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5/6/6)
擁抱新典範的科學家並不像解釋者那樣
更像是戴著反轉鏡片的人
─ 托馬斯·孔恩 (『科學革命的結構』作者)
『社區科學』可以為『心理學』領域創造新的立足點嗎?
『社區科學』(Community Science),是透過跨領域的「科際整合」,以合作研究、實證方案解決社區的問題,推進社區優先事項,謀求社區最大的福祉(Tebes, 2005)。因此,它需要「知識論」(Epistemology)的慣例、興趣焦點、方法論、以及評判其工作的標準(Kloos, 2005)。而對於『心理學』家來說,『社區科學』究竟是一個新的領域,還被視為只是一門子學科,如在進行研究時所做的事情。這是需要釐清並進一步加以探究的。
『科學』的定義
什麼是『科學』?可能會讓人想起許多不同的畫面,例如厚厚的教科書、白色實驗服和顯微鏡、透過望遠鏡觀察的天文學家、熱帶雨林中的博物學家、黑板上寫下潦草的愛因斯坦方程式、太空梭的發射、冒泡的燒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Understanding Science」網站指出,這些圖像並沒有提供全貌,其實『科學』有很多面向(周才忠,2024)。
2001年,英國哲學與教育家-史蒂芬·托爾明在其哈佛大學出版的《回歸理性》一書中指出,我們對追求知識的嚴重不平衡,阻礙了“理性”改善我們生活的潛力。“理性”是一種以理論和普遍確定性為模型的數學推理模式,它幾個世紀以來的主導地位已經削弱了“理性”這一基於個人經驗和實踐人道判斷體系的價值。時至今日,『經濟學』等學科以及『法律』和『醫學』等專業往往更重視專家知識和抽象模型,而不是不同文化的見證和個人的實務經驗。而更平衡的觀點,將允許所有調查領域去設計與其問題相匹配的方法,以便諸如『歷史學』、『臨床學』、「參與性學科」等都能夠自由地走屬於自己的路(周才忠,2024)。
『科學』應該是什麼?1999年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理事會議通過一項正式聲明,對『科學』的定義來說,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科學』延伸並豐富了我們的生活,拓展了我們的想像力,且將我們從無知與迷信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美國物理學會肯定現代『科學』的成功之道。
『科學』是收集有關宇宙的知識,並將這些知識組織與濃縮為可驗證的定律和理論之系統事業”。
『科學』的成功和可信度根植於科學家的以下意願:
- 將自己的想法和結果提供給他人進行獨立測試和複製。這需要相關數據、程序和材料的公開交換。
- 當面對更完整或更可靠的實驗或觀察證據時,放棄或修改先前接受的結論。
遵守這些原則提供了一種自我糾正機制,這是科學可信度的基礎。”
這個定義為『科學』、概念性的方法論過程以及實驗或觀察方法提供了價值。
據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社區心理學榮譽教授-亞伯拉罕·萬德斯曼指出,將『科學』一詞新增到『心理學』中已有名稱的領域(例如,臨床科學、認知科學、發展科學、預防科學),至少有兩個動機。一個動機可能是將『心理學』的各個領域披上『科學』這個術語的榮耀外衣。第二個動機是促進「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貢獻的概念,例如,認知科學學會「匯集了來自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理解人類思維的本質。該學會促進認知科學領域各學科研究人員之間的『科學』交流,包括人工智慧(AI)、語言學、人類學、『心理學』、神經科學、哲學和教育學」(Wandersman, 2003)。
Cates(1995)對「預防科學」(Prevention science)的描述有些類似(此也被「美國預防研究協會」引用在其網站上):
「預防科學」這個新名詞或許能讓我們所有人都歸類在同一個語意範疇。儘管描述性、分析性和實驗性『流行病學』技術為此範疇提供了「病因學」的概念支撐,但其包容性是由構成「預防科學範疇」的眾多互補領域(例如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傳播學、流行病學、經濟學、統計學、管理學、實驗室科學和預防醫學)所定義的。無論我們研究的是最具質性的『公共衛生』方法(例如人類學家的民族誌研究),還是『經濟學』家最具量化的數學模型,使用「預防科學」這個術語的目的都在於展現其包容性而非排他性。
「預防科學」涵蓋了眾多領域,這些領域的綜合運用將創造出一個比各部分單獨應用更強大的「預防」知識體系。如果我們所有學科都納入其中,就能更好地為「預防」事業進行『科學』倡議(轉引自Wandersman, 2003)。
由此顯見,『社區科學』這個術語有第二個動機—它必須是「科際整合」和「跨域」(transdisciplinary)的(Wandersman, 2003)。
『社區科學』的定義
本文中的大多數定義都藉鑒了亞伯拉罕·萬德斯曼(2003)的初步構想,即一個潛在領域,該領域專注於以「社區為中心」的探究,以彌合「實踐」與『科學』之間的差距,並改善社區成員的幸福感(well-being)。Chinman等人(2005)將『社區科學』定義為:一個「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領域,旨在透過研究如何提高在現實世界中實施的常見方法(預防、治療、教育、健康促進)的品質來加強社區功能(轉引自Kloos, 2005)。
