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5/11/20)
「心理衛生」(mental hygiene)一詞，最早出現在1843年的相關著作中，接續在1908年的『心理衛生運動』更加明確化。雖然「心理衛生」(mental health)這個概念一直缺乏清晰且被廣泛接受的定義，但越來越多的人將其用作一門學科(如『公共心理衛生』)。人們或多或少都在努力將「心理衛生」至少與『精神醫學』區分開來，至多將其作為涵蓋『精神醫學』的整體概念。因此，本文介紹的內容，包括「心理衛生」概念的源起與進展、『公共心理衛生』的特徵/重要性/核心概念、『公共心理衛生』領域正處十字路口、 因應未來挑戰的不同方法等。「心理健康促進」的先驅-埃莫里·考恩曾說：“追求「安適」(wellness)彩虹背後的第一桶金，可能是人類狀況的真正改善”。雖然，一個“所有人”都能擁有良好「心理健康」的世界，並非我們所處的世界，但只要擁有正確的願景、倡議者和堅定的承諾，它就能觸手可及~~
「心理衛生」概念的源起與進展
鑑於「心理衛生」(mental health)概念的多義性和模糊的邊界，從歷史角度進行考察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它。如今廣義的「心理衛生」可以追溯到『公共衛生』、『臨床精神病學』以及其他知識領域的發展(Bertolote, 2008)。
儘管早在20世紀之前，英語中就出現了將「心理衛生」作為一種狀態的表述，但將「心理衛生」作為一門領域或學科的專業術語直到1946年才出現。那一年，在紐約舉行的國際衛生大會決定成立世界衛生組織(WHO)，並在倫敦成立了心理衛生協會(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在此之前，英語文獻中出現了「心理衛生」(mental hygiene)這個概念，它最早出現在1843年出版的一本名為《心理衛生或對智力和激情的檢視，旨在闡明它們對健康和壽命的影響》(Mental hygiene or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tellect and passions designed to illustrate their influence on health and duration of life)的書中(Lewis, 1974)。此外，1849年，在提交給柏林內外科醫師協會(Berlin Society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的一份法律草案(Rosen,1993)中，「公民身心健康發展」(healthy mental and phys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itizen)已被列為『公共衛生』的首要目標(轉引自Bertolote, 2008)。
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成立，同年，第一屆『國際心理衛生大會』在倫敦舉行。在WHO心理衛生專家委員會第二次會議(1950年9月11日至16日)上，「心理衛生」(mental health/mental hygiene)的定義如下(WHO, 1951)：「心理衛生(mental hygiene)是指所有促進與維護心理健康的活動和方法。心理健康是一種狀態，會受到生物和社會因素的影響而波動，它使個體能夠對其自身潛在的衝突性本能衝動進行令人滿意的整合；與他人建立並維持和諧的關係；並參與其社會和自然環境的建設性變革」(轉引自Bertolote, 2008)。
然而，作為一門學科，「心理衛生」這個概念一直缺乏清晰且被廣泛接受的定義。值得注意的是，《多蘭醫學詞典》(Dorland’s Medical Dictionary)中沒有「心理衛生」(mental health)一詞，而《坎貝爾精神醫學詞典》(Campbell’s Dictionary of Psychiatry)則給了兩個釋義：一是作為「心理衛生」(mental hygiene)的同義詞，二是作為一種心理幸福(psychological wellbeing)狀態。《牛津英語詞典》將「心理衛生」(mental hygiene)定義為一套維護心理健康的措施，之後又將其視為一種狀態。儘管有這些字典式的概念，但越來越多的人將「心理衛生」(mental health)用作一門學科(例如，衛生部或衛生局的部門/科室，或大學的系)，幾乎完全取代了「心理衛生」(mental hygiene)(Bertolote, 2008)。
