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9日 星期日

《獻給永不輸給風雨的臺灣》專輯(XII)：「心理急救」服務的演進和功效─「危」vs.「機」、「危機」的定義和特性、「危機處置」服務的沿革、危機處置vs.長期心理諮商及治療、危機工作者的正負影響和有效特質、「心理急救」的定義和服務演進、「心理急救」的功效

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5/11/9)

      英文的「crisis」在中文裡的意思是危險與機會。「危機」是自然的生活現象與生命必經過程，如果沒有「危機」存在，人類的進展是不可能如此讓人驚訝的。個人利用了此「機會」，「介入」可以幫助播下自我成長和自我實現的種子。例如，「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起源於二戰期間應對士兵心理困擾的措施，並美國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獲得廣泛應用。然而，「心理急救」缺乏其實施和效果的證據一直是一個關鍵問題。值得本文來加以探究，包括「危」vs.「機」、「危機」的定義和特性、「危機處置」服務的沿革、危機處置vs.長期心理諮商及治療、危機工作者的正負影響和有效特質、「心理急救」的定義和服務演進、「心理急救」的功效等內容。據報載，國內主管機關已引進澳洲『心理健康急救方案』，並初步規劃最快明年底前讓1500名「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人員取得急救員資格。鑑往知來，沒有主要效果還是效果嗎？或者，我們要相信“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呢？

「危」vs.「機」

       古希臘語的「krisis」意謂一個決定性的關頭或轉折點；英文的「crisis」在中文裡的意思是危險(danger)與機會(opportunity)。換言之，在不同的文化裡「危機都代表著其可能也是轉機」。「危機」是“個人在面對一個既無法逃脫，且利用現有的問題解決資源又無法解決危急事件時所經驗的一段短暫心理不平衡(disequilibrium)時期”，而且是自然的生活現象與生命必經過程，如果沒有危機存在，人類的進展是不可能如此讓人驚訝的(Heller, Price, Reinharz, Riger, Wandersman & D’Aunno, 1984；Hershenson, Power & Waldo, 2003； Kanel, 2003； James & Gilliland, 2004；Myer & James, 2005；陳嘉鳳，2004)(轉引自陳嘉鳳等，2005)。因為個人利用了此「機會」，「介入」可以幫助播下自我成長和自我實現的種子(Brammer, 1985)(轉引自James & Gilliland, 2005)。

       人們可以以三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來對「危機」做出反應。在理想情況下，許多人可以自己有效地因應「危機」，並從經驗中發展「力量」。他們以“正向”的方式改變和成長，從「危機」中走出來，更加強大，更加有同情心。其他人似乎在「危機」中倖存下來，但有效地封鎖了意識的傷害性影響，只是他們的餘生中，這種影響以“無數種”方式在困擾他們。然而，其他人在「危機」開始時即產生心理崩潰，並清楚地表明，除非得到立即和密集的協助，否則他們的生活無法走得更遠(James & Gilliland, 2005)。

「危機」事件對『生態系統』的複雜影響

      「危機」並不簡單；它複雜且難以理解，它違背了“因果關係”的描述(Brammer, 1985; Kliman, 1978)。因為引發「危機」事件的症狀變成了糾結的網，縱橫交錯在個人的所有環境。當一個事件達到爆發點時，可能會出現如此多的複雜問題，以至於「危機工作者」必須直接介入各個領域。此外，處於「危機」中的人的環境強烈影響了處理「危機」的難易程度。家庭、個人、合作夥伴、機構和員工都可能直接影響問題的解決與恢復穩定。當大量人們同時受到「危機」的影響時，一個鄰里、社區、地理區域或國家的整個『生態系統』可能需要「介入」。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不久，美國就產生了這種全國性『生態危機』的一個嚴峻且全球性的例子(Bass & Yep, 2002; Pyszczynski et al., 2003)(轉引自James & Gilliland, 2005)。

成長和改變的種子

      在伴隨著「危機」的“不平衡”狀態中，焦慮總是存在的，它的不適感為“改變”提供動力(Janosik, 1984)。通常，焦慮必須達到沸點，然後人們才準備好承認問題已經失控。要證實這項說法，只要看看物質濫用者就知道了。例如，如果等待太久，物質濫用者可能會變得如此根深蒂固，已至於他或她可能需要一把治療性千斤頂來將成癮分解成可控制的碎片。然而，即使在這裡，也可能達到一個“改變”的門檻，儘管處於最後的絕望狀態，物質濫用者最終將屈服於必須“做點什麼”的事實(轉引自James & Gilliland, 2005)。

