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VI)：生態效度、心理政治效度、社區研究和行動的綜合生態模式

 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5/6/11)

       荷蘭作家-亞歷山大·海耶爾曾說過一句名言：「當一朵花不開花時，你修復了它生長的環境，而不是花的本身」。然而，在過去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心理學』在研究設計中優先考慮「內在效度」，而不是其他型別的「效度」。但『心理學』實驗中出現的過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的過程？因此，本文介紹的主題，包括「生態效度」的源起與發展、「生態效度」的定義/背景和區別、「生態效度」的科學哲學觀、「生態效度」是「心理政治效度」的必要伴隨物、「心理政治效度」的價值觀、社區研究和行動的綜合生態模式、「綜合生態模式」的範例(物理環境領域)、實現「心理政治效度」和「生態效度」的複雜性與挑戰等內容。毫不奇怪的，『心理學』家對「個人」層面的關注遠多於其他層面，儘管「組織」和「社區」層面的壓迫、解放和安適對心理行為有著明確而重要的影響。你投入助人工作的熱情是什麼？你想改變世界嗎？有沒有讓你興奮或難過的話題？我們想在不反思自己行動的情況下度過一生嗎？實現「心理政治效度」和「生態效度」的研究與行動，雖然不太容易，責信也可能會讓自己生活變得艱難，但這是我們追求靈性和價值驅動生活的合理期望，亦是『心理學』領域發揮更大社會影響力的難得機會。你願意以一生時間的承諾參與在社區研究和行動之中，來推進『社區科學』嗎？！

「生態效度」的源起與發展

       卡爾·林奈(Carl Linné)，1707年出生於瑞典南部艾爾姆胡爾特市-拉舒爾特(Råshult)村莊的一個牧師家庭。他是一位植物學家、生物學家、動物學家和醫學教授，因為正式確定了『生物學』的「二名法」命名規則，被譽稱為「現代分類學之父」，也是「現代生態學創始人」之一。1778年去世時，已成為歐洲最受讚譽的科學家之一。

     『生態學』(Ecology)是『生物學』的一個分支，林奈的主要貢獻在於定義「自然平衡」的概念，並試圖將其打造成「生態科學」的基礎。而達爾文也將此概念納入「自然選擇」的「進化論」描述中。但隨著生態專業化的興起， 「自然平衡」概念的重要性顯然已經減弱，這可能是現代『生態學』家已經發展了更精確的生產力概念，「生態系統」(Ecosystem)可以發揮相同的解釋功能(Egerton, 1973)。

        出生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的美國『認知心理學』先驅-艾貢·佈雷斯威克(1903-1955年)創造了「生態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 )一詞，指知覺線索與刺激的狀態和特徵之間的相關性。而賓州大學馬『精神病學』和『心理學』教授-馬丁·歐內(1927-2000年)則改編了這個術語，以指將實驗結果類推到實驗室外的現實世界。這兩種用法都是合理的，因為實驗中線索的「生態效度」決定了實驗本身的「生態效度」(Kihlstrom, 2021)。

       佈雷斯威克的大部分研究致力於拓展和闡釋『心理學』的基本觀點：『心理學』應該像關注「生物體」本身一樣關注其「環境」屬性。而「生物體」所接觸的「環境」是不確定的、機率性的。適應機率世界需要「生物體」採取基於機率的生存策略。「生物體」必須學會依賴關於世界的不確定資訊。他的「概率功能主義」(Probabilistic functionalism)是第一個建立在「概率主義」(Probabilism)基礎上的行為系統，如今，「概率主義」越來越受到學習、思考、決策過程、知覺和溝通理論家的關注。