此外，鑑於「心理衛生」一詞的多義性，其與『精神醫學』(指研究、預防、診斷和治療精神障礙或疾病的醫學專科)之間的界限並不總是清晰明確。人們或多或少都在努力將「心理衛生」至少與『精神醫學』“區分”開來，至多將其作為“涵蓋”『精神醫學』的整體概念(Bertolote, 2008)。
經過半個世紀的「心理衛生」概念和近一個世紀前(1908年)的『心理衛生運動』(The mental hygiene movement)，一些進展顯而易見。更普遍而言，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健康」概念本身最近也受到了質疑；這個概念制定於半個世紀前，如今已被一些人認為不再適用於當前的情況(Saracci, 1997; Frenk et al., 1997)(轉引自Bertolote, 2008)。
整體而言，「心理健康」一詞既指一種狀態，一種「健康」維度(「健康」定義中的基本要素)，也指源自『心理衛生運動』的運動，該運動將『精神醫學』應用於群體、社區和社會，而非像『臨床精神醫學』那樣應用於“個體”。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許多人仍然將「心理衛生」視為一門學科，要麼將其視為『精神醫學』的同義詞，要麼將其視為『精神醫學』的補充領域之一(Bertolote, 2008)。
最近的趨勢是在「心理衛生」或『精神醫學』一詞前加上「公共」(public)這個限定詞，這可以從世界衛生組織題為《公共心理衛生》(Public mental health)的文件(WHO, 1996)或自1989年以來在西班牙出版的名為《公共精神醫學》(Psiquiatría Pública)的期刊中看出。這與將「心理衛生」視為一種“運動”而非一門學科的理念非常吻合(轉引自Bertolote, 2008)。
2001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將年度報告(《心理衛生：新知識，新希望》)特別探討了心理健康議題(WHO, 2001)。同年，『世界健康日』的主題是“停止排斥—敢於關懷”，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政治宣言。在WHO秘書長致詞中，葛羅·布倫特蘭德(Gro Brundtland)總結了該報告涵蓋的三大主要知識領域：(1)預防和處遇的「功效」(effectiveness)；(2)服務規劃和提供；(3)消除污名化和歧視的政策以及充足的預防和處遇經費。如果考慮到20世紀初和21世紀之間的語義差異，那麼『心理衛生運動』起源所關注的問題，同樣可以在《世界衛生報告》的「心理衛生」內容中找到。或許這兩個政治綱領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強調改善醫院照護(當時唯一的處遇方式)，而後者則強調將「心理衛生」與精神醫療院所保持距離，並將其置於「社區」之中(轉引自Bertolote, 2008)。
『公共心理衛生』的特徵
「心理健康」障礙患者通常需要藥物治療、心理治療和社會支持相結合的處遇方法。但是，如何解決可能導致這種障礙的「社會因素」？或如何從根本“預防”人口群中的精神障礙？『公共心理衛生』(Public Mental Health, PMH)領域的興起，就是旨在識別並解決影響「心理健康」的心理、生物和社會因素。PMH主要透過採取全面、全人的方法來理解、處遇和“預防”人口群中的精神和行為健康障礙，從而解答諸如此類的問題(Coulson, 2024)。
因此，『公共心理衛生』有以下幾大特徵(Coulson, 2024)：
一、PMH涵蓋的範圍遠不止於已被診斷的「心理健康」障礙