沒有“萬能藥丸”或“快速修復”這檔事

       處於「危機」中的人通常可以透過各種形式的「介入」來提供協助，其中一些被描述為「短期治療」(Brief therapy)(Cormier & Hackney, 1987)。然而，對於持續時間長的問題，很少能獲得“快速修復”。案主處於嚴重「危機」中的許多問題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案主首先尋求“快速修復”，通常透過“藥丸”。這樣的「修復」方式可能會使劇烈的反應平靜下來，但不會改變煽動性的刺激，因此「危機」更加深了(轉引自James & Gilliland, 2005)。

做出「選擇」的必要性

        “生活”是一個相互關聯的「危機」和「挑戰」的過程，我們是否要面對，是否要選擇活下去(Carkhuff & Berenson, 1977)。在「危機」領域，“不選擇”是一種「選擇」，而這種「選擇」通常是負向的和破壞性的。“選擇”做某事至少包含著「成長」的種子，並讓一個人有機會設定目標和制定計畫，開始克服困境(轉引自James & Gilliland, 2005)。

普遍性和特質性

      不平衡或解構/混亂(Disorganization)伴隨著每一次「危機」，無論是「普遍性」(Universality)還是「特質性」(Idiosyncrasy)(Janosik, 1984)。「危機」是「普遍性」的，因為在正確的情況下，沒有人能倖免於崩潰。這也是「特質性」的，因為一個人可能成功克服的事情，另一個人可能無法克服，即使情況幾乎相同。而認為自己能夠免疫「精神」(psychic)的攻擊，能夠以穩定、沉著和精湛的方式處理任何「危機」，這種想法是愚蠢的。成千上萬的越戰和兩次波斯灣戰爭的“強硬”退伍軍人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他們透過退伍軍人醫院、退伍軍人中心和其他醫療設施進行了狀況的改善。這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當「危機」沸騰時，無論個人如何受到心理創傷，個人因應機制都可能發生解構/混亂、不平衡、不知所措和分裂(轉引自James & Gilliland, 2005)。

「危機」的定義和特性 

「危機」的定義

       James和Gilliland(2004)回顧相關文獻對「危機」的定義如下(轉引自陳嘉鳳等，2005)：

  1. 人們處在「危機」狀態，主要是由於面臨一個影響生活目標且無法藉由慣用的策略來解決或克服之重大阻礙。
  2. 導致「危機」的結果，乃是受到生活目標阻礙的人們相信其無法透過慣用的選擇與行為來克服問題。
  3. 「危機」之所以是「危機」，導因於人們不知道如何去處理這個情境。
  4. 「危機」是一個人遭遇到困難，或使人處在停滯不前(immobilize)的情境而無法知覺生活的控制感。
  5. 「危機」是一種處於解構的狀態，人們面臨在重要生活目標上的挫折，或是生命階段中無法因應壓力的嚴重崩潰。

      另外，還有其他學者所談到的一些有關「危機」的定義(轉引自陳嘉鳳等，2005)：

  1. 「危機」是一個嚴重壓力下的轉化情境，進而促使人們崩解與無法有效發揮正常功能(Thompson, 2004)。
  2. 「危機」是一個短暫的混亂與崩解狀態，主要是由於人們無法使用其習慣的問題解決方法去因應一個特定的情境(Potter, Stevens & LaBerteaux, 2003；Collins & Collins, 2005)。
  3. 「危機」是一個人生命中的緊要關頭，為當其處理人世生活的正常方法突遭阻斷。個人「危機」可能源自生活的突遭改變與諸多問題的結合(Lewis et al., 2003)。

「危機」的特性

      「危機」事件若進一步的分析，實具有以下之特性(James & Gilliland, 2004；陳嘉鳳，2004)(轉引自陳嘉鳳等，2005)：

  1. 是自然的生活現象與生命的必經過程，並不一定是情緒困擾或精神疾病。
  2. 由特殊事件所引發。
  3. 有相當的個別性。
  4. 會引發強烈的情緒、認知與行為反應。
  5. 是短暫的。
  6. 處理的方式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無效的。
  7. 複雜的成因，因此需要不同層次的「介入」。
  8. 是危險的狀況，但也是成長的機會。