       艾貢·佈雷斯威克對『心理學』的願景，最終成形於他的「概率功能主義」理論體系(Hammond, 1966)。佈雷斯威克的著作有兩個重要根源：「維也納學派」的「實證主義」和德國哲學家與心理學家-弗朗茲·布倫塔諾(1838-1917年)傳統下的歐洲「功能主義」。這段「混合聯姻」的故事在展開之前，展現了幾個有趣的轉折。然而，我們對佈雷斯威克的興趣主要並非出於古物研究。探討「實證主義」在佈雷斯威克研究方法中的地位，對於理解當時新興的『環境心理學』分支學科(Stokols, 1977)至關重要。『環境心理學』屬於一個廣泛的跨學科領域，其名稱包括「環境─行為關係」、「社會生態學」、「環境─行為研究」、「環境設計」等等。雖然環境、行為和經驗的相互依存關係一直是許多分支學科的『心理學』家們長期關注的問題，但這些問題正受到『環境心理學』和『社區心理學』家的特別關注(McDonald & House, 1992)。

       另外，俄裔美籍著名心理學家-尤里·布朗芬布倫納(1977)亦提出「生態效度」的論述，指的是「科學研究中(參與者)所體驗的環境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研究者所認為或假設的屬性」。由於「社會生態學」方法通常涉及基於實地的資料收集，因此它們可以提高『心理學』研究的相關性和「生態效度」(Bronfenbrenner, 1979)。特別是，當「社會生態學」方法與「社區」為基礎的「參與式」原則結合時，由此產生的研究和介入措施可以更好地反映社區的優先事項和觀點(Israel et al., 2003; Wallerstein & Duran, 2003)(轉引自Brutzman et al., 2022)。

     「生態效度」對於「轉化」(translation)『心理科學』至關重要，它彌合了研究(即有意識地追求新知識，例如對照組試驗和系統試驗)與實踐(即在現實世界脈絡下的應用)之間的差距，例如為介入或政策制定提供資訊(Kaslow, 2015; Rapport et al., 2018)。「轉化」也可能指將『循證實務』(Evidence-based Practices, EBP)從一種脈絡或情境適應另一種脈絡或情境(例如，考慮到文化或資源差異；Cabassa & Baumann, 2013)，並將研究結果擴展到更廣泛的受眾(Lobb & Colditz, 2013)(轉引自Brutzman et al., 2022)。

       如果『心理科學』能夠超越個體知覺和內在心理歷程，更敏感地覺察驅動人類行為的脈絡因素，那麼其研究將更準確地反映現實世界的情境，「轉化」為實務將更具影響力，介入措施也將更有效地減少系統性不平等(Brutzman et al., 2022)。

「生態效度」的定義、背景和區別

      「生態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是指研究結果在日常生活典型情境中的類化程度。因此，「生態效度」是「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的一種特殊形式。「外在效度」指的是研究結果在人群、地點和時間上的類化程度，而「生態效度」則更具體地指研究結果在當今社會常見的情境和人群中的類化程度(Baumeister & Vohs, 2007)。

     「效度」包含多個方面，包括「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關於原因的準確斷言)、「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關於變項性質的準確斷言）和「外在效度」(關於研究過程和研究結果如何在不同人群、不同地點和不同時間之間具有類化的準確斷言)。「生態效度」是「外在效度」的一個面向，研究者藉此探究研究結果是否代表了日常生活中的真實情況。更具體地說，「生態效度」考察的是某種效應是否已被證明在目標群體中經常發生的情況下之有效性(Baumeister & Vohs, 2007)。

     在這方面，「生態效度」與「俗世現實主義」(Mundane realism)的概念密切相關。當實驗任務與自然環境中常見的活動非常相似時，它們就被認為具有「俗世現實主義」。例如，當參與者被要求閱讀一篇關於外國某個鮮為人知問題的報紙報導時，實驗中的活動可能以這種世俗的方式呈現出現實性。這項研究可能被認為具有強烈的「俗世現實主義」，因為它使用了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活動(閱讀報紙)。然而，如果報紙文章的主題枯燥無味，無法吸引參與者的注意力，那麼這項研究也可能被認為缺乏「俗世現實主義」(即活動的意義和對參與者的影響程度)(Baumeister & Vohs, 2007)。

    「生態效度」並非僅僅反映了「實驗現實主義」(Experimental realism)的缺失，因為日常生活中確實存在著許多引人入勝且影響深遠的活動。事實上，我們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區分「俗世現實主義」和「生態效度」：在現實世界中，人們不太可能花時間閱讀一篇關於他們不太了解且不太關心的話題的報紙文章。因此，儘管閱讀報紙本身似乎能夠很好地反映日常活動(「俗世現實主義」)，但在實驗情境中，這種活動的運用可能與人們通常閱讀報紙的方式和原因有所不同。也就是說，基於這種活動的結論可能缺乏「生態效度」(Baumeister & Vohs, 2007)。