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心理學)及公共衛生(社會與行為科學)教授-雅各布·泰貝斯(2005)也提出了一種『社區科學』的觀點:『社區科學』致力於增進對社區脈絡中人類行為的理論和實踐理解;提升個人和社區的能力、韌性(resilience)和幸福感;並在個人和社區層面預防問題行為和其他有害結果(轉引自Kloos, 2005)。
Miller和Shinn(2005)有力地論證了這個潛在領域需要有系統地向社區實務者學習,而不僅僅是向從事研究的人員學習。如果這成為『社區科學』的定義性特徵,那麼它與其他「行為科學」相比,可能是一個顯著的特徵。正如多位學者所強調的,『社區科學』領域需要更明確地(1)描述其研究脈絡(例如,Rappaport, 2005; Sandler et al., 2005; Sarason, 2003);以及(2)研究焦點、研究使用者和研究人員之間的關係,從而構建促進「科學家」與「實務者」之間持續對話的框架(例如,Kelly, 2003; Miller & Shinn, 2005; Spoth & Greenberg, 2005);這些學者所闡述的優先事項,進一步佐證了社區研究在定義問題、組織介入措施、推廣介入措施和採用方案等方面的進程。在這個自我定義並不簡潔的領域,Luke(2005)對『社區科學』給了一個簡潔的定義:「脈絡主義的科學研究」。雖然此短語或許未能涵蓋這一潛在領域的所有方面,但它確實指出了合適的「科學哲學」對於該領域基礎的重要性(轉引自Kloos, 2005)。
『社區科學』的特徵
據亞伯拉罕·萬德斯曼(2003)表明,『社區科學』有以下九大特徵:
一、價值觀連結
『社區科學』具有明確的「價值」取向。首先,它可以藉鏡Dalton、Elias和Wandersman(2001)所描述的『社區心理學』(Community psychology)的價值觀。其包括個人安適(wellness)、社區意識、社會正義、公民參與、合作和社區優勢、對人的多元尊重、實證基礎。
二、參與性
『社區科學』非常重視個人、組織和社區,而不是被動地接受其環境;相反,它重視他們積極主動、負責任和擁有權利與責任。許多學科的文獻都透過實證研究證明了參與(Churchman, 1987; Wandersman & Florin, 2000)、控制感和「認同」(buy-in)(Dryfoos, 1990; Schorr, 1997)對介入效果的益處。此外,理論和證據表明,「參與式研究方法」對於提高『公共衛生』(Green & Mercer, 2001)、『社區心理學』(Jason et al., 2004; Tandon, Kelly & Mock, 2002)和『評估』(Cousins & Earl, 1992)領域的研究品質與研究認同感至關重要。
三、科學性
『社區科學』以理論和實徵為基礎,通常與美國物理學會關於“什麼是科學”的描述中的價值觀(豐富生活、拓展想像力、擺脫無知)、概念(收集知識並將其組織成可檢視的理論)和方法論(實驗與觀察)相一致。
四、利用
彌合『科學』與「實踐」之間差距的一種方法是「技術移轉」(technology transfer)(例如,Backer, David & Soucy, 1995)。一般而言,「技術移轉」方法認為這種差距代表著從『科學』到「實踐」的資訊「推廣」(dissemination)不足,因此致力於改善這種知識的轉移。它透過會議、期刊文章和培訓工作坊來「推廣」經過驗證的方案,將『科學』應用於實務。『社區科學』認為「推廣」是必要的,但還不充分。它主要重點是知識的「利用」(utilization)(Havelock, 1971)。而且,顯然可以透過網路等途徑獲得大量資訊;關鍵在於讓人們使用相關資訊。
五、系統導向
「個人」被嵌入社會關係層中,即家庭、友誼網絡、組織、社區、文化和社會,通常用「生態層次分析」來描述(Dalton et al., 2001; Kelly, 1986)。俄裔美籍著名的發展心理學家-尤里·布朗芬布倫納(1979)開發了一個廣泛的『人類發展生態學』理論,這假定了不同的生態層面之間的關係(例如,美國911恐怖攻擊等社會事件如何影響父母的工作場所,從而影響孩子)。
六、脈絡性
一個「社區」的歷史、法律、政治、經濟、社會組織和文化方面會影響我們的行為,因此可能會影響介入(Green, 2001)。介入措施必須考慮到「脈絡性」和「適應性」,以便它們更有可能有效。此外,還有許多『社會科學』家提出,研究必須從脈絡來考量,例如「脈絡知識論」(Contextual epistemology)(Kingry-Westergaard & Kelly, 1990)。
七、縱貫性研究和更長的時間軸
「縱向觀點」改善了「社區」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現象有助於我們了解「社區」的穩定性和變化。關於介入措施,「縱貫性設計」有助於我們瞭解改變的促進因素和障礙。廣泛的『社區變革』(Community change)理論強調,大規模的「社區改變」並獲得人口指標的結果(例如,一個州的愛滋病水平、大城市學校準備測驗的分數)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實現(例如,Connell, Kubisch, Schorr, & Weiss, 1995)。一些資助者意識到這一點,並為『社區變革』計畫提供了10年的資金,例如美國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基金會及其1992~2002年針對減少酒癮和藥物濫用的「反擊倡議」(Fighting Back initiative)。
