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權評估』的沿革
『賦權評估』(Empowerment evaluation, EE)於1993年被引入『評估』領域(Fetterman，1993)，並首度成為當年「美國評估學會」(AEA)全國會議的主題。它已被應用於亞馬遜偏遠地區以及矽谷惠普(HP)公司總部。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噴射推進實驗室(NASA/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運用『賦權評估』向青少年普及火星探測器原型機的相關知識；南非的城鎮也運用『賦權評估』創建可持續性的「社區健康倡議」；美國教育部「特殊教育和復健服務」(Special Edu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Services)辦公室運用『賦權評估』促進青少年的自主性；此外，美國原住民部落亦運用『賦權評估』在其保留地建設技術和經濟基礎設施。此外，它被用於解決學術困境(Fetterman, 2005)、高等教育認證(Fetterman, 2001; Fetterman, 2012; Fetterman, 2014)、少數族裔菸害預防(Fetterman, 2005; Fetterman, 2014)、醫學教育(Fetterman, 2009; Fetterman, Deitz & Gesundheit, 2010)以及結核病消除和「食物正義」(Food justice)倡議(Fetterman, 2023)。因此，『賦權評估』具有國際性，已在超過17個國家應用(轉引自Fetterman, n.d.)。
此外，『賦權評估』的應用對「健康促進」政策和實務具有重要意義。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擁有「評估」實務的「所有權」(ownership)並參與其中。他們通常比任何外部機構都更瞭解他們的方案和「社區」。他們也與改善社區健康有著切身的利益關係。他們的洞察力和理解指導著「評估」工作，因此比脫離當地“脈絡”和意義的「評估」更具可信度。人們會回應『賦權評估』的「結果」並遵循建議，因為這些建議是他們“自己”的。『賦權評估』促進了自主性：人們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周遭的資源。這種「所有權」帶來的“連鎖效應”是自豪感和永續性。重新燃起的使命感和對孩子和我們自己更美好/更健康生活的渴望，幫助我們所有人「緊盯目標」(Fetterman, 2019)。
『賦權評估』的定義
『賦權評估』是一種「方案評估」的創新模式，主要在於鼓勵方案實務工作者先從「自我決定」做起，並有系統地協助提昇其方案規劃與執行的相關知能，進而能產生正向的結果循環。在『賦權評估』中，評估者透過共同設計和參與評估來承擔「參與者─概念化者」的角色。這與傳統的評估者角色(*在被評估方案之外)明顯不同。『賦權評估』打破了傳統評估方法和價值觀中固有的障礙，促進了「賦權」和「公民參與」理論架構的目標。因此，『賦權評估』的概念，包括訓練、促發、鼓吹、啟迪、解放(約束或限制)五個面向。『賦權評估』與傳統評估方式的最大差異之處，在於以「改善」為最終目標、「社區」有權做決策、納入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觀點、民主式的「參與」、「社會正義」取向、善用「社區」的知識及智慧、「實證」為基礎的策略、「能力」建構、組織學習及方案「責信」十大原則(Fetterman et al., 1996; Fetterman, 2001; Fetterman & Wandersman, 2005; Schalock, 2001)。
『賦權評估』是一種受歡迎且有利利害關係人「參與」的方法的「評估」方法，旨在為社區成員監測和「評估」自己的表現。它主要透過(1)為方案利害關係人提供其方案規劃、執行和自我評估，以及(2)將「評估」作為方案/組織規劃和管理的一部分，來增加方案成功的可能性(Kloos et al., 2021; Fetterman, n.d.)。
『賦權評估』旨在發展利害關係人「參與」的能力，以自行進行「評估」，有效地將「結果」用於“倡導”和“變革”，並體驗對影響他們生活的方案的某種控制感。因此，「評估」過程不僅旨在產生內容豐富和有用的調查「結果」，而且旨在加強參與者的自我發展和政治影響力。正如這些主題所暗示的那樣，『賦權評估』最恰當地涉及那些在方案“脈絡”下幾乎沒有「權力」的利害關係人，通常是方案接受者或預期受益人(Rossi et al., 2004; Fitzpatrick et al., 2004)。