「危機處置」服務的沿革 

※圖片來源：「Boston Fire Historical Society」網站

      1942年，波士頓Cocoanut Grove的一家夜總會發生大火，死傷慘重，隨後Erich Lindemann 在1944年針對當時的生還者與受難者家屬所做的研究中發現，在事件發生後是一個關鍵的時刻，此時期的悲傷狀態能否順利解決，將會影響到以後的適應狀況。此外，1964年Gerald Caplan亦指出，有時限(time-limited)的特定危機事件將會妨害到人們日常生活問題的解決功能。這些看法就成為「社區危機處置」是必須提供的服務之理論基礎(Slaikeu, 1990； Fairchild, 1997； Janosik, 1994；Kanel, 2003； Echterling, Presbury & McKee, 2005)。因此，Lindemann與Caplan被公認為是危機理論的主要先驅及建立者，他們皆強調於危機是情境性與發展性的，而非病理性的本質(James & Gilliland, 2004)(轉引自陳嘉鳳等，2005)。

     「危機處置服務」(Crisis Intervention Services)最早起源於1902年舊金山的自殺熱線(hotlines)與1906年紐約市的全國拯救生命聯盟(National Save a Life League)。1963年，美國國會通過《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法案》，「危機處置」熱線與服務被列為是必要的五項服務之一。到了1970年代中葉，全國已有超過700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設有「危機處置」部門(Roberts, 1995； Sandoval, 2002； Collins & Collins, 2005)。近年來，美國相繼發生重大的恐怖或危機事件，例如紐約世貿中心與國防部五角大廈的911恐怖攻擊、華盛頓特區受狙擊攻擊、奧克拉荷馬市聯邦大樓爆炸、科倫拜(Columbine)高中槍擊悲劇事件等。這些眾多傷亡與駭人聽聞事件使得各界高度覺察到「危機處置服務」的需求，以及開始關注「危機」事件對個人的心理影響(Thompson, 2004； Gladding & Newsome, 2004； Myer & James, 2005； Collins & Collins, 2005)(轉引自陳嘉鳳等，2005)。

 危機處置vs.長期心理諮商及治療 

     「危機處置」是很多從事「長期心理諮商及治療」(long-term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工作的專業人員會同時兼顧的工作。因此很多專業人員會用傳統「心理諮商與治療」的方式來處理「危機」狀況。這往往就是挫折的開始，因為「危機處置」和「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其實是不同的(如下表所示)(轉引自陳嘉鳳等，2005)。

      「危機處置」模式中的「問題定義」、「尋找可能解決途徑」、「處置計畫涉及非常寬廣的範圍」、「較方法學的」、「依持續循環回饋來確定處置的成效」等是完全不同於「長期心理諮商及治療」的。「危機處置」亦沒有像「長期心理諮商及治療」，有充分介入時間，其是較偏向問題觀點的，例如「危機處置」的「探索問題」、「尋找可能解決途徑」、「處置計畫與執行」等皆有其迫切性與時間限制的。通常「長期心理諮商及治療」的期程為固定每週一次進行，但在「危機處置」中則是被壓縮到半小時到兩小時之內完成。另外，「長期心理諮商及治療」需要較多的背景探索，以提供諮商或治療師深入瞭解個案整個內在的動力過程(dynamics)，並且在處遇計畫中併入了心理教育過程，以尋求改變個案長期固著與壓抑的思考、感覺與行為等模式，諮商或治療師也視廣泛的人格改變為處遇計畫的必要部分(陳嘉鳳等，2005)。

       總之，「長期心理諮商及治療」模式是非常具有期約性(dates)、心理分析、綜合與折衷(eclectic)的系統。但是典型的「危機工作者」則開始就將處置的範圍縮小到個案目前所面臨的危機情境上，迅速地覺察及判定「危機」個案先前的因應技巧與可用的環境資源，並將個案目前的情況列為權宜性(stopgap)的測量方式，以爭取時效與些微穩定個案的失控情況，「危機工作者」也只有在個案恢復到「危機」發生前的功能程度時，才會視需要試圖去改變個案的性格(James & Gilliland, 2004)(轉引自陳嘉鳳等，2005)。