PMH研究人員和專業人士關注的不僅僅是焦慮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和憂鬱症等「心理健康」障礙。其研究「心理健康」和「幸福」(well-being)的許多不同領域，包括職場心理健康、全球心理健康、暴力、物質濫用、老化、學校心理健康介入、自閉症等議題。PMH的主題也貫穿人的「生命全程」(life span)，從產前發展到晚年。因此，能夠瞭解人們的實際情況，並在“預防”的不同階段滿足他們的需求，這才是PMH的關鍵所在。
二、PMH與臨床照護有所不同
雖然一些PMH專家擁有臨床背景和培訓，“但他們並不一定親自進行處遇”。不過，他們會與臨床專業者合作，共同解決『公共衛生』議題。在臨床情境中，“你可能會專注於個別化處遇或藥物的「功效」(effectiveness)，以及處理現有的「心理健康」障礙，例如憂鬱症或焦慮症”。而PMH專家則會研究可能導致「心理健康」障礙發展的因素，例如「家庭、社區和學校…以及政策或獲取服務/資源的可近性」。PMH專家會制定介入措施來解決這些因素，從而“預防”「心理健康」障礙的發生；同時，其他PMH專家可能會與政策制定者合作，確保這些介入措施(以「心理健康」方案和服務的形式)獲得資金支持並惠及“所有人”。例如，致力於進行大量以「學校」為基礎的介入措施。“他們可能會實施一項面向所有學生的全校性方案，無論學生是否有症狀，都能為其提供額外的資源”，這樣學生們就能避免日後出現「心理健康」問題。從發現問題到發展和實施方案，所有這些都屬於PMH的範疇。
三、PMH介入措施可以產生持久甚至世代影響
「良好行為遊戲」(Good Behavior Game, GBG)(Wilcox et al., 2022)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項以「學校」為基礎的介入措施最初於1980年代在小學一年級學生中實施。GBG是一種「課堂行為管理」方法，旨在獎勵學生在課堂上正向的課堂行為。Kellam等(1994)研究發現，GBG不僅在短期內能顯著減少攻擊性行為，而且隨著孩子們步入成年，影響也更加深遠。例如，“當他們20多歲時，Kellam等(2011)更發現GBG對他們的暴力行為、物質濫用以及其他一系列心理和行為健康問題都產生了正向影響”。如今，研究人員正在對最初參與者的子女進行研究，以檢驗GBG的影響是否能夠代代相傳。
四、PMH是一項持續不斷的努力
PMH領域的研究人員和實務工作者進行調查，監測心理和行為健康方面的人口群趨勢——例如某些診斷診斷(病症)的增加或暴力事件的上升——並找出問題所在、受影響的群體以及需要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例如，在新冠疫情(COVID-19)期間，他們看到“所有人”的「心理健康」狀況都在惡化，尤其是在年輕人中——自殺率上升了(Yard et al., 2021)。而且在此期間，物質濫用情況也發生了變化。
許多「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在學術機構工作，但也可以在「RTI國際」(前身為美國三角研究所)和「Child Trends」(兒童趨勢)等研究機構，或「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和「美國物質濫用暨心理健康服務部」(SAMHSA)等政府機構找到他們的身影。他們也與政策制定者合作，或在地方衛生部門和非營利組織等「社區」層級開展工作。因此，“他們無所不在，因為PMH是『公共衛生』的一部分”、 “凡是『公共衛生』專業人員工作的地方，都有PMH專業人員的身影”。
六、PMH強調「公平」(equity)
「心理健康」在許多不同群體中仍然受到“污名化”，這會阻礙人們獲得預防、介入或服務。另一個障礙是費用—包括醫療保險費用和預防方案實施經費。如果人們居住在較偏遠的地區(如鄉村)，交通也可能成為障礙。
因此，PMH致力於透過開發能夠惠及「弱勢群體」的介入措施來消除這些障礙。例如，PMH的一項名為『常見要素處遇方法』(Common Elements Treatment Approach, CETA)的方案，旨在培訓“未接受過”相關「心理健康」專業訓練的人員，使其能夠為處於「危機」中的人們提供“諮商”服務。此外，PMH專業人員也積極倡導各級政府制定相關政策，使「預防」和「介入」措施更加普及。