『賦權評估』必然是一種「協作」的團體活動，評估者不會也不可能賦予任何人「權力」；人們通常透過協助和「教練」(Coaching)來賦予自己「權力」。這個過程從根本上說是“民主的”，因為它“邀請”(*如果不是要求)「參與」，在一個開放的論壇上檢視整個「社區」關心的議題。因此，“脈絡”發生了改變，對方案的價值觀(value)和本身價值(worth)的「評估」不是「評估」的終點──就像傳統「評估」中那樣──而是正在進行的方案改善過程的一部分。這個新“脈絡”承認一個簡單但經常被忽視的事實：優點和本身價值不是靜態的價值觀。例如，群體轉變、目標轉變關於方案實務及其價值觀轉變的知識、外部力量高度不穩定等。透過「自我評估」過程與實務的內在化和制度化，一個動態和回應式的「評估」方法，可以適應這些轉變。有關方案改善的價值觀評定和相應的計劃──由該團體在訓練有素的「評估」人員的協助下制定──都經過一個週期性的反思和「自我評估」過程。方案參與者學會不斷評定他們實現自我決定目標的進展，並根據此「評估」重塑他們的計劃和策略。在這個過程中，自我決定得到促發，啟迪產生，解放(liberation)實現(Chelimsky & Shadish, 1997)。
這種評估方法借鑑了所有三種類型的評估(「過程評估」、「形成性評估」和「總結性評估」)。但它特別強調在「形成性評估」(即收集資料以作為改善方案的依據)。『賦權評估』源於對評估者的“新”和不斷演化的角色之討論。這種評估方法旨在鼓勵方案工作人員的「自我決定」，並主動展示方案“中期”的機會，以加強方案的「執行」方面。因此，適用於評估綜合性的社區方案或地域性倡議(Kloos et al., 2021; Fetterman, n.d.)。
『賦權評估』的路徑
『賦權評估』的實踐通常遵循兩種路徑，第一種是實務性的，第二種是變革性的(轉引自Fetterman, n.d.)：
- 實務性賦權評估─類似於「形成性評估」，旨在提升方案的績效和產能。它仍然由方案人員、參與者和社區成員掌控。然而，其重點在於實際問題的解決，以及方案的改進和「結果」。
- 變革性賦權評估(Fetterman, 2015)─強調「解放」所帶來的心理、社會和政治權力。人們學會如何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周圍的資源。變革性賦權評估的重點在於從預先決定的、傳統的角色和組織結構或「做事方式」中解放出來。此外，『賦權』是一個更明確和顯而易見的目標。
『賦權評估』的理論
理論基礎
有以下幾種理論指導『賦權評估』(Fetterman, n.d.)，其根植於『社區心理學』概念和基於社區的「行動研究」(Fitzpatrick et al., 2004)：
- 「賦權」(Empowerment)理論─著重於掌控自身環境中的資源。它也為賦權評估者的角色提供了指導。
- 「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理論─強調實現「賦權」的具體機制或行為。
- 「過程運用」(Process use)理論─透過將“方法”交到社區和員工手中來培養「所有權」(ownership)。
- 「運用」理論和「行動」理論─解釋了『賦權評估』如何幫助人們「言行一致」並取得“預期成果”。
關鍵概念
『賦權評估』的關鍵概念包括(Fetterman, n.d.)：
- 諍友─指協助『賦權評估』流程和步驟的評估者。他們認同專案的目標，但會提供建設性的回饋。他們有助於確保評估過程的條理性、嚴謹性和客觀性。
- 證據文化─『賦權評估』者透過詢問人們為何持有某種觀點來幫助培養「證據文化」。在每個階段，都會要求社區成員和方案參與者提供證據或文件，從而使用數據支持觀點成為一種常態和預期。
- 反思與行動的循環─這包括持續的分析、決策和實施階段(基於評估發現)。這是一個循環過程。方案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需要隨著其變化和發展不斷獲得回饋。『賦權評估』只有在“制度化”並成為方案規劃和管理的“常規組成”部分時才能取得成功。
- 學習型社群─『賦權評估』是由“團體”過程驅動的。小組成員互相學習，彼此扮演同儕互評小組、諍友、資源提供者和規範機制的角色。小組成員之間相互監督，確保各自在實現既定目標方面取得進展。
- 反思型實務者─反思型實務者運用數據來引導其日常活動中的決策和行動。這造就了具有自我意識和自我實現能力的個人，他們能夠將這種世界觀應用於生活的各個層面。隨著個人能力的提升，他們也提高了小組溝通、討論和行動計畫的品質。
社會容器的流動能力
