986)，如隨機實驗，並否認完全堅持構成『科學』假設檢驗基礎的「有效因果關係」理論(Tebes, 1997)。相反，「脈絡主義」堅持認為，沒有單一方法導致「真理」(McGuire, 1986)。“應該承認及利用替代理論和方法學觀點的不同與互補的角色和功能”(Jaeger & Rosnow, 1988)。

       歸根結柢，「脈絡主義」對『科學』探究與理解的影響是，驗證理論和方法的多元化，所有這些都為推進『科學』知識提供了合法的基礎(Jaeger & Rosnow, 1988; Tebes et al., 2003)。這些可能包括「質性方法」，如敘事、民族誌、詮釋學，以及「量化方法」，如流行病學、實驗設計和行為分析。例如「敘事」方法可能比傳統的『科學』方法更能識別人類的意圖和發展性的生活結構；而後者可能指定實徵上先於某些型別的人類行為的一般條件，如「風險」或「保護」因素。這兩種方法的結合，可能會比單獨產生更多的知識；然而，由於只有「脈絡主義」明確承認這一點，此類綜合性研究不太可能在「邏輯經驗主義」的框架內被重視、理解，甚至進行(Tebes, 1997; Tebes et al., 2003)(轉引自Tebes, 2005)。

「規範性自然主義」創造一個中間位置

       隨著「邏輯經驗主義」的否定和「科學相對主義」(Scientific relativism)的出現，一代人之前，連貫的「科學哲學」指導社會和行為研究的前景是黯淡的。為了在「實證主義」和「相對主義」傳統之間，創造一個中間地位，美國科學哲學家和知識論者-拉里·勞丹(1990/1996)介入了這一漏洞(Freedman, 1999)。他同意「邏輯經驗主義」的批評者的觀點，即『科學』不能以「先驗原則」為指導，因為這些原則規定了應該研究哪些現象，應該使用哪些方法，以及如何實踐『科學』。相反，他認為，所有知識主張都應該簡單地透過經驗觀察來評估，就像「...判定各個社會階層的主張，如科學、常識和法律」(Laudan, 1990)(轉引自Tebes, 2005)。

       拒絕先驗理論化，加上認為知識主張應該從經驗上進行評估，是所有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標誌(Jacobs, 2002)。對於拉里·勞丹來說，「經驗觀察」方法是多元的，因為不同的知識主張可能需要不同的經驗方法來檢視它們。與「萬事皆有可能」的「相對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特徵的『詮釋學』分析相反，勞丹認為，關於如何實踐『科學』的規範性判斷是可能的，只要它們以『科學』界的實徵實務為基礎。勞丹斷言，這種規範不是先驗的，因為最終它們必須透過實徵來產生，否則就會被丟棄。此外，這個「規範性自然主義」(Normative naturalism)允許『科學』實踐的歷史變化，因為後代研究人員對「...新資訊的反應與科學理論在面對新證據時的轉變相同(轉引自Tebes, 2005)。

       以勞丹的「規範性自然主義」為出發點，讓我們來檢視社會和行為科學是如何實踐的，特別是聚焦在『心理學』領域。為了比較起見，讓我們首先描述人們在大多數期刊文章中讀到的「邏輯經驗主義」的理想化、「假設演繹」(Hypothetico-deductive)的『科學』方法(McGuire, 1986)。首先，研究者先驗地指定一個假設，然後使用統計測試事後檢視它。拒絕「虛無假設」的可證偽性標準通常以小於.05的顯著水準的α給出，「雙尾檢定」(Two-tailed test)。此研究脈絡的描述很少─這表明在「邏輯經驗主義」中概念化的相對價值；描述參與研究的受試者和環境的資訊很少，關於實際與多方面研究實施過程的總結更少。結果的總結是為了支持或與研究假設相矛盾；很少提出針對相同資料的相互競爭的多個假設，幾乎從未報告過未能拒絕「虛無假設」的部分(因為這種發現被認為不值得發表)。描述了研究的限制，通常以解決未來研究中對「效度」(特別是「內在效度」)的假定威脅的形式(轉引自Tebes, 2005)。