七、PMH在實際應用上是什麼樣的？
PMH專業人員參與多項研究項目，其中包括『壓力時代的韌性』(RISE)巴爾的摩計畫。該計畫將對巴爾的摩市的一群年輕人進行為期四年的追蹤調查，透過問卷調查和訪談，瞭解不同種族相關的壓力源和創傷如何長期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此外，也有人參與在研究警察暴力和警民互動如何影響巴爾的摩和西維吉尼亞州鄉村地區年輕人的心理健康和福祉。“這類研究大多在城市地區開展，所以對城市的情況非常了解”、“但對鄉村地區針對年輕人的警務工作方式以及可能產生的不同影響卻知之甚少”。
『公共心理衛生』的重要性
『公共心理衛生』領域從「群體」層面探討「心理健康」議題。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需要採取『公共衛生』方法來減輕「心理健康」問題的負擔(Wahlbeck, 2015)。
沒有公共心理健康就沒有健康
世界衛生組織(WHO)認為，「心理健康」不僅僅是沒有疾病，而是一種「幸福」(well-being)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個體能夠認識到自身的“能力”，能夠應對正常的生活壓力，能夠高效地工作，並能夠為社會做出貢獻(WHO, 2013)。因此，『公共心理衛生』不僅關注人口群中精神障礙的發生率和預防，還包括「心理健康促進」(Mental health promotion)和提升「幸福感」(Jané-Llopis et al., 2011)。『公共心理衛生』涵蓋了「正向心理健康」(Positive mental health)和「心理健康」問題的體驗、發生、分佈和發展軌跡及其決定因素；「心理健康」的促進和精神障礙的預防；以及「心理健康」系統的政策、治理和組織(轉引自Wahlbeck, 2015)。
2021年12月，世界衛生組織(WHO)在瑞士召開第10屆『全球健康促進會議』，有來自149個國家5000多名代表參加。會後，並發表首版的《日內瓦幸福憲章》，呼籲各會員國盡速創建可持續性的“幸福社會”，提及採用大膽的政策和變革性措施，似乎與「幸福經濟」模式具有共同特徵，須以“超越GDP”衡量成功的新指標，重新安排公共支出的重點優先事項。此舉將影響世界各地龐大的『公共衛生』社群和機構的對話與觀念(Barrington-Leigh, 2022; WHO, 2021)。2022年9月，世界衛生組織接續舉辦『實現幸福社會』線上研討會，為《日內瓦幸福憲章》提出相關重大變革的議程與未來前進的道路(WHO, 2022)(轉引自周才忠，2024)。
儘管「心理健康」議題影響深遠，但在『公共衛生』議程上長期被忽視。為了成功地將這些議題納入政治議程，一種新的方法在1990年代主要在歐洲發展起來。這種方法既沒有將精神障礙的高盛行率作為切入點，也沒有將精神醫療資源的匱乏作為切入點。相反，它強調「心理健康」是『公共衛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並且對各國及其人力、社會和經濟資本有重大影響。其目標是將「心理健康」從『精神病學』領域內的專業、組織甚至政治孤立狀態提升到更廣泛的『公共衛生』領域，並將焦點從“個體”轉移到「群體」層面，使「心理健康」成為“每個人”都關心的問題(Wahlbeck, 2011)(轉引自Wahlbeck, 2015)。
現在普遍認為，「心理健康」的基礎在生命早期，甚至在產前就已經奠定(Goodman et al., 2011)。營養不良、懷孕接觸有毒物質(例如酒精)、分娩創傷、產後憂鬱、父母疏忽、身體和性虐待以及其他形式的創傷和缺乏刺激都會影響兒童的認知發展和社會情緒「幸福」(Norman et al., 2012)。在人生的後期，社會關係對於促進「幸福感」和緩衝「心理不健康」(mental ill-health)狀況至關重要(Nyqvist et al., 2013; Oksanen et al., 2010)(轉引自Wahlbeck, 2015)。