沒有兩個『賦權評估』是(或應該是)完全相同的。因為「時間」只是一個維度，但「空間」則是超越這種線性概念化的一步。『賦權評估』和「自我決定」也可以用更流暢的術語來理解─具體來說，能力建構、自我決定和賦權的「社會空間」(Social space)(Fetterman & Wandersman, 2005)。
『賦權評估』建立在社區、評估者和資助者的「參與」基礎上。它以十大原則為指導。『賦權』和「自我決定」的質量與範圍由(1)投入或「參與」評估的程度和(2)『賦權評估』原則的應用來決定。社區、評估者和資助者的「參與」程度越高，在實務中(以系統的方式)使用『賦權評估』原則的程度越高，由此產生的『賦權』和「自我決定」程度就越大(Fetterman & Wandersman, 2005)。
『賦權』和「自我決定」被視為期望的社會結果，可以從「社區能力」空間方面視覺化。『賦權』和「自我決定」是“社會容器”中的流動維度。這個過程背後的理論可以視覺化為三維圓柱體的體積。隨著越來越多的參與者投入，更多的原則被應用於投入，『社區賦權』的質量與範圍也在提高。從這個有利位置獲得『賦權』是「社會資本」和「能力」的一種流動形式(Fetterman & Wandersman, 2005)。
上圖是“社會容器”中『賦權』和「自我決定」的流動能力之視覺表現。社區、評估者和資助者為容器提供了結構完整性。它們也是組合的一部分。十大原則指導著合作。參與者和原則之間的互動導致『賦權』和「自我決定」的提高(Fetterman & Wandersman, 2005)。
『賦權評估』的原則
『賦權評估』遵循10項具體原則(Fetterman & Wandersman, 2005; Kloos et al., 2021; Fetterman, n.d.)。這些原則包括：
- 【原則1】：「改善」─『賦權評估』者希望方案能夠獲得成功。為了達到此目標，『賦權評估』需重視如何去“改善”個人、方案、組織和社區方面。
- 【原則2】：「社區主權」─『賦權評估』者相信，當社區被授予行使「權力」去取得能指導評估過程的決策權，此評估結果最有可能導致該方案的“改善”。在『賦權評估』中，利害關係人在『賦權評估』者的協助下，進行評估，並將評估結果投入使用。
- 【原則3】：「包容」─『賦權評估』者相信，對方案或組織的評估受益於參與規劃和決策的各級利害關係人和工作人員。但這種“包容性”與人們作為一個團體做出決定的方式不同，例如「民主參與」形式(見原則4)。
- 【原則4】：「民主參與」─『賦權評估』的定義假設在利害關係人提供適當的資訊和條件時，具有明智的判斷和「行動」能力。「民主參與」也(1)強調商議和實質合作的重要性，作為最大限度地利用社區中存在的技能及知識的關鍵過程，(2)強調公平和正當程序也是『賦權評估』過程的基本部分。
- 【原則5】：「社會正義」─『賦權評估』者相信並承諾致力於「社會正義」，也就是資源、機會、義務與談判權力(bargaining power)的公平合理地分配(Prilleltensky, 1999)。『賦權評估』非常適合大多數有興趣提高績效的方案和人口群。並非所有方案都直接將「社會正義」作為其使命的一部分。然而，『賦權評估』的倡導者也堅信，幾乎任何旨在來幫助任何層面(個人、家庭、鄰里)和領域(如教育、衛生、經濟)的人們和社區方案最終都有助於實現「社會正義」的更大目標。
- 【原則6】：「社區知識」─在『賦權評估』中，基於「社區」的知識和智慧也受到重視及推廣。『賦權評估』擁抱在地「社區」的知識，並認為人們通常知道自己的問題，並且處於創造自己解決方案的良好位置。
- 【原則7】：「實證策略」─『賦權評估』重視『科學』的角色和「實證」的策略，並且相信回顧相關實證或「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介入是非常重要的過程，尤其剛開始要去思索如何設計與／或選擇一個能符合「社區」需求的方案。就像『賦權評估』尊重「社區」的努力及其知識庫一樣，它也敬重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知識基礎，因為他們可以提供有關特定領域(如預防、治療)有何成效的實徵資訊。
- 【原則8】：「能力建構」─評估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是指個人、方案和組織層面在評估過程學習後進行評估的能力增長(Patton, 2008)。『賦權評估』者相信，當利害關係人學到有關「方案評估」的基本步驟和技能時，他們就能夠更有效地去塑造與改善其本身以及凡是參與此方案者的生活。
- 【原則9】：「組織學習」─如果有一個激發學習的過程(組織學習)以及鼓勵學習的組織結構(學習型組織)時，改善就會得到加強。當嵌套在組織學習文化的“脈絡”下時，『賦權評估』是最有效的。
- 【原則10】：「責信」─『賦權評估』提供一種創新的工具，透過在評估框架內“生成”以過程和結果為導向的資料，提高組織對其公眾和自身責任的靈敏度，幫助方案對自己和公眾負責。