       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態效度」也與「心理現實主義」(Psychological realism)(實驗中發生的心理過程在日常生活中發生的程度)有關。在討論「心理現實主義」時，重要的是要區分研究中使用的具體活動和材料(「俗世現實主義」)、活動和材料的可能影響(「實驗現實主義」)以及參與者用來完成研究活動的心理過程類型。即使研究中的活動與現實世界活動幾乎沒有相似之處(低「俗世現實主義」)並且對參與者的影響相對較小(低「實驗現實主義」)，參與者在研究中使用的思維過程在現實世界中可能相當普遍(高「心理現實主義」)。例如，如果一項研究涉及盡快判斷電腦螢幕上出現的單詞，這在日常生活中就不是典型的活動，而且這些單字可能不會在研究參與者中引起強烈的反應。然而，如果這些單字能夠“激活”概念，幫助人們快速理解螢幕上的下一個單詞，這可能表明了一種在日常生活中極為常見的心理過程(概念激發)(concept activation)(Baumeister & Vohs, 2007)。

「生態效度」的科學哲學觀

       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心理學)及公共衛生(社會與行為科學)教授-雅各布·泰貝斯(2005)曾針對『社區科學』的研究實踐，以「視角/觀點主義」(Perspectivism)提出建議，由於『社區科學』的知識必須適用於各種各樣的人們和情境，因此『社區科學』應該平衡其對「內在效度」的關注與強調「外在效度」、「生態效度」的關注。

       在過去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心理學』在研究設計中優先考慮「內在效度」而不是其他型別的「效度」。「內在效度」涉及推斷兩個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Cook & Campbell, 1979)。優先考慮「內在效度」源於「邏輯經驗主義」(Logical empiricism)、「假設演繹」(hypothetico-deductive)強調對假設進行實驗測試。真正的實驗涉及隨機分派參與者的條件，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人們做出有效因果推論的可能性，因為無效的來源被假定在不同條件下的平均分佈(轉引自Tebes, 2005)。

       在Cook和Campbell(1979)關於「準實驗」(Quasi-experimentation)的經典文字中，還描述了其他三種型別的效度：(1)「統計結論效度」(Statistical conclusion validity)(即對兩個變項之間的共變性進行推論)；(2)「外在效度」(即類化到其他人群、情境或時間)；以及(3)「建構效度」(即對理論因果關係進行類推)。他們指出，應用和基礎研究人員通常試圖最大限度地提高「內在效度」，因為確定因果關係是社會和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心重點。然而，在「內在效度」之後，他們堅持認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優先順序似乎不同。「基礎研究」人員優先考慮的事依序為，因果關係的「建構效度」、「統計結論效度」、效果的「建構效度」，最後才是「外在效度」。Cook和Campbell斷言，對人群、情境、時間和日常結構的「可類推性」(Generalizability)通常不是「基礎研究」人員的優先事項。相比之下，「應用研究」人員將「外在效度」置於下一個最高優先地位，其次是效果的「建構效度」、「統計結論效度」和因果關係的「建構效度」(轉引自Tebes, 2005)。

        Cook和Campbell(1979)的「準實驗」一書出版後不久，Cronbach(1982)亦質疑是否應該優先考慮「內在效度」。他認為，對「內在效度」的強調，是相當武斷和限制性的。相反，傾向於強調做出能類化到多個脈絡並與政策相關的有效推論。當時，Cronbach還堅稱Cook和Campbell對「建構效度」與「外在效度」的區分本身是相當專斷的。相反，他更喜歡將所有涉及理論結構或不同的人群、情境和時間的類推，視為他所說的「內部類推」(Internal inference)一部分(轉引自Tebes, 2005)。