影響「心理健康」的個人、家庭和社會因素往往存在於“非衛生”政策領域，例如社會政策、教育和都市規劃。因此，『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cies)的方法(McQueen et al., 2012)應運而生，該方法旨在關注“所有政策”領域中影響全體人口群「心理健康」的因素，涵蓋衛生部門以外的其他領域，並強調「心理健康」與生產力之間的聯繫(Jenkins & Minoletti, 2013)。這種方法構成了許多現代「心理健康政策」(Mental health policy)文件的基礎(轉引自Wahlbeck, 2015)。
「心理健康政策」的目的是用來建構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口的「心理健康」程度(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因此，各級政府落實相關政策的狀況與其提供服務的方向也是衡量該國「心理健康政策」發展的重要指標。以澳洲為例，除了聯邦政府推動分期的『國家心理健康計畫』，其州政府層級也規劃出相關政策或服務計畫。例如新南威爾斯州政府就分別提出2005年『更佳心理健康的跨機構行動計畫』、2006年『心理健康新方向』、2006~2010年『原住民心理健康與幸福政策』、2007~2012年『社區心理健康策略：從預防、早期介入到復原』、2008~2012年『多元文化心理健康計畫』、2009年『投資一個更美好未來計畫』等(Hunter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2010)。另外，紐西蘭第二期的『心理健康十年計畫』的內容也是值得參考的，其包含有「促進與預防」、「建立心理衛生服務」、「立即性的服務」、「心理復原的人力與文化」、「原住民的心理健康」、「基層保健照護」、「成癮防治」、「心理復原的經費機制」、「透明與信任度」、「群體合作」等十大面向(Ministry of Health, 2005；Mental Health Commission, 2004)。由以上國家的發展趨勢來看，未來聚焦在「群體介入」、「心理健康促進」、「多元文化觀點」與「復原」(recovery)等幾個政策與服務方向的可能性大增，我國是否也要納入如此的「心理衛生政策」之思維，值得政策決定者考量(轉引自陳嘉鳳，2010)。
導致「心理健康」問題和自殺的主要“個人”相關「社會經濟風險因素」包括貧窮、教育程度低、失業、高負債、社會孤立和重大生活事件(Lund et al., 2010; Reiss, 2013; Fryers et al., 2003)。促進弱勢群體「心理健康」並減少「心理健康」不平等的行動是『公共心理衛生』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Richter et al., 2010)(轉引自Wahlbeck, 2015)。
『公共心理衛生』的核心概念
在接受專業培訓的過程，我們當中有多少人曾思考『公共衛生』如何能成為預防「心理衛生」問題的基石？對大多數人來說，重點在於診斷和治療，而從人口群層面進行「初級預防」(Primary prevention)的可能性並不在我們考慮之列。然而，如果我們從吸菸的經驗中學到什麼，那就是改善「健康」最有效的策略是先“預防”疾病的發生。我們能否將這種思路應用於精神疾病呢(Cotter, 2023)？
一、預防悖論
1985年，英國著名流行病學家-杰弗里‧羅斯(Geoffrey Rose)描述了『預防悖論』(Prevention paradox)，即旨在改善特定人群「健康」狀況的針對性措施，其效果不如影響全體人口群的普遍性措施。他的想法是：「大量處於低風險的人可能會比少數處於高風險的人產生更多的病例，故改變「風險因素」的“全人口”分佈比針對高風險族群更佳」(Rose, 2008)。當某種現象在人群中廣泛分佈時，例如精神疾病，中低風險族群的盛行率將“高於”少數最高風險族群(Rose, 1992)。
人生就像一條鐘形曲線。人口的許多屬性呈現鐘形曲線分佈，平均值位於中心，隨著距離中心越遠，人數就越少。例如身高，曲線兩端是極高或極矮的少數人。這種模式在整個自然界中都有發現，是『生物學』、『醫學』和『公共衛生』領域最重要的概念之一。鐘形曲線對於『公共衛生』工作至關重要，例如我們知道超重或肥胖會增加糖尿病的風險。這就是羅斯提出的『預防悖論』。他指出，雖然鐘形曲線一端的人患病風險較高，但中度或低風險族群的盛行率更高。這是因為這些類別的人數要多得多。因此，最好嘗試稍微改變(*移動)一下整個人口的曲線(Hancock, 2019)。