上列『賦權評估』的原則，有助於評估人員和社區成員做出與「能力建構」和「自我決定」相關的更廣泛目標或宗旨一致的決策。例如，「包容性」原則提醒評估人員和社區成員，即使財政、後勤和人格因素可能導致相反的情況，也應將社區成員納入評估範圍，而不是排除在外。「能力建構」原則提醒評估人員，即使評估人員最初可能更快更容易收集相同的信息，也應為社區成員提供收集自身資料的機會。「責信」原則指導社區成員相互監督，並將評估置於“外部”要求和可信成果或結果的“脈絡”下(Fetterman, 2005; Fetterman, n.d.)。
『賦權評估』的步驟
『賦權評估』的實施方式多元。事實上，『賦權評估』領域已經累積了豐富的實用工具。其中，「三步驟法」(Fetterman，2001)和「十步驟法」(Chinman, Imm & Wandersman, 2004)是最受歡迎的『賦權評估』工具。「三步驟法」包括協助團隊：(I)確立使命；(II)評估現況(盤點)；(III)規劃未來。該方法的流行部分歸功於其簡潔性、效果/功效(effectiveness)和透明度(轉引自Fetterman, n.d.)。
(I)確立使命
一個團體就其使命或價值觀達成共識，這使他們對自身重視的事物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有了共同的願景。『賦權評估』人員透過引導參與者撰寫體現其使命的陳述來促進這一「過程」。這些陳述會被記錄在海報紙上(根據現有技術，也可以投影到液晶螢幕上)。這些陳述將用於起草一份「使命宣言」(由小組成員和『賦權評估』人員共同撰寫)。該草案會在小組內傳閱。小組成員需要“批准”該宣言，並根據需要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就使命宣言達成共識有助於小組清晰地思考「自我評估」和「未來規劃」，它將小組凝聚在共同的價值觀之上。
(II)評估現況(盤點)
在就使命達成共識後，小組將(在共同價值觀的框架下)評估他們的努力。
首先，『賦權評估』人員幫助小組成員列出實現組織或方案整體目標(goals)所需的最重要活動。『賦權評估』人員給每位參與者“五個”「圓點貼紙」，並請他們將貼紙貼在他們認為對實現方案和組織整體目標最重要(*因此也是小組此後評估的重點)的活動旁邊。他們可以將一張貼紙貼在五個不同的活動上，或者如果擔心某個活動得票數不足，可以將五個貼紙全部貼在一個活動上。圓點最多的前「十項活動」代表了評估過程中優先排序的結果。
這「十項活動」構成了評估過程第二部分的核心：「評分」。『賦權評估』人員請小組成員使用“1”(低)到“10”(高)的評分標準，對他們在每項選定活動中的完成情況進行評分。然後，將各列的「評分」進行橫向和縱向平均。從縱向角度來看，小組可以瞭解哪些成員通常比較樂觀或悲觀。這有助於小組校準或評估每位成員的評分和意見，並幫助小組建立常模。從橫向角度來看，平均分數能讓小組對事情進展的整體情況有一個清晰的瞭解。『賦權評估』人員會引導大家就評分展開討論和對話，詢問參與者給某項活動打“3”分或“7”分的原因。
關於「評分」的對話是整個“過程”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除了澄清問題之外，對話中還會使用證據來支持觀點，並揭露和檢視那些被視為“禁忌”的「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此外，明確「評分」的理由或證據，能讓小組在規劃下一步行動時，更有效率、更專注地確定下一步需要做什麼。與其列出一大堆可能與當前問題相關也可能不相關的策略和解決方案，該小組不如將精力集中在對話或交流中提出的具體擔憂和低評分的原因上。
(III)規劃未來
許多評估在上一個「盤點」(Taking stock)階段就結束了。然而，「盤點」階段只是一個基準線(baseline)，也是後續評估的起點。在對方案活動進行「評分」和討論之後，重要的是要根據評估結果採取「行動」。現在是時候制定「未來規劃」了。這一步驟包括制定整體目標、策略和可靠的證據(以確定策略是否實施以及是否有效)。這些整體目標與「盤點」階段選擇的活動直接相關。例如，如果“溝通”項目被選中、評分和討論，那麼“溝通”(或改進“溝通”)就應該成為整體目標之一。如前所述，策略也源自於「盤點」階段的討論。例如，如果“溝通”的評分較低，其中一個原因是團隊從未制定過會議議程，那麼制定議程可能會成為「未來規劃」中的推薦策略。