        Cronbach(1982)確定了四個不同的研究領域：「單位」(U)(例如，參與者、教室、學校、社區)、「治療」(T)(例如，介入措施)、「觀察操作」(O)(例如，相依或過程測量)和「情境」(S)(例如，研究的時間、文化條件與物理位置)。根據Cronbach的說法，研究人員的主要任務是從任何特定研究的具體情況(utoS)類推到感興趣的領域(UTOS)。然而，由於「UTOS」永遠無法真正知道，研究人員只能類推至這些領域的近似值，Cronbach將其稱為「UTOS」(轉引自Tebes, 2005)。

       Cronbach(1982)相信，這四個元素的準確規範包括Cook和Campbell(1979)所說的「內在效度」。正如Mark(1986)所表明的那樣，Cronbach的「效度」概念包括Cook和Campbell的「外在效度」(u到U)和「建構效度」(t到T與o到O)；因此，它與Tebes、Snow、Ayers和Arthur(1996)定義的「生態效度」相當。在「邏輯經驗主義」中，即使以單位、治療、觀察操作和情境的潛在表徵不足為代價，「因果推理」也是最高優先的。在Cronbach的框架內，所有四個要素都根據其與「政策」的相關性進行評估，並在此基礎上確定優先次序，即使尚未排除對「內在效度」的所有威脅(Mark, 1986)(轉引自Tebes, 2005)。

       後續，在對Cook和Campbell(1979)的文字修訂中，Shadish等人(2002)重新考慮了他們之前的立場，並對研究設計中「效度」的優先次序採取更平衡的觀點。借鑑關鍵的「多元主義者」(Multiplist)框架，並建立在Cronbach(1982)開發的公式，Shadish等人指出，「效度」之間的優先次序應由所檢視的特定問題來決定。Mark(1986)同意這一觀點，但向研究人員提出了一些實用性的建議。當可能存在虛假關係並且介入效果在不同人群和不同情境下似乎都很強時，應強調「內在效度」。相比之下，當大多數「效度」威脅已被排除，以至於虛假關係不太可能發生且介入措施的「效果量」(effect size)較小時，應強調「外在效度」。因為社區研究中的「效果量」往往很小，並且經常被檢視其在各種脈絡下的「政策」相關性(Albee, 1996; Mrazek & Haggerty, 1994)。因此，Mark的建議與『社區科學』的研究實踐特別相關(轉引自Tebes, 2005)。

       在其他地方，雅各布·泰貝斯(2000)和他與其同事們(2003)認為，需要平衡研究設計，以解決「外在效度」問題，特別是作為在『心理學』研究中代表性不足的群體(如有色族裔、婦女、長者和障礙人士)建立實徵基準的手段。關於代表性不足群體特徵的更多更好的資料，對於提供針對特定人口的資訊，以制定「預防性」、『公共衛生』和「社區化」的介入措施至關重要(Tebes, 2000)。此類資料對強調「內在效度」的研究中的研究設計與其結果的解釋也至關重要，因為基於人口群的準確資訊對於做出有效和「文化合適性」(Culturally-appropriate)的廣義因果推斷至關重要。從「視角/觀點主義」立場來看，研究人員對代表性不足的群體瞭解得越多，他們就越有可能將有關此類群體的理論置於「實證對抗」之下。在「假設生成」階段，事後分析可以產生創造性的理論，這些理論能夠透過一系列的「量化」和「質性」方法進行檢視，以推進『社區科學』(轉引自Tebes, 2005)。

「生態效度」是「心理政治效度」的必要伴隨物

     「生態效度」的概念最狹義地指的是分析單位的定義反映了該單位在現實生活中由人或自然特徵定義方式的程度(Perkins, Florin, Rich, Wandersman & Chavis, 1990)。例如，由居住在那裡的人使用的邊界和名稱定義的社區，比用作社區代理的人口普查區在生態上更有效(轉引自Christens & Perkins, 2008)。 

     「生態效度」的一個更廣泛、更根本的用途是，研究應該充分和仔細地關注“現象”的許多「脈絡」，包括多層次的分析、各種環境領域(社會文化、自然、經濟、政治)以及捕捉隨時間變化的動態脈絡。這些類似應用於社區發展方案和政策相關不同形式的「資本」(Perkins, Crim, Silberman & Brown, 2004)(轉引自Christens & Perkins, 2008)。