       作為一位好的「自然主義」者，其研究是如何進行的(McGuire, 1986)？在典型的研究中，研究者首先提出一個關於兩個或多個變項之間關係的假設。這個假設通常基於研究者對文獻的瞭解以及他對手頭主題的個人或專業經驗。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偏離「邏輯經驗主義」方法，儘管一個人對被探究主題的個人知識的相關性，幾乎從未包含在研究報告中，因為擔心這樣做會暴露研究者的偏見。接下來，變項關係被指定到研究脈絡中，通常是一些「內隱思維」實驗的結果，假設觀察變項的脈絡。然後，是一項「前導研究」(pilot study)，其中產生該假設的「隱性脈絡」已被指定：「自變項─依變項」關係被操作化，測量和程序被標準化，資料分析方法被選中。雖然這些附加脈絡的規範，組織了研究，但它也限制了從研究中獲得的知識。最後，在仔細結構的規範並遵守嚴格的實驗程序後，大多數情況下，實驗結果並不明確。當發現未能證實最初的假設時，大多數研究者不會立即拒絕該理論，正如「邏輯經驗主義」所要求的那樣(McGuire, 1986)；相反，他們試圖弄清楚在實施這項研究時出了什麼問題。事實上，關於「社會實驗」的經典文本中包含的大部分內容(Campbell & Stanley, 1966; Cook & Campbell, 1979; Pedhazur & Pedhazur, 1991; Shadish, Cook & Campbell, 2002)試圖識別可能使觀察到的發現無效的現實世界脈絡，以保持理論！當面對不利的數據時，研究者採用各種機制─包括資料轉換、替代顯著性檢定、共變數分析、次群組分析，所有這些都具有保留原始理論的「隱性效果」，以便對新假設進行充分的實驗測試(McGuire, 1986; Rosnow, 1988)。正是這種對『科學』發現脈絡的不明確、被廣泛認可和既定的考量，使所有「邏輯經驗主義」傳統的研究者都成為「壁櫥脈絡主義者」(Tebes, 1997)。是時候讓我們所有人走出壁櫥(出櫃)了(轉引自Tebes, 2005)。

「科學實存主義」提供有關「真相」確實是可能的答案

      「相對主義」對傳統『科學』方法的恰當批評，挑戰了研究先驗規範的建立，拉里·勞丹的「規範性自然主義」隨後解決了這個問題。然而，「相對主義」對源自「邏輯經驗主義」的傳統『科學』方法，提出第二個挑戰─即存在一種可以接實徵調查的「獨立於心靈」(mind-independent)的現實。例如，如果「現實」最終是社會構建的，那麼怎麼會有人知道任何事情；簡而言之，「真相」是可能的嗎？對於「科學實存主義」(Scientific realism)者來說，答案是具備必要條件的「是」(Tebes, 2005)。

※圖片來源：「PRESSBOOKS」網站(Introduction to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科學實存主義」者將「獨立於心靈」的現實視為理所當然(Boyd, 2002; Sankey, 2002)。這是可以辯護的，印度裔英國哲學家-羅伊·巴斯卡(1978)闡明了「後現代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t)思想特徵的「知識論謬誤」(Epistemic fallacy)；即未能區分現實(「本體論」)和我們瞭解現實的能力(「知識論」)。儘管「實存主義」者接受現實的社會構造存在並可能產生巨大的影響，但他們且不堅持認為社會構造的現實描述了影響的宇宙，甚至是對人類經驗最關鍵的影響。事實上，「科學實存主義」者認為，將這種力量歸因於社會結構是「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證據(Sankey, 2001)。「實存主義」者還堅持認為，儘管我們透過感官體驗世界，但我們藉由「常識」來理解我們的經驗，事實上，正是「常識」促成我們首先將現實視為理所當然。「常識」也為我們理解因果關係和能動性提供了基礎(轉引自Tebes, 2005)。