 危機工作者的正負影響和有效特質 

      「危機處置」工作對於助人工作者而言，是個很大的挑戰。因此，很多實務工作者對此工作往往亦有很多的焦慮。事實上，「危機處置」的工作對於從事此份工作的人而言，會有很多層面的影響，而其影響可能有正面的，也可能有負面的。因此，值得未來有可能從事此類工作的助人者事先有所瞭解的(陳嘉鳳等，2005)。

一、個人身心方面：

  1. 正向影響：提升自我概念、因應能力、控制感、價值感、問題解決技巧、人際連結度、環境適應的能力等。
  2. 負向影響：身體疲憊(可達3~4天)、心力耗損、注意力不集中、自責(疏失或犯錯時)、冷漠、煩躁、難過、孤立、影像重現(flashbacks)、頭痛、失眠、陷入個案狀況、不停地忙碌工作、企盼獨處等。

二、生命意義方面：

  1. 正向影響：重新思索生命與存在的意義、珍惜目前所擁有的人事物、立即著手完成或實現未竟事物、真正接納自我生命現況、更加關懷與投入社會問題的解決、社會孤立感降低(目睹諸多個案生命困境)、感恩他人的付出與對待、促發社會關懷力量、尊重每個生命存在的價值、用欣賞的角度來看待個體所展現的生命不同面貌等。
  2. 負向影響：知覺人是很脆弱的、知覺人的能力是有限並且無法改變其生活現狀的、自己有限的知能是無法幫助所有人或生命相關議題、自己無法接受死亡的真正來臨、懷疑助人工作的價值或有效性等。

三、個人或家庭生活方面：

  1. 正向影響：更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機會、體認自己對家人是重要支持角色與力量、包容家人有不同選擇的權利、接納原生家庭的現狀與環境等。
  2. 負向影響：不想講話、渴望獨處、不想與配偶心理或身體有所接觸、脾氣暴躁、衝突增加、不想解決原生家庭無法改變的問題等。

四、服務工作方面(*非單一全職於「危機處置」工作時)：

  1. 正向影響：強調工作程序與步驟、易聚焦在工作問題的解決、工作價值感提高、工作積極主動性增加、工作危機意識增加、建立團隊合作能力、不同單位的協調能力等。
  2. 負向影響：「危機處置」相關工作量增加、其他服務品質與效率減低、打亂日常職務之預定期程或進度、工作壓力大、突發離職意念等。

五、機構組織方面：

  1. 正向影響：社區與民眾的信賴感增加、地方首長與機構主管的肯定、提升機構的專業自主與地位、受助單位/機構的回饋與建立未來合作關係等。
  2. 負向影響：單位之間的協調問題與衝突增加、觸及政治與單位權責的敏感問題、破壞社區或學校原有的支持系統、增加社區或學校的社會壓力與反彈、各單位對機構「危機處置」的積極角色有過高期望、促使社區、民眾或其他單位對危機處置服務之濫用或依賴程度等。

       因此，從事「危機處置」的工作者若能培養自己以下的有效特質(James & Gilliland, 2004；陳嘉鳳，2004)，相信將會在「危機處置」工作中獲得較傳統「心理諮商與治療」工作更高的成就感(轉引自陳嘉鳳等，2005)：

  • 專業技巧：有效溝通的能力、建立良好關係的能力、評估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 正面的生活經驗。
  • 平衡的心態：不受危機影響，保持沉穩平靜。
  • 創造性和彈性。
  • 有活力、有組織、有方向、有系統的行動。
  • 能好好照顧自己。
  • 迅速的心理反應。
  • 堅持、樂觀、勇氣、現實取向、威脅之下還能平靜。
  • 相信人是有「韌性」克服不可能的環境的。
  • 可以犯錯，但是能從中有所成長。