       美國邁阿密大學教授-伊薩克·普里勒滕斯基首倡關於「心理政治效度」(Psychopolitical validity)的論點(Prilleltensky, 2003/2008)。這種型別的「效度」建立在兩個互補的因素之上：「心理」和「政治」因素。因此，而有「心理政治」一詞。這個組合指的是相互作用的「心理」和「政治」影響，以促進幸福(well-being)、延續壓迫或產生抵抗與解放(liberation)。「心理政治」因素有助於解釋痛苦和幸福。與此同時，這種術語的組合表明，在我們努力改變個人、群體和社會的過程中，需要關注這兩組因素。所以，提出了「知識論」與「轉化性」兩種的「心理政治效度」。前者指的是利用『心理學』和「政治」來理解社會現象，而後者則呼籲這兩種因素來做出持久的社會變革(轉引自Nelson & Prilleltensky, 2010)。

        我們同樣關注「心理」和「政治」因素。「心理」因素是指一個人的主觀生活，由在個人、人際、家庭、團體和文化層面運作的「權力動態」(power dynamics)提供資訊。反過來，「政治」因素指的是個人和團體的集體經歷，這些經歷會受到人際、家庭、團體、社區和社會層面的「權力動態和利益衝突」(power dynamics and conflicts of intereest)的影響。在這兩組因素中，我們強調「權力」在人和群體的主觀或集體經驗中的作用(Nelson & Prilleltensky, 2010)。

       因此，「心理政治效度」源於各種分析層次中對「心理」和「政治」領域「權力動態」的並行考慮與互動。所以，當滿足這些條件時，我們可以談論「心理政治效度」。當這種型別的分析應用於研究時，我們談論的是「知識論」的「心理政治效度」。當它應用於社會介入時，我們談論的是「轉化性」的「心理政治效度」(Nelson & Prilleltensky, 2010)。

      上列圖表有助我們理解「個人」、「關係」和「集體」領域的幸福、壓迫與解放議題，表格中的每個部分都提到了「權力」議題及其在「政治」和「心理」領域的表現形式。不用說，這個圖表並不詳盡或包含『社區心理學』的所有領域。相反，它專注於幸福和解放的優先事項，這兩個議題是我們認為至關重要的。上列圖表可用於指導我們對『社區心理學』研究的承諾(commitment)。此外，它可以被用作一種責信(accountablity)工具。我們能夠監控我們研究表格中描述的優先領域的程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準則起了願景的作用，即我們需要在『社區心理學』中進行什麼型別的研究之願景(Nelson & Prilleltensky, 2010)。

       對於「轉化性效度」的指導方針也可以這樣說。 如上表所示，將介入層面與『社區心理學』的關鍵關注點相結合：幸福、壓迫與解放。這是首選介入的願景。如果我們採取所有這些介入措施，我們將表現出高度的承諾和責信。作為一個監控系統，上列圖表有助於追蹤我們的介入措施。我們主要在「個人」層面上進行介入嗎？我們是否過於關注壓迫，以至於忽視了解放和幸福？上列兩個圖表顯示的模板可用於研究和行動團隊以及希望評估整個領域進展的研究者(Nelson & Prilleltensky, 2010)。

「心理政治效度」的價值觀

      為什麼承諾和責信如此重要？你可能是回答這個問題最佳的人。對我們來說，承諾和責信為我們的行動提供了意義。在它們缺席的情況下，整個價值觀的建設都會崩潰了。如果沒有對價值觀的承諾，擁有價值觀有什麼好處？我們重視承諾，原因與我們重視其他原則相同；它們為我們追求意義提供了指南針。有些人稱它為靈性：其他人稱它為人生的目的。這是我們人性的一部分，由價值觀、美德和「超越感」(transcendence)驅動(Fowers, 2005)(轉引自Nelson & Prilleltensky, 2010)。