        對於「科學實存主義」者來說，『科學』理論和結構是「常識」理解的延伸，通常符合我們的經驗(Sankey, 2002)。然而，就像我們的經驗一樣，「常識」會導致我們對現實概念的錯誤認知，就像『科學』理論即使存在缺陷(例如，太陽圍繞地球旋轉)對我們來說可能有意義一樣。反之亦然；根據我們的經驗，『科學』理論也可能沒有意義，儘管其他證據表明它們是真實的(例如，「進化論」)(轉引自Tebes, 2005)。

         評估『科學』理論真理的基礎，是它們能成功地預測了現實世界，特別是在預測新事件方面(Fine, 1998; Sankey, 2002)，或者在識別和解釋「社會規律性」(Social regularities)方面(Kemp & Holmwood, 2003)。在此基礎上，我們決定我們對日常世界的理解是否有意義(Sankey, 1999/2002)。因為沒有一種方法來理解我們眾多的日常經驗，我們在『科學』中也沒有一種理論或方法，而是需要理論和方法的多元化(Sankey, 1999)。隨著時間的推移，科學家們建立了規範，在進行不同型別的探究時，重視使用某些方法而不是其他方法，因為某些方法比其他方法具有更好的預測成功(Sankey, 1999)或更好地解釋物理或社會世界的規律性(Kemp & Holmwood, 2003)。最後，一個理論越是一致地預測或解釋新事件，包括人類事件，它就越有可能接近「不可觀察的實體」(unobservable entities)的真相，例如理論結構，這些結構是「理論預測的觀測現象」的基礎(Sankey, 2002)。這種對「真理」的近似，使「科學實存主義」者提供一個具備必要條件的答案，即「真相」確實是可能的(Boyd, 2002)(轉引自Tebes, 2005)。

       「科學實存主義」的假設，即有可能獲得“真正的”「獨立於心靈」現實的近似值，這與「方案評估」以及社會和行為『科學』研究的基本實踐相一致(McEvoy, 2003; Pedhazur & Pedhazur, 1991; Rossi, Freeman & Lipsey, 1999; Shadish et al., 2002)。此外，「實存主義」依賴實徵證據作為評估『科學』理論效用的基礎，並承認『科學』規範對研究實踐的價值，這與「規範性自然主義」是一致的。最後，「科學實存主義」在接受理論和方法多元化作為理解現實的基礎方面，既類似於「規範性自然主義」，也類似於「脈絡主義」。雖然，「實存主義」透過提出「獨立於心靈」的現實和『哲學』的「脈絡主義」不同，但它與其他更務實的「脈絡主義」形式相似。例如，Capaldi和Proctor(1994)將其描述為「修正式脈絡主義」，它功能“彷彿”在『科學』實踐中存在「獨立於心靈」的現實。威廉·馬克圭爾(1986)將這種「修正式脈絡主義」稱為「視角/觀點主義」(轉引自Tebes, 2005)。

「視角/觀點主義」對客觀的「真理」最終並不存在的看法引起共鳴

      「視角/觀點主義」(Perspectivism)始於這樣的假設，即儘管存在「獨立於心靈」的現實，但關於該現實的知識是“定位”或脈絡性的。知識主張基於「知識者」(Knower)的常識經驗。因為知識表徵本質上是有缺陷的─威廉·馬克圭爾(1999)甚至稱它們為「失實陳述」(Misrepresentation)。故採用多種理論和方法學觀點特別有用，以便在各種脈絡下實現「真實」現實的最有用的近似值(Jost, Banaji & Prentice, 2004)。然而，最終，「真相」仍然是虛幻的。儘管如此，『科學』的任務是透過在人、情境和時代的內部與交叉的脈絡下檢視知識效度來追求「真理」。在這個方面成功的研究實踐被視為『科學』規範。隨著『科學』知識的進步，『科學』實踐的規範也隨之變化(轉引自Tebes, 2005)。