 「心理急救」的定義和服務演進 

      「創傷性」事件是指個體經歷、目睹或面對的涉及實際或潛在死亡、嚴重傷害或自身或他人身體完整性受到威脅的事件(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諸如自然災害、重病和暴力等「創傷性」事件的發生頻率很高，『流行病學』數據顯示，至少70%的一般人群可能經歷過「創傷性」事件，平均一生中會經歷3.2次創傷(Benjet et al., 2016; Kessler et al., 2017)。雖然許多人能夠適應此類常見「創傷性」事件的後果，但有些人可能會出現持久的心理障礙，導致焦慮、憂鬱、物質濫用和其他功能障礙等一系列不良後果(Atwoli et al., 2015)。「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是創傷事件暴露後最常見的『心理病理學』後果，終生「盛行率」介於1.3%至22.8%之間(Karam et al., 2014)。這導致障礙率、失業率和過早死亡率上升，從而造成沉重的疾病負擔(Miller & Sadeh, 2014)。社會致力於「預防」和「早期介入」，以應對創傷暴露的高「盛行率」及其相關負擔(Dyregrov & Regel, 2012)。然而，儘管在制定「預防」策略和「治療」方法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由於識別高危險群、提供合適的治療以及消除諸如患者尋求「急性照護」時面臨的污名等重大障礙等複雜性，這些任務仍然充滿挑戰和困難(Bisson et al., 2021; Roberts et al., 2019)。目前，人們傾向於專注於第一步：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出現之前，提供及時的「早期介入」，以幫助受害者適應「創傷」(轉引自Wang et al., 2024)。

      「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 PFA)是一種初步的「心理社會支持」(psychosocial support)方法，旨在幫助遭受創傷的人們，包括提供資訊、安慰、實際協助，並在必要時轉介至專業服務機構(Ruzek et al., 2007; Vernberg et al., 2008)。「心理急救」起源於二戰期間應對士兵心理困擾的措施(Blain et al., 1945)，早期發展相對緩慢。隨著人們對災難和恐怖主義嚴重後果的認識不斷提高，尤其是在美國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人們重新開始關注「心理減壓」(Psychological debriefing)以外的其他方法，從而推動了「心理急救」的廣泛應用。近年來，「心理急救」方法不斷改進，以避免一些可能有害的因素，例如情緒宣洩(Shultz & Forbes, 2014)。近期PFA的進展採用了一種非規範性的方案，該方案以創傷和災難復原文獻以及專家共識中得出的五個基本要素為基礎，包括促進安全、平靜、自我效能感、聯繫和希望(Hobfoll et al., 2007)(轉引自Wang et al., 2024)。

     「心理急救」(Aguileria, 1997; Slaikeu, 1990)是一種“一階反應”(first-order response)措施，處理“所有”受影響的人，無論其參與程度如何。「心理急救」的組成部分是進行心理接觸、探索問題的面向、檢視可能的解決方案、獲得採取行動的協助以及提供後續服務(James & Gilliland, 2004)。「心理急救」(PFA)一詞在專業文獻中的意義一直模糊且複雜的(Remke & Schroder, 1993)。許多心理衛生專業人士對PFA的理解各不相同。例如，作為即時或早期心理支持的通用術語(Raphael, 2003)。有時，作者只是指出「它」(PFA)是必要的，而沒有定義什麼是「它」(Streufert, 2004)。Wilson、Raphael、Meldrum、Bedosky和Sigman(2000)順便提到了PFA，建議將其作為「身體急救」的一部分來教授。還有一些研究使用類似於PFA的術語。例如，Lundin(1994)討論了在『預防精神醫學』背景下減少「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策略，並實事求是地提到了「情緒急救」(Emotional first aid)(轉引自Jacobs & Meyer, 2006)

      因此，Jacobs和Meyer(2006)倡導對該術語達成共識，以期促進更清晰的溝通，並加速PFA的發展，包括對其「功效」(effectiveness)進行更有效的『科學』評估，以及改進其設計和實施方式。PFA類似「身體急救」(Physical first aid)的概念，其「急救」是指由“一般民眾”而非醫療專業人員提供的初步身體照護。在輕微的身體損傷情況下，「急救」可能足以滿足個人復原所需的照護。通常情況下，無需後續就醫。同樣，PFA是指由“一般民眾”而非心理健康專業人員為家人、朋友、鄰居和同事提供的基本“草根”(grassroots)心理支持。正如「身體急救」可以用於處理從輕微擦傷到嚴重創傷的各種傷情一樣，「心理急救」也可以用於為從日常生活中的輕微壓力到創傷性事件等各種經歷提供心理支持。就像「身體急救」教會參與者如何判斷傷勢是否需要專業醫療救治一樣，「心理急救」也教導醫護人員何時以及如何將病人轉介至專業的心理衛生機構。