『賦權評估』的美國實例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斯帕坦堡市的「北部男孩女孩俱樂部」(Boys and Girls Club of the Upstate)成立了『未來基金會』(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FFF)。它是一個「社區夥伴關係」，旨在為暴露於多種風險因素(例如，貧困、缺乏家庭支持)的「北部男孩女孩俱樂部」成員的家庭提供額外的社區服務。FFF「夥伴關係」的建立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即社區中現有的組織和方案透過「合作」可以取得比各自獨立運作取得的成就更多。這些方案包括美術方案、「青年成就」(Junior Achievement)方案、針對幼兒父母的「家長即教師」(Parents as Teachers)方案以及針對「男孩女孩俱樂部」成員父母的「親職大學」(Parents University)方案。FFF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是強化的「課後」(After-school)方案。儘管每個機構都有自己獨特的一套“期望結果”，但「夥伴關係」是圍繞在增加家庭的「歸屬感」、有用性(usefulness)、影響性和能力的統一整體目標(Kloos et al., 2021)。
FFF倡議利用了斯帕坦堡地區已經存在的「循證」(evidence-based)方案。據其「評估」合同指出，「評估」團隊的首要具體目標(objective)是協助建立和維持一個有效果/功效的「自我評估」系統。為了完成這項任務，評估團隊與FFF成員組織密切合作，制定個別的「評估」計畫和產物。然而，「評估」的主要責任屬於FFF工作人員(*不是「評估」團隊人員)。這符合社區所有權、包容性、民主參與和能力建構的『賦權評估』原則(Kloos et al., 2021)。
FFF的一項具體目標是提高學生在學校標準化測驗中的分數，這將透過「男孩女孩俱樂部」的「課後」方案來實現。這些方案包括每天完成家庭作業一小時以及教育和職涯方案。當地「男孩女孩俱樂部」承諾在這些地區開展超過三分之一的每週方案，工作人員並編寫了每週方案追蹤報告。「結果評估」(Outcome evaluation)將多個FFF方案中的334名參與者跟學校年度標準化測驗中的836名類似學生進行了比較。FFF參與者在英文、數學、社會研究和科學方面的表現優於對照組。而最大的方案「影響」涉及從“得分最低”類別轉入“基本熟練程度”類別的學生，儘管在多個層面都看到了正面的「影響」。以下是「北部男孩女孩俱樂部」董事長-格雷格·托伯特闡述了『賦權評估』對『未來基金會』方案的「影響」(Kloos et al., 2021)：
我們與『賦權評估』的奇遇始於1998年，是當地基金會為期五年的200萬美元贈款的一部分。我們學會了如何規劃、執行和測量我們的方案和夥伴關係。我們著手透過學校「男孩女孩俱樂部」方案模式和「社區夥伴關係」，加強與擴大對高貧困學童及其家庭的影響。今天，我們繼續在『賦權評估』的價值觀範圍內實施。「結果」不言自明，當年我們開始這項倡議時，社區的年輕人問題是高中輟學、青少年犯罪和青少年懷孕。目前，孩子們的畢業率從未如此高，青少年懷孕從未如此低，我們青少年犯罪率是全州最低的，四年來一直保持在低位。我們年輕人的問題已經轉變為肥胖、上大學的學術軌跡和勞動力準備。
自『賦權評估』原則制度化以來的這20年裡，此方案已將近3500萬美元集中在9個學區和23所公立學校的北部兒童與其家庭身上。我們也獲得「21世紀社區學習中心」近1500萬美元的贈款。自2012年以來，我們的父母已經捐贈超過89萬美元。我們花費了550多萬美元來縮小我們孩子們的“機會差距”，引進了專門的方案合作夥伴，並提供我們人口原本稀缺的課外活動機會。我們的「男孩女孩俱樂部」方案在參加《全國青年成果倡議》(NYOI)的所有797個組織中被評為“前5%”。我們組織的成長策略是首先覆蓋需求最高的學校和社區，然後發展成為鄉村學校。今天，由於人口下降，除了兩所最出擴展的學校外，所有學校都關閉了。但我們的方案覆蓋範圍更加多樣化，分為都市和鄉村社區。現今的家庭需要可以負擔得起的、以「結果」為導向的「課後青年發展」方案，提供營養豐富、均衡的晚餐。我們每天滿足11個俱樂部的1100多名年輕人的這些服務需求。
當我們回顧和向外看身處的社區時，我們可以看到超越兒童和學校的「影響」。我們的校友回來講述他們的故事，並作為員工、董事會成員、志工和方案冠軍者與我們分享他們的生活。甚至有2名哈佛大學畢業生是從我們最早擴展的站點之一出來。當我們展望未來時，我們設想不久將到來，我們的方案，用『賦權評估』訓練來衡量「執行」情況，以儘量減少“官僚主義”、將“服務可近性”最大化、增強“影響力”和在財政上可維持的方式推廣到其他社區，而無需大量捐款和慈善支援。隨著在過去20年裡的發展，我們對未來20年可能發生的事情感到興奮。
『賦權評估』的日本實例