八、統計p顯著水準的附加證據標準
除了介入措施是否達到小於.05顯著水準的概率之外,還應考慮研究結果的「心理意義」或「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意義。由於p水準混淆了樣本量和「效果量」(effect size),因此實際含義成為一個超越簡單數字的主要挑戰(M. Lipsey and B. Shinn,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2002)。
九、組織能力
由於『社區科學』強調改善「社區」,因此『社區科學』研究有興趣留下的,不僅僅是能作為遺產的具體研究結果,亦有興趣建構社區機構和組織的能力,以擁有更多技能(例如,「評估」能力;Compton et al., 2002)和改善基礎結構(例如,組織功能;Backer, 2002; Florin, Chavis, Rich, & Wandersman, 1992)。
『社區科學』與其他「科學」的關係
『社區科學』與其他新形成的『人類科學』(例如臨床科學、預防科學、應用發展科學)之間的關係,也許是這個特別問題最不發達的方面。如果『社區科學』想建立自己,似乎需要進行一些區別才能證明其創立是合理的。作為對潛在比較的簡要考慮,例如從(1)感興趣的現象,(2)「知識論」和(3)方法/實踐(即如何產生的發現以及如何處理這些發現)來區分『人類科學』領域是很有幫助的(Kloos, 2005)。
相對來說,『人類科學』如欲勾勒相關『社區科學』的未來發展藍圖,亦需要與其「知識論」的慣例、興趣焦點、方法論、以及評判其工作的標準達成一致。此外,能夠在21世紀初致力於解決基於「社區」問題的研究實踐中對其視角/觀點的必要性展開更廣泛的討論,那麼該領域將受益匪淺(Kloos, 2005)。
例如,『社區科學』方法有助『公共衛生』領域和公眾對『科學』的信任。2019年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凸顯了「健康素養」(health literacy)和「信任」在疫情管理中的重要性。與「社區」合作來應對疫情,對於增進大眾對『公共衛生』和『科學』研究的理解與信任至關重要(Marizzi et al., 2024)。因為『社區/公民科學』讓非專業科學家參與進來,重視他們研究、反思、學習和採取行動解決緊迫社會問題的多樣化能力,並產生適合特定當地條件的結果(Kieslinger et al., 2021)。
如同阿基米德的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舉起整個的地球」。然而,這些『人類科學』創造「新立足點」的樂觀態度,卻與當今大多數學術文章的方式和內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Kloos, 2005)。因此,『社區科學』這個“新”領域對他們有什麼價值?他們在這些領域遇到的實踐有什麼侷限性?
『社區科學』和『心理學』領域的交集
『心理學』和『社區科學』之間是“交集”的關係(Wandersman, 2003)。Nelson和Prilleltensky(2005)、Rappaport(2005)、Seidman(1988)及其他人認為,「社會正義」應被視為選擇『社區心理學』中感興趣現象的組織原則;也許這將是『社區科學』的關鍵組成部分。一些『社區心理學』家主張「脈絡主義知識論」作為社區研究的基礎,或許可以區分『社區科學』與其他學科。同樣,廣泛使用「整合方法」和「以社區為中心」的研究成果可以進一步凸顯『社區科學』的特色(轉引自Kloos, 2005)。
此外,『社區心理學』是一個「跨學科」領域(Perkins & Schensul, 2017)。『社區心理學』與其他『心理學』(如臨床心理學、發展心理學、社會心理學)領域如何相互關聯,共同促進『社區科學』的發展?例如,『社區心理學』是否應該充當將其他『心理學』領域的研究成果轉化為『社區科學』的譯者或管道?『社區心理學』家是否應該推動不同『心理學』領域的合作計畫,以期為『社區心理學』做出更具影響力的貢獻?這些問題以及其他許多問題的答案,都基於對『心理學』,尤其是『社區心理學』所能提供的內容的仔細考慮。幸運的是,這些考慮一直在進行,並且在探討『科學』與『社區心理學』關係的努力中尤其重要(Wandersman, 2003)。
『社區科學』的闡述是否主要是為了獲取金錢、權力和合法性?雖然認真考慮這種可能性是明智之舉,但Kloos(2005)認為我們對話的這一部分可以更好地理解為關於『社區心理學』研究在21世紀脈絡中的相關性的討論。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對話已經跨越了多代人。例如,『社區科學』可能(1)對知識的創造做出什麼貢獻,也許更重要的是,(2)對知識創造者、知識使用者以及受研究影響者之間關係的「批判性」認識。因為『社區心理學』的「批判和分析可以豐富和改變科學實踐」(Rappapor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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