       你的熱情是什麼？你想改變世界嗎？有沒有讓你興奮或難過的話題？我們想在不反思自己行動的情況下度過一生嗎？我們認為最好停下來反思，並致力於一套價值觀。責信讓生活變得艱難，因為它意味著產生一些有點像我們行為的成績單。我們認為，這是我們追求靈性和價值驅動生活的合理期望(Nelson & Prilleltensky, 2010)。

       在『心理學』和其他學科中，有一種在工作中追求意義的新興趨勢。今天，『心理學』中的各個分支匯聚在主觀力量(subjective forces)、社群成員和社會鬥爭進行有意義的參與之願望中。例如，批判、女權主義、解放和社區『心理學』家都投資在他們的各種角色中創造意義。世界各地的許多『心理學』家都需要參與尋求意義的活動。我們相信，許多『心理學』家努力透過有意義的參與，將他們的職業生活與公民生活結合起來。我們所說的有意義的參與，是指參與將『心理學』家的「知識論」、道德、政治和社會承諾與他們的專業努力相結合的活動(Nelson & Prilleltensky, 2010)。

社區研究和行動的綜合生態模式

       伊薩克·普里勒滕斯基(Prilleltensky, 2003/2008)關於「心理政治效度」的論證，作為對『社區心理學』的普遍性批判和展望，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其概括的表述也是一種侷限性，因為它脫離了脈絡。他的框架包括個人、關係和集體的分析層次，但它們並沒有明確或徹底地闡明(普里勒滕斯基將這些稱為“領域”，但我們認為將這些稱為“分析或介入的層次”更清楚，以將它們與環境和不同學科的實質性領域區分開來)。其「關係」層面特別模糊，或者至少是廣泛的，因為它可能意味著從個人、二合體或團體的社會觀念、態度和行為到組織、網絡，以及可能至複雜的機構間關係的任何事物。因此，我們建議要麼將「非正式關係」(人際關係、支持網絡)與「正式組織」的團體、組織和機構網絡明確分開，要麼將“非正式的社會行為和關係”歸入「個人」層面(轉引自Christens & Perkins, 2008)。

       我們呼籲的是，即使不是融合，也要同等強調「生態效度」和「心理政治效度」。分析的層次必須明確、具體。如上圖的三維縱軸所示，與Prilleltensky(2008)和Bronfenbrenner(1979)等人相似，我們建議至少三個關鍵層次：首先是「個體」(或個人或心理)─情緒、認知、行為、靈性。在「個體」層面，我們會更明確地加入人際「微觀系統」關係。「中觀系統」層面有團體、志願協會以及其他地方組織和網絡。在「鉅觀系統」或「集體」層面上是社區、制度和社會結構(轉引自Christens & Perkins, 2008)。

      「生態」領域(上圖中的深度維度)意味著迫切需要真正的跨學科研究，以充分理解「社會文化」(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物理」(環境規劃和設計研究、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環境分支)、「經濟」與「政治」生態。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是閱讀和改編其他相關領域的文獻。當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們密切合作並開始開發完全跨學科的研究計畫時，整合方面就更有可能取得重大進展。“合作”的潛在用途的一個例子是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它是哲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以及其他實質領域相關理論家和研究人員的跨學科努力(Christens & Perkins, 2008)。

       如上列「社區研究和行動的綜合生態模式」圖表所示，可以將「壓迫」、「解放」和「安適」(Wellness)領域視為時間維度，或者至少這就是目標。被壓迫者獲得「解放」，因而帶來社會、物質、身體和靈性的「安適」。不管有些人是否可能會爭辯說，在「解放」的艱苦努力發生之前，需要一定程度的「安適」，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的變化是一個重要的「生態」維度，可以透過人類、組織和社區層面的發展理論來了解(Omprakash, 1989; Perkins et al., 2004)，並透過縱貫性研究設計、敘事分析(Rappaport, 1995)、個案研究(Flyvbjerg, 1998)和其他方法來建立模式(轉引自Christens & Perkins, 2008)。