近年來，在日本，從「服務接受者(受益者)」的角度對政策進行『參與式評估』的需求已得到廣泛認可。Furukawa(2000)指出，此現象背後是政府與公眾關係的變化，以及非營利組織(NPOs)和「公民參與」公共利益活動等公共部門治理的日益重要。隨著公共部門的正當性(Legitimacy)受到對其有效性和合法性以及對其政策和措施實質效果/功效的審查，「公民參與」對這些方面的「評估」有望增強政府或其政策的正當性。政府的內部評估純粹是「自我評估」；因此，由作為政府服務案主或合作夥伴的公民進行「評估」至關重要。參與此類「評估」的方法多種多樣，例如「融入公民意見的內部評估」；「與非營利組織等機構合作進行的評估」、「由公民獨立於政府開展的評估」(Nishio, 2000)等等——而且已經有一些案例付諸實踐。毋庸置疑，在完全由公民進行的「評估」中，「公民參與」評估的能力至關重要。Yamaya(2000)認為，『賦權評估』意義重大，它有助於公民提升自主決策能力，進而擁有更大的潛力(轉引自Yuriko, 2010)。
明治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源由理子(2010)以東京都《品川社區健康促進方案》(Shinagawa Community Program for Health Promotion)的『賦權評估』案例為例，探討如何將理論應用於評估活動的實際實施。她作為評估者參與了一次培訓課程和兩次工作坊，同時對地方政府工作人員進行了訪談，並開展後續問卷調查，以瞭解參與者觀念的變化(Yuriko, 2010)。
品川區的人口349,829人(截至2010年4月)。2009財年，品川區役所啟動了《社區健康促進方案》，旨在透過居民的社區活動來促進健康。「健康促進」的概念可以概括為“使人們能夠更好地掌控和改善自身健康的過程”，它超越了對“個人行為”或“治療性健康”的關注，涵蓋了廣泛的社會和環境介入措施。該計畫旨在為居民提供機會，使他們成為社區「健康促進」活動的領導者或積極參與者。從這個意義上講，該方案與增強社區居民「能力」的目標密切相關(Yuriko, 2010)。
總計有50名居民參加了為期六個月的課程。根據對參與該方案的衛生行政人員的訪談，他們的動機從透過體育運動促進“個人”健康擴展到增強自身在「社區」處理健康問題的「能力」。工作人員表示擔憂，他們希望在「社區」層級開展「健康促進」活動的初衷可能不被參與者充分理解。實際上，工作人員計劃組成一個由參與者自願組成的實施委員會，以便方案內容能夠反映「社區」的實際需求，並讓居民能夠積極主動地參與其中。第一年方案結束後，行政辦公室決定實施『參與式評估』，以改善方案並提高參與者的動機。他們認為，傳統的「內部評估」方式對於這些特定目標來說並不十分有效。此外，“由上而下”地向「社區」提供方案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與推廣「健康促進」理念相悖，因為在推廣「健康促進」理念的過程中，個人和社區團體的積極性和參與度至關重要(Yuriko, 2010)。
該方案的『參與式評估』本質上與『賦權評估』類似，在第一年方案結束後進行。在「評估」工作坊之前，會舉辦一次培訓課程，介紹「評估」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工作坊的目標、主要步驟和流程會告知潛在參與者。提供參與者訓練是『參與式評估』(包括『賦權評估』)的關鍵特徵之一，評估人員需要兼任培訓師的角色。在接下來的工作坊中，共有19人參加，包括行政辦公室主任(1人)、衛生行政人員(7人)以及品川區完成該方案的居民(11人)。在評估人員的引導下，工作坊分兩個階段進行，共實施了三個步驟(如上圖所示)。
【第一步】是運用「邏輯模式」概念定義方案的整體目標、具體目標和策略。研究發現，參與者對方案的期望略有不同，因此他們對方案目標的理解也存在差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行政人員和居民之間的差異成為了討論的焦點。這一步可以看作是參與者逐漸瞭解方案目標以及社區當前健康議題的過程(Yuriko, 2010)。
【第二步】是先根據既定目標，確定方案策略和活動中存在的重要問題。他們制定了幾個評估問題，希望透過「評估」找到答案。這些問題包括方案具體目標和課程發展的關聯性，以及各項活動對實現相應目標的效果/功效。然後，參與者嘗試根據他們在方案中的觀察和經驗來回答這些問題。工作坊沒有採用評分或投票系統，而是鼓勵大家分享各種軼事和理由來討論。這項任務的關鍵在於延續對話，使內容具體化，並確定未來規劃中需要考慮的關鍵要素(Yuriko, 2010)。