        如果閱讀社區研究人員對使用傳統『科學』方法的看法，人們會得出結論，原則上，許多人同情「視角/觀點主義」。許多人認為客觀的「真理」最終並不存在(Cook & Campbell, 1979; Cronbach, 1987; Levine, 1974; Rappaport, 1990; Shadish et al., 2002; Tebes et al., 2003; Trickett, 1996)。許多人還寫道，他們對狹隘地堅持某些方法，如「實驗主義」，往往以犧牲其他可能更適合解決特定問題的方法為代價(Albee, 1996; Cronbach, 1982; Kellam & Langevin, 2003; Kelly, 1990; Lerner, Lerner, DeStefanis & Apfel, 2001; Levine, 1974/1980; Rappaport, 1990; Tebes et al., 2003; Trickett, 1996; Wandersman, 2003)(轉引自Tebes, 2005)。

        許多人表示擔心，在「多層次分析」中檢視現象的研究太少，而未能評估對不同社區脈絡下人們生活的有紋理理解的結構(Cronbach, 1982; Kingry-Westergaard & Kelly, 1990; Kelly, 2003; Lerner et al., 2001; Shinn, 1990; Shinn & Toohey, 2003; Susskind & Klein, 1985; Trickett, 1996; Wandersman, 2003)。許多人還認為，隱性的「研究者」偏見滲透到社區研究中，以至於在考量研究設計、結果解釋和推廣研究發現時，研究通常沒有考慮「參與者」、「社會」或其他利害關係人的觀點(Kelly, 2003; Kingry-Westergaard & Kelly, 1990; Lerner et al., 2001; Tebes et al., 2003; Trickett, Barone & Buchanan, 1996; Wandersman, 2003)。相關地，當利害關係人的觀點涉及壓迫或解放的經驗時，一些『社區心理學』的研究人員和理論家認為，這些觀點在社區研究中經常被忽略(Nelson, Prilleltensky & McGillivary, 2001; Prilleltensky, 2003; Watts, Williams & Jagers, 2003)。此外，許多社區研究人員指出，在同一設計中透過使用量化、實驗設計和質性、利害關係人為基的整合方法獲得的知識對『科學』的價值(Rossi et al., 1999; Sechrest & Sidani, 1995; Shadish, 1995; Tebes & Kraemer, 1991)。最後，幾位社區研究人員(Kelly, 2003; Rossi et al., 1999; Shadish et al., 2002)主張在社區研究中發展規範，而不是完全拒絕一種或另一種方法。因此，得出結論，至少就社區研究實踐而言，「視角/觀點主義」引起共鳴，這並非沒有道理。

『社區科學』的研究實踐

      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心理學)及公共衛生(社會與行為科學)教授-雅各布·泰貝斯為『社區科學』的研究實踐，提供以下四種來自「視角/觀點主義」的建議：

1. 由於知識是定位和脈絡性的，『社區科學』應該以「視角/觀點主義」的「知識論」為基礎。
2. 因為所有知識都是不完美的，只能提供「真理」的近似值，『社區科學』應該強調「假設產生」與「假設測試」一起作為推進知識的手段。
3. 由於不同的方法產生了不同的「真理」近似值，『社區科學』應該採用一種「批判性多元主義」(Critical multiplism)的方法，其中使用多種方法來獲得「真理」的最佳近似值。
4. 由於『社區科學』的知識必須適用於各種各樣的人們和情境，因此『社區科學』應該平衡其對「內在效度」的關注與強調「外在效度」、「生態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的關注。