       這種分析層次、生態領域和過程的合併，並不是為了作為分類標準，而是作為一種分解或解構。它提供了一種理解社會研究類型之間關係的方法，否則這些研究可能會被孤立地理解。上列「綜合生態模式」的實用性主要在於當理論家和研究人員思考層次、領域和過程之間的連結時將進行的重建實務。這種概念化並不會將「權力」定位在任何特定的層級、領域或流程中。這與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1980)關於「權力」的著作的以下精華摘要是一致的，「權力無所不在，這打破了鉅觀/微觀、中央/地方、有權/無權的二分法，前者是權力的場所和持有者，後者是權力的主體」(Kothari, 2001)(轉引自Christens & Perkins, 2008)。

「綜合生態模式」的範例(物理環境領域)

       我們呼籲開展更多跨學科的理論、實證和應用工作，將跨時間的分析領域和層次連結起來。然而，為了解釋上列「綜合生態模式」圖示，在「心理政治效度」的脈絡下更詳細地探索單一生態領域是有幫助的。「物理環境領域」說明了實現「生態效度」和「心理政治效度」的複雜性，即使在處理單一領域時也是如此。這個簡短的描述必然遺漏了許多重要的元素和動態關係。「物理環境」因素雖然經常被視為理所當然並因此被忽視，但經常與『社區心理學』家感興趣的現象相互作用。儘管『社區心理學』傳統上更關注「社會環境」，但「物理環境」和「社會環境」之間存在著許多固有的和交易的聯繫(Altman & Rogoff, 1987)(轉引自Christens & Perkins, 2008)。

       上列「綜合生態模式」圖示中可見的九個方框，用於說明環境和行為理論、「物理環境」預防和介入工作以及「環境賦權運動」(Environmental empowerment movements)可能適用於Prilleltensky的分析和「壓迫」、「解放」和「安適」的關注程度。與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領域類似，「物理環境」通常是個人、關係和集體層面「權力」問題和關係的表達。識別社區、環境和政治理論和問題之間的聯繫，不僅可以為『社區心理學』，而且為其他相關領域提供了想法和潛在的介入領域(Christens & Perkins, 2008)。

       在「個人/心理」或「微觀系統」層面，許多人受到「環境退化」(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的壓迫。該領域的一些最早的研究集中在環境態度、信念和認知上(例如，針對與特定環境威脅相關的風險以及對這些風險的控制；Sundstrom, 1977)。這項工作本質上是“政治性”的，因為它被用來確定公眾的擔憂是否合理(Wandersman & Hallman, 1993)。該領域研究最廣泛的主題是「環境壓力」(Cohen, Evans, Stokols & Krantz, 1986)，它可能由多種因素引起，從工業事故(Baum & Fleming, 1993)到擁擠、噪音和交通由物理紊亂跡象引起的恐懼(Perkins＆Taylor, 1996)。「鄰里環境」對身心障礙和安適的影響一直是最近一個特別突出的研究課題(Kawachi & Berkman, 2003; Shinn & Toohey, 2003; Stokols, 1992; Wandersman & Nation, 1998)。這些「物理環境」例子中的「心理政治效度」測試可能是研究是否清楚指出導致社區動員或其他政治解決方案的「環境壓力」之原因(McGee, 1999)。在這個「物理環境」層面上才開始被理解和促進的是「個人」正向的、解放的環境行為(例如，回收、保護、中轉使用、消費者決策；Werner, 2003)以及「個人」內在壓迫(無助、內疚)、解放(自決、自豪、賦權； Rich, Edelstein, Hallman & Wandersman, 1995)以及個人成長、意義和靈性「安適」的環境條件(轉引自Christens & Perkins, 2008)。

      在「組織」或「中觀系統」層面，「環境壓迫」的概念包括違反勞工和社區環境正義標準的行為或組織(例如，Culley, 2003)，導致環境「安適」機會不平等。有關「環境安適」方面的種族和階級差異以及社區實施的解放過程相關研究(例如，Bryant, 1995)。從環境領域的壓迫關係中解放出來包括採取行動改善造成環境風險的組織和解決「環境壓迫」和「正義」的組織的實踐和決策。除其他策略外，這將參與性組織機會，以減少環境威脅和增強「環境安適」。解決建築和自然環境中的問題的「服務學習方案」，也可以成為賦予所有年齡階段學生「權力」的好方法(Werner, Voce, Openshaw & Simons, 2002)，特別是如果涉及「政治」和「經濟」方面，最好是在在服務中，但至少在學習上(轉引自Christens & Perkins, 2008)。