 「心理急救」的功效 

       儘管直接的實徵證據有限，「心理急救」在災害減輕和極端「創傷事件」的不利影響方面的廣泛應用依然不減，並且已經發展出多種PFA模式和框架。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之間的合作重點在於推廣PFA作為大規模「創傷事件」後的“最少介入”(minimum intervention )措施。例如，聯合國機構間常設委員會(IASC)關於人道主義環境下『心理健康和心理社會支持』(MHPSS)的指南明確提及了PFA(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 2007)；此外，還制定了《PFA實施指南》，以促進對特定『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例如伊波拉病毒爆發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心理健康應對(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PFA的蓬勃發展可歸因於其廣受認可的優勢，包括其簡便性，只需極少的臨床知識即可進行培訓，使不具備心理衛生背景的一線「非專業人員」能夠及時提供支持；以及其靈活性，可以根據個人需求進行調整。「心理急救」的固有優勢使其成為一種首選方法，尤其對於那些經歷過各種「創傷事件」的人來說，它側重於提供初步因應措施，而不是將個體「病理化」，因此更能發揮作用。例如，PFA的應用範圍已擴展到為遭受身體傷害、無家可歸和犯罪被害的個人提供支持(Frankova et al., 2022; Shah et al., 2020; Varma et al., 2022)。目前的共識仍然支持將PFA作為支持經歷「創傷事件」後個人的第一步，同時也承認需要開發更有效的正式「預防介入」措施(Everly & Lating, 2021; NICE, 2018)(轉引自Wang et al., 2024)。

       然而，「心理急救」缺乏其實施和效果的證據仍然是一個關鍵問題。該領域的一項關鍵挑戰在於實施，包括眾多PFA模式、介入方案、計畫目標和預期結果，目前尚未達成共識(Shultz & Forbes, 2014)。同時，在「災難」和「群體創傷」脈絡下進行研究固有的複雜性進一步加劇了這一挑戰，往往優先考慮實用性而非嚴謹的「研究設計」和「結果評估」(outcome evaluation)(Church of Sweden, 2018)。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紅十字會先前委託進行的PFA評估得出結論，認為「沒有直接證據可以提出任何臨床建議」(Bisson & Lewis, 2009; Dieltjens et al., 2014; Fox et al., 2012)，最近發表的一項評估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Hermosilla et al., 2023)。其他人則試圖總結PFA訓練的「功效」的證據(Movahed et al., 2023; Wang et al., 2021)，然而所有這些努力尚未建立對PFA介入本身的全面理解(轉引自Wang et al., 2024)。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的四位學者(2024)曾以『整合性回顧分析』方法，探討「心理急救」介入措施的「功效」證據，以及PFA介入措施的設計、實施和應用。其檢索了MEDLINE、護理及相關健康文獻累積索引(CINAHL)、考科藍實證醫學資料庫(Cochrane Library)、PsychINFO、Embase、Web of Science、PILOTS和中國知網(中文版)資料庫。最終納入20項研究，這些研究來自4735筆記錄，並對其進行品質評價，隨後對「量化」和「質性」證據進行綜合分析。結果表明，「創傷性暴露」後的PFA介入在短期和中期能夠有效降低焦慮並促進適應性功能，但其在減輕「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憂鬱症狀方面的證據尚不充分。此外，不同PFA方法在組成部分和技術上的共通點往往與Hobfoll提出的五大要素中的四個相符：安全、平靜、自我效能感和聯繫(正如美國9/11恐怖攻擊事件的PFA方案所體現的那樣)，而「希望」要素則發展不足。這些共通點包括積極傾聽、放鬆/穩定、問題解決/實際幫助以及社會連結/轉介。「認知重建」(Cognitive reconstruction)等強化技術也被納入其中，從而強化了PFA的實施。PFA的形式、時機和持續時間存在顯著差異，加上實施和調整的「保真度」(fidelity)記錄不足，進一步限制了其總結PFA為「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s)的能力。這令在早期創傷應變中至關重要的第一線「非專業服務提供者」感到擔憂，儘管他們重視「心理急救」作為一種及時、支持性和實用性的方法，但仍反映在實施過程中面臨諸多挑戰(Wang et al., 2024)。

※圖片來源：「Access Europe」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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