🔍參考文獻：

• Tebes, J. K. (2005). Community Scienc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he Practice of Research.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5(3-4), 213-230.
• McGuire, W. J. (1999). Constructing social psychology: Creative and critical process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ncaid, H. (1998). Positiv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E. Craig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 Nur, H. (2023).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Context: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for Indonesia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Malang Press.
• Lindberg, D. C. (1980). Science in the Middle Ag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legg, B. (2004). The First Scientist: A Life of Roger Bacon. Da Capo Press. 
• Egan, K. (1997). The Educated Mind: How Cognitive Tools Shape Our Understand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aunders, T. J. (1987). Introduction to 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 Hobsbawm, E. (1975).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New York Cit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Cohen, L., Manion, L., & Morrison, K. (2007).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6th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Macionis, J. J. (2012). Sociology (14th ed.). Boston: Pearson.
• Tebes, J. K. (1997). Self-help, prevention,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Invited Paper to the Pre-Conference Workshop on Self-Help,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Community Research and Action,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 Friedman, M., & Craig, E. (1998). Logical positivism.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 Popper, K. (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McGuire, W. J. (1986). A perspectivist looks at contextualism and the future of behavioral science. In R. L. Rosnow, & M. Georgundi (Eds). Contextualism and understanding in behavioral science (pp. 271–303). New York: Pergamon.
• Creath, R. (2011). Logical Empiricism.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23 Edition), Edward N. Zalta & Uri Nodelman (eds.).
• Pepper, S. C. (1942). World hypothes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paldi, E. J., & Proctor, R. W. (1994). Contextualism: Is the act in context the adequate metaphor for scientific psychology. Psychonomic Bulletin and Review, 1, 239-249.
• Gillespie, D. (1992). The mind’s we: Contextualism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Rosnow, R. L., & Georgoudi, M., (1986). (Eds.). Contextualism and understanding in behavioral science.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 Praeger.
• Gergen, K. J. (1985).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 266–275.
• Kvale, S. (1992).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cGuire, W. J. (1983). A contextualist theory of knowledge: Its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and reform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pp. 1-47).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ebes, J. K., Kaufman, J. S., & Connell, C. M. (2003). The evaluation of preven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s. In T. P. Gullotta & M. Bloom (Eds.). Encyclopedia of primary preven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pp. 42-61). New York: Kluwer.
• Jaeger, M. E., & Rosnow, R. L. (1988). Contextu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inquiry.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79, 63-75.
• Laudan, L. (1990). Normative naturalism. Philosophy of Science, 57, 44–59.
• Laudan, L. (1996). Beyond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 Theory, method, and evidence. Boulder, CO: Westview.
• Freedman, K. (1999). Laudan’s naturalistic axiology. Philosophy of Science, 66, 526-537.
• Jacobs, J. (2002). Naturalism. 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Campbell, D. T., & Stanley, J. C. (1966).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research. Chicago: Rand-McNally.
• Cook, T. D., & Campbell, D. T. (1979). Quasi-experimentation: Design and analysis issues for field setting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Pedhazur, E. J., & Pedhazur, L. S. (1991). Measurement, design, and analysi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Hillsdale, NJ: Erlbaum.
• Shadish, W. R., Cook, T. D., & Campbell, D. T. (2002).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generalized causal infere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Boyd, R. (2002). Scientific realism. In Edward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Sankey, H. (2002). Realism, method, and truth. In M. Marsonet (Ed.), The problem of realism (pp. 64-81). Ashgate: Aldershot. 
• Sankey, H. (2001). Scientific realism: An elaboration and a defence. Theoria, 98, 35-54.
• Fine, A. (1998). Scientific realism and antirealism. In E. Craig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 Kemp, S., & Holmwood, J. (2003). Realism, regularity, and social explanation.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33, 165-187.