此「人口群的鐘形曲線移動效應」在『公共心理衛生』介入上的成功實例，是挪威奧斯陸大學心理系『健康心理學』榮譽教授-阿恩·霍爾特(Arne Holte)的2024年最新研究結果顯示，如果我們能夠將整個人口向左移動“0.3個”標準差，即他們的心理變得更加健康，我們也許能夠將最高風險群體的盛行率"減半"。
精神障礙患者在“75歲之前”死亡的可能性是無精神障礙者的“4.5倍”，相當於「平均壽命」縮短約15~20年(Byrne, 2023)。羅斯的『預防悖論』表明，我們需要在人口群層面採取行動，以優化『公共衛生』領域的「初級預防」。讓我們運用這項知識，將其應用於『公共心理衛生』領域，從而改善子孫後代的『公共衛生』。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雙贏之舉(Cotter, 2023)。
二、健康影響金字塔
如果波特的『醫療保健價值』公式應用在『公共衛生』領域上更具說服力，因為它與我們對人口群的「健康」和「心理健康」相關理解不謀而合。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前主任-湯姆·弗里登的研究最能說明當前這種不平衡的現況。他(Frieden, 2010)運用其『健康影響金字塔』理論區分了對人口群影響大的醫療投資和影響小的醫療投資。乾淨的水源、大規模免疫接種、更好的教育和更安全的社區比任何其他藥物更能改善人口健康。更重要的是，加大對這些高影響「社會經濟」健康領域的投入，能夠幫助個人做出更「健康」的選擇。然而，我們過多的醫療投資卻集中在“影響小”的領域，例如“昂貴”的「臨床」和“一對一”的「治療」服務。就「群體健康」而言，我們一直把錢投在了錯誤的領域(即影響較小的領域)，但我們社會的主要疾病負擔源自於「社會因素」。套用世界聞名流行病學家-麥可·馬穆的話來說，“如果我們想讓病人康復，就需要讓我們的「社區」健康，這意味著要解決疾病的「社會決定因素」”(Marmot & Wilkinson, 2005)(轉引自Lucey, 2023)。
三、心理健康和幸福的生態模式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根據俄裔美籍著名心理學家-尤里·布朗芬布倫納(Urie Bronfenbrenner) 在1970年代創建的「社會生態模式」，於2022年初步發展出新的『心理健康與幸福生態模式』。此清楚說明了影響「心理健康」和「幸福」的因素，來自個人、關係、組織、社區、政策與社會六大層面，並完整考量到全人與生命全程(life span)各個「心理健康」的向度(Michaels et al., 2022)。
透過這種新模式的完整呈現，讓我們從中發現：
- 必須辨識到所有脈絡、系統與環境對個人和家庭的影響，才能完全理解/支持個人和家庭的「心理健康」及「幸福」發展。
- 此「社會生態模式」有助將「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的窄化界定，從個人問題轉變為其他社會和環境責任的影響層面。
- 此「社會生態模式」有助將只聚焦精神疾病的專家觀點，轉向到如何有效促進「全民心理健康與幸福感」。甚至，提升至「心盛」(flourishing)的最高境界。
我們如何運用此「社會生態模式」在相關政策規劃或短中長期的行動方案呢？
- 促進能支持「心理健康」發展的『個人和家庭解決方案』(*自我效能感)。
- 學習和教導他人如何壓力管理和因應逆境。
- 提供健康教育方案以支持親子/照顧者與子女的關係。
- 促進家庭、鄰居、員工等之間的社會聯繫。
- 擴展學校中兒童青少年的正向發展。
- 增加技巧學習方式，以提升適應力、因應與復原力/韌性。
- 整合各級政府的「心理健康」“預防/促進”工作。
- 支持在地社區共同創造解決方案，並發揮積極作用。
- 增加跨單位/機構之間的協作關係，以強化服務的覆蓋率、接近性和轉介流程，以實現更綜合性、更全面性的服務模式。
- 利用服務提供者關鍵角色，來擴展“自然”的社會支持系統。