【第三步】是詢問參與者在當前情況下希望如何開展活動。參與者將考慮前幾個步驟中確定的具體目標和策略。到此時，所有參與者，無論其利益訴求如何，都似乎朝著同一個方向努力，即透過對話促進健康。本次「評估」實務結束後，參與工作坊的學員預計將在下一財政年度成為該方案實施委員會的活躍成員(Yuriko, 2010)。
『賦權評估』的澳洲模式
在澳洲，「方案評估」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健康促進」實務者的核心能力之一(Smith et al., 2016)。其「評估」設計和框架，以及『方法論』和技術的進步，都對政策和策略做出了重大貢獻(Wolfenden et al., 2016)。然而，澳洲「健康促進」的未來取決於當前和未來在「評估」的「能力建構」方面所做的努力。新南威爾斯州衛生部已在這方面採取了實質措施(轉引自Fetterman, 2019)。
『賦權評估』是另一種公認的評估「能力建構」方法。在澳洲，這項工作早在2005年就開始了，重點是全國《學校早餐方案》(School Breakfast Program)(Miller & Lennie, 2005)。此外，Kinnect集團還提供『賦權評估』的工作坊和培訓課程，重點是與毛利社區合作(轉引自Fetterman, 2019)。
Miller和Lennie(2005)介紹了一個運用『賦權評估』方法評估《美好開端早餐俱樂部》(Good Start Breakfast Club, GSBC)方案的初步案例研究。該方案由澳洲紅十字會在澳洲近百所小學開展，並得到了Sanitarium健康食品公司和其他機構的贊助和支持。此案例研究突顯了『賦權評估』在改善和評估澳洲其他『公共衛生』和「社區」方案的「影響」方面的潛在效果/功效，以及迄今為止在使用該方法過程中汲取的一些經驗教訓。有軼事證據表明，該計劃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能力，改善了他們的社會和行為技能以及營養知識。但尚未進行評估以確定該方案對兒童的營養、社會和教育「影響」。因此，在澳洲研究理事會(ARC)的支持下，Sanitarium公司與伍倫貢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合作，開發了一套實用的研究方法和相關工具，用於評估GSBC方案。該計畫隨後於2003年獲得了澳洲研究理事會的合作研究資助。
一項廣泛的文獻回顧結果顯示，『賦權評估』是評估GSBC方案最實用有效的方法。此方法展現出優勢和簡便性，並與GSBC方案的價值觀和具體目標一致。迄今為止，尚未發現其他關於在澳洲使用『賦權評估』的出版物。此研究的主要成果將是對『賦權評估』方法對方案實施「影響」的詳細案例研究(Miller & Lennie, 2005)。
2005年5月，GSBC就展開『賦權評估』的工作。共有19位州和地區GSBC協調員及管理人員齊聚雪梨紅十字會，參加為期兩天的GSBC論壇，這為與此重要的利害關係人群體啟動「評估」工作提供了機會。在此論壇期間，並抽出時間舉辦一系列『賦權評估』工作坊。在舉辦這些工作坊之前，且向大多數地區的GSBC教職員工和志工發放了問卷。41位受訪者(33位女性和8位男性)提供了有用的基準線數據。這些數據包括他們對方案的使命和願景、他們認為對方案成功至關重要的活動、他們對這些活動的評價，以及他們是否願意參與未來的「評估」活動。這些資訊有助於跟直接服務參與兒童的方案工作人員建立早期聯繫。理想情況下，如果嚴格遵循『賦權評估』的包容性原則，所有關鍵利益相關群體，包括參與兒童及其父母或監護人，以及澳洲研究理事會和Sanitarium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都應被邀請參加一個公開論壇，以啟動「評估」流程。但由於後勤和相關成本的限制，舉辦這樣的論壇無法實現。因此，「評估」流程首先從一組關鍵方案利害關係人開始(Miller & Lennie, 2005)。
在此『賦權評估』工作坊中，參與者分成三個小組，每個小組由一位引導員帶領，分別進行不同階段的討論。小組討論的關鍵資料被記錄在牛皮紙上，以便之後向全體參與者報告。首次工作坊收集的資料包括(Miller & Lennie, 2005)：
- 修訂後的使命和願景聲明。
- 10項關鍵方案活動及其評分。
- 方案相關優勢和劣勢的訊息。
- 10項關鍵活動的整體目標、策略和證據形式。
- 透過問卷收集有關『賦權評估』方法的回饋意見以及參與未來「評估」活動的意願。
由此得出的一個關鍵教訓是，應採取措施，儘早讓資助機構的高階人員參與「評估」過程，以獲得他們對『賦權評估』過程的支持，從而確保取得更大的成功(Miller & Lennie, 2005)。
『賦權評估』的臺灣模式