• Sankey, H. (1999).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normative naturalism and the realist aim of science. In R. Nola & H. Sankey (Eds.), After Popper, Kuhn, and Feyerabend: Recent issues in theories of scientific method, Australasian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phy of science.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 McEvoy, P. (2003). Critical realism: A way forward for evaluation research in nursing?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43, 411-420.
• Rossi, P. H., Freeman, H. E., & Lipsey, M. W. (1999). Evaluation: A systematic approach (6th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Jost, J. T., Banaji, M. R., & Prentice, D. A. (2004). Perspectivism in Social Psychology: The Yin and Yang of Scientific Progress. Washington, DC: APA.
• Cronbach, L. J. (1987). Social inquiry by and for earthlings. In W. R. Shadish Jr. & C. S. Reichardt (Eds.), Evaluation studies review annual (Vol. 12, pp. 400-424). Newbury Park, CA: Sage.
• Levine, M. (1974). Scientific method and the adversary model: Some preliminary though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9, 661-677.
• Rappaport, J. (1990).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empowerment social agenda. In P. Tolan, C. Keys, F. Chertok, & L. Jason (Eds.), Researching community psychology: Issues of theory and methods (pp. 51-63). Washington, DC: APA.
• Trickett, E. J. (1996). A future for community psychology: The contexts of diversity and the diversity of context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4, 1-26.
• Albee, G. W. (1996). Revolutions and counterrevolutions in preven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 1130-1133.
• Cronbach, L. J. (1982). Designing evaluations of educational and social programs.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Kellam, S. G., & Langevin, D. J. (2003).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evidence” in prevention research and programs. Prevention Science, 4, 137-153.
• Kelly, J. G. (1990). A guide to conducting prevention research in the community: First steps. New York: Haworth Press.
• Lerner, R. M., Lerner, J. V., DeStefanis, I., & Apfel, A. (2001).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al systems in adolescence: Implications for methodological strategies, data analytic approaches, and training.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16(1), 9-27.
• Levine, M. (1980).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as a research method: An analysis of Bernstein and Woodward’s All the President’s Me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5, 626-638.
• Wandersman, A. (2003).Community science: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science and practice with community-centered model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1, 227-242.
• Kingry-Westergaard, C., & Kelly, J. G. (1990). A contextualist epistemology for ecological research. In P. Tolan, C. Keys, F. Chertok, & L. Jason (Eds.), Researching community psychology: Issues of theory and methods (pp. 23-31). Washington, DC: APA.
• Kelly, J. G. (2003). Science and community psychology: Social norms for pluralistic inquir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1(3/4), 213-217.
• Shinn, M. (1990). Mixing and matching: Levels of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community research. In P. Tolan, C. Keys, F. Chertok, & L. Jason (Eds.), Researching community psychology: Issues of theory and methods (pp. 111-126). Washington, DC: APA.
• Shinn, M., & Toohey, S. M. (2003). Community contexts of human welfar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4, 427-459.
• Susskind, E. C., & Klein, D. C. (1985). Community research: Methods, paradigm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Praeger.
• Tebes, J. K., & Kraemer, D. T. (1991).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knowing in mutual support research: Some lessons from the recent history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 739-756.
• Trickett, E. J., Barone, C., & Buchanan, R. M. (1996). Elaborating developmental contextualism in adolescent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Paradigm contributions from community psycholog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6, 245-269.
• Nelson, G., Prilleltensky, I., & McGillivary, H. (2001). Value-based partnerships: Toward solidarity with oppressed group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9, 649-677.
• Prilleltensky, I. (2003). Understanding, resisting, and overcoming oppression: Toward psychopolitical validit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1, 195-201.
• Watts, R. J., Williams, N. C., & Jagers, R. J. (2003). Socio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1, 309-325.
• Sechrest, L., & Sidani, S. (1995).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Is there an alternative?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18, 77-87.
• Shadish, W. R. (1995).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he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debates: Thirteen common errors.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18, 63-75.
• 周才忠 (2025)。「社區心理學實務教學資源手冊」(第一版)。
• 周才忠 (2024)。「台灣心理專業者的未行之路」(第五版)。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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