       在「集體」/「鉅觀系統」層面，存在一些社會因素導致建築和自然環境中的「環境壓迫」以及影響整個社區的環境危害(Edelstein, 2003; Hughey, 1986)。「集體解放」的例子往往是基於社區組織、行動、賦權和政治變革。環境領域的「集體解放」研究比較了運動和技術，並試圖了解實現大眾環境目標的過程。「物理環境」也可以成為社區動員、參與和賦權的強大催化劑(Perkins et al., 1990; Rich et al., 1995)。「環境安適」研究旨在了解影響人類「安適」的「鉅觀」環境變項。這包括檢視設計和開發政策以及環境保護法規，以最佳方式促進「安適」以及政治、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可持續性(Bonnes & Bonaiuto, 2002; Perkins et al., 2004)(轉引自Christens & Perkins, 2008)。

       毫不奇怪的，『心理學』家對「個人」層面的關注遠多於其他層面，儘管「組織」和「社區」層面的壓迫、解放和安適對心理行為有著明確而重要的影響。不僅這些不同分析層次之間存在聯繫，而且如果不關注社會、經濟和政治領域，就無法有效評估自然和建築物理環境資源的管理方式(Perkins et al., 2004)。理論的存在涵蓋了許多這些動態(Campbell, 1996)，但是結合「物理環境」的主觀和社區動態關係的研究卻很少。儘管人們知道如何影響「政策」(Kuo, 2002; Perkins, 1995)，但「社區」和「環境」『心理學』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政治倡導」(Political advocacy)的關鍵作用(轉引自Christens & Perkins, 2008)。

實現「心理政治效度」和「生態效度」的複雜性與挑戰

       雖然我們可以關注於「社會改變」，並產生有可能影響社會變革的知識，但我們通常並不是做出實際社會變革的人(至少在我們作為研究人員的角色中是這樣)。出於這個原因，對於推動變革和發展感興趣的社區研究人員來說，必須合作、協作、參與，並允許真正參與研究過程。我們建議不要專注於嚴格定義的利益，而應關注與致力於解放和/或受壓迫群體或社區的「組織合作」的過程，並共同確定哪些研究方向可以在各種解放和「安適」追求中最有利於「群體」和/或「集體」的(Christens & Perkins, 2008)。

       這類研究通常耗時耗力，而且往往不像侷限於單一學科或分析層面的研究那樣能快速產出實證性的出版物。向資助機構、機構審議委員會(IRB)，甚至我們希望合作的社區和組織解釋行動研究計畫也頗具挑戰性。改進「資訊溝通」方式勢在必行。正如 Prilleltensky指出的那樣，目前大多數『社區心理學』研究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種改善。為了保持此領域的活力，我們必須始終著眼於使研究更具變革性(Christens & Perkins, 2008)。

       我們贊同關注「心理政治效度」的建議，並推薦了一種更全面的理論構想，將『生態學』和『心理政治學』融合在一起(如「社區研究和行動的綜合生態模式」)。這種綜合模式的複雜性，以及對「權力」等經驗上難以捉摸的概念的研究，促使我們探索開展此類研究所固有的一些挑戰。接下來，我們指出，跨學科合作、多層次和空間分析以及對不同知識體系敏感且尊重的「參與式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典範，是幫助我們應對這些複雜性的有希望的工具；然而，我們認識到，儘管這些方法有助於應對一些挑戰，但它們也帶來了更多挑戰(Christens & Perkins, 2008)。

       我們在此指出的挑戰不應被誤認為是阻礙因素。事實上，這些挑戰正是我們提議建立一個跨學科、國際化和合作性的社區行動研究中心網絡的動力。有機會發展新的、有效的、具有「心理政治效度」和「生態效度」的研究方法，這是一項應該吸引最優秀人才，以及那些對社區發展、社會變革、解放和「轉化性」工作最感興趣的人的任務(Christens & Perkin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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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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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II)：『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的歷史觀點  (202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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