- 資助「心理健康促進」研究和社區支持服務。
- 促進公平的資源分配。
四、預防vs.促進
五、上游觀點
六、比例的普遍主義
『公共心理衛生』領域正處十字路口
2023年，《愛爾蘭心理醫學期刊》(Irish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Medicine)第40期的專題即為『公共心理衛生』。其中一篇論文作者(James Lucey)指出，我們正處於『精神醫學』和「醫療照護」的十字路口，需要考慮醫療體系的可持續性，同時也要支持『公共衛生』方法。這些方法可能會將經費轉移到「初級預防」和「次級預防」(Secondary prevention)上——但他質疑，我們是否獲得了公眾和政治層面的支持？事實上，「心理衛生」專業人士是否支持這種方法？我們又該如何投資“有限”的「心理衛生」經費呢(轉引自Cotter, 2023)？
『公共心理衛生』涵蓋「心理健康促進」、精神障礙和自殺預防、減少「心理健康」不平等以及「心理健康」服務提供的治理和組織。儘管精神和行為障礙導致的疾病負擔日益加重，但『公共衛生』領域對「心理健康」的全面影響仍未被充分認識。現代 『公共心理衛生』政策旨在透過在“所有”公共政策領域解決「心理健康」決定因素來改善心理社會(psychosocial)健康。由於精神障礙的「污名化」是一種普遍現象，它阻礙了人們尋求協助和醫療保健服務的發展，因此這是 『公共心理衛生』行動的核心問題(Wahlbeck, 2015)。
近年來，人們對促「正向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越來越感興趣。一些有效的方案已經開發出來，用於在家庭、學校和職場等日常環境中促進「心理健康」。新的證據表明，許多精神障礙和自殺可以透過『公共心理衛生』介入措施來預防。現有證據支持以“群體”為單位的方法，而不是以“高危險群”為單位的方法。『公共心理衛生』強調初級保健在向人口群提供「心理健康」服務方面的作用。以「群體」為基礎的「心理健康」介入措施擁有令人信服的證據基礎，因此需要採取「行動」將證據轉化為實踐(Wahlbeck, 2015)。
雖然『公共心理衛生』領域日趨成熟，並日益被公認為『公共衛生』和「心理健康」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許多國家在培訓機會和研究活動方面仍有重大不足之處。近期一項歐洲調查顯示，儘管欠發達國家有龐大需求，但『公共心理衛生』研究主要集中在“最富裕”的國家(Forsman et al., 2014)(轉引自Wahlbeck, 2015)。
近期一項關於『公共心理衛生』研究需求的專家共識聲明((Forsman et al., 2014))強調，在規劃未來的研究行動和策略時，應優先考慮「正向心理健康」和「保護因素」。此外，為了更好地理解「心理健康」的複雜性，需要採用“跨學科”視角；同時，『公共心理衛生』研究的理論基礎，包括概念定義和框架，也應在相關領域的所有研究倡議中加強(轉引自Wahlbeck, 2015)。
『公共心理衛生』研究領域仍面臨許多挑戰，包括如何識別貫穿「生命全程」的「心理健康」相關風險因素、保護因素和「韌性」(resilience)因素，以及如何開發和實施有效且“循證”(evidence-based)的『公共心理衛生』介入措施。然而，總括來說，『公共心理衛生』介入措施的證據基礎是令人信服的，現在正是將知識轉化為「行動」的良機(轉引自Wahlbeck, 2015)。
此外，新冠疫情(COVID-19)(Ashton, 2023)和氣候變遷(Power et al., 2023)等緊急情況相關的風險以及大麻使用(Johnson-Fergusson et al., 2023)、社群媒體(Scully et al., 2023)和其他線上活動(Lonergan et al., 2023)等問題，顯然人口群層面的『公共心理衛生』正面臨日益嚴峻的諸多挑戰(轉引自Cotter, 2023)。
因應未來挑戰的不同方法
從「安適運動」中汲取寶貴經驗
希望如今那些批評「醫療綜合體」(The medical complex)(Breggin, 2007)的人士，在談到「群體健康」時，不會像對待「醫療綜合體」那樣持反對態度，即便他們仍然對醫療機構的動機抱有懷疑。有些人仍然認為醫療產業腐敗，並且仍在質疑「醫學是否真的可以治癒？」(O’Mahony, 2019)(轉引自Lucey, 2023)。
『公共衛生』和「心理衛生」領域可以攜手應對這項挑戰。在疫情期間或之後，無論是在政策制定或服務發展中，我們都不能忽視「心理衛生」。疫情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後果很可能導致對「心理衛生」服務的需求進一步增加(Lucey, 2023)。
我們需要與醫療保健領域的所有“利害關係人”加強溝通，以維持公眾對疫苗接種和免疫方案的支持，並為應對未來可能對「群體健康」和醫療系統造成的更大衝擊做好準備(Lucey, 2023)。
我們可以先承認傳統「疾病」醫療模式的失敗，然後擁抱日益增長的「安適」(Wellness)相關『大眾科學』運動，認識到圍繞我們的環境危害、改善飲食、運動和自我照護的需求(Lucey, 2021)。『公共衛生』和「心理衛生」數據已經表明，我們需要在生活中尋求更大的“平衡”。我們更廣泛地倡導「安適」概念，難道不會削弱大眾對治療和預防嚴重慢性精神疾病的支持嗎？「群體健康」的『科學』並不反對傳統醫療保健的批評者。作為「群體健康」的倡導者，我們可以向大眾證明，疾病是可以治癒的，公眾的信任是可以重建的(轉引自Lucey, 2023)。
在21世紀，我們需要更充分地相互合作，將「健康」投資轉向更優質的『公共衛生』和「心理衛生」服務。這不僅是經濟上的必然選擇，也是一項治療上的責任，更是確保大眾對醫療保健信心在未來世紀得以恢復和維持的第一步(Lucey, 2023)。
“我們何時才能汲取教訓？”
(美國民歌歌手-皮特·西格創作，1961)
每個問題都引出下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又回到了開頭
因此，強化了這樣一個理念：
除非人們從過去汲取教訓
否則這個循環將會重演~~
一個所有人都能擁有良好心理健康的世界
並非我們所處的世界
但只要擁有正確的願景、倡議者和堅定的承諾
它就能觸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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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心理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I)：一盎司的預防勝過一磅的治療─「心理衛生」的歷史觀點 (2025.4.26)
- 《『預防心理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II)：「心理衛生預防」的上游思維 (2025.4.29)
- 《『預防心理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III)：心理衛生「初級預防」和「心理健康促進」的定義與區別、「初級預防公式」、「初級預防」六何分析、「構形方程式」和相對應「初級預防」方法 (2025.4.30)
- 《『預防心理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IV)：將人民心理健康和快樂幸福的整體鐘形分配，往正面的方向移動，臺灣該是時候了！！ (2025.5.2)
- 《『預防心理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V)：『心理學』如何實踐「群體健康」？我們需要用更廣闊視角重新審視熟悉的傳統服務模式，並將重點放在「預防」上，以擴大專業的影響力 (2025.10.25)
- 預防心理學領域的新未來 (2011.5.24/2015.8.31)
- 陳嘉鳳、周才忠 (2011)。「社區諮商典範在台灣的轉移與失落」。輔導季刊，47卷，4期，40-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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