臺灣「社區心理衛生」工作源起甚早，1956年即有具體的發展。但至1974年才有第一家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成立。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美國『社區心理衛生運動』(*去機構化)以及美國國會通過《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法案》的影響。
外部評估方面
臺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組織發展，一直要到1990年底，《精神衛生法》通過後，正式獲得法源基礎，明訂直轄市及縣(市)衛生主管機關“得設”社區性心理衛生中心。當年，其「外部評估」工作有了開始，例如衛生處委託台灣省公共衛生研究所進行『台灣三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之功能及績效之評估研究』(姚克明等，1992)。
1997年，衛生署委託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執行『台北縣試辦心理衛生工作計畫之評估研究計畫』，以台北縣心理衛生中心及三重地區心理衛生服務中心為對象，運用檔案資料分析、訪談、調查等研究方法，評估其組織架構的適當性、社區資源的整合及五年來的活動成效，做為未來各縣(市)繼續推動社區心理衛生工作的參考。有關「評估」策略方面的研究結論是缺乏評鑑心理衛生工作的“指標”，使業務規畫、設計與「評估」都不容易進行。故其研究報告中也提出建立心理衛生需求、供給、「評估」的“指標”，以作為各中心推動心理衛生工作及評鑑其成效的依據等建議(張珏，1997)。
2000年，衛生署委託台灣精神醫學會、台灣臨床心理學會、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及中華民國醫務社工協會共同組成『九二一震災心理重建計畫成效評估小組』，並於2002年開始執行連續三年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成果評估研究計畫』。第一年「災難心理衛生服務中心功能與成效之評估」研究計畫，主要分為三大步驟，第一是實地參訪、收集資料、交換意見，第二是經學者專家討論後訂定「評估」“指標”，最後是每半年進行實地評估，並以「CIPP」模式進行評估後，提出具體建議與改善之道。第二年，主要在檢視各中心工作內容、角色、人員訓練等，以及針對各中心的工作成效，設計出適當的「評估」模式與架構，並建議善用「CIPP」模式自我評量，確實分析背景(context)資料，找出缺失與符合中心宗旨的改善之道(李明濱等，2003)。
內部評估方面
2002年，高雄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首度以「行動研究」方式完成了『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試辦計畫評估研究─以高雄市為例』報告，其主要目的在瞭解自中心開辦以來之工作成果與功能，及未來在精神醫療服務體系可扮演的角色。研究方法是以檔案分析及來談者(受服務者)意見、專家意見、往來機構意見、社區調查、社區民眾憂鬱狀態等來檢視中心的服務模式與效能，進一步並瞭解社區民眾的心理衛生服務需求。有關服務效能方面之「評估」結果，中心目標及工作項目大致與實際執行層面吻合。並建議中心未來運作模式以「初級預防」和「次級預防」為主，而服務方案規劃也應以“社區民眾需求”為導向及據此提供多元之心理衛生服務(陳永興等，2002)。
2002年起，台中區心理衛生服務中心各項方案均使用「CIPP」評鑑模式，並進行相關人員在職訓練，並依規定詳實且嚴謹填寫所執行方案或活動之需求分析、輸入計畫、產出部份、績效評估等分項資料，此除提供上級單位「績效評核」依據外，亦做為未來方案規劃修正參考。另外，中心由主任(衛生局秘書)每週固定主持工作人員業務聯繫會議，及每月舉行年度各項計畫方案之「過程評估」會議，以充分討論各項方案執行情形，適時調整人力與經費配置，完成預定之進度與目標。2003年九月，中心舉辦國內首度之『社區宣導方案規劃及成效評估督導會議』，特聘學者專家針對中心人員的工作心得與遭遇困難，提出相關評論建議及釐清社區宣導方案目的、角色與內涵，並共同討論未來可行策略。中心亦每年定期召開推動委員會，聘請多位專家學者，提供中心政策方向、業務督導與專業諮詢。衛生署與九二一重建委員會亦分別定期邀集專家學者辦理年度工作成果訪察。中心至2004年底止已完整建立近70份以上之各項方案「過程評估」與「結果評估」格式、表單與並編製成《資源手冊》一本，並不斷改善與修訂，以增實務使用之便利性(許耕榮等，2004)。
『賦權評估』
2002年開始，『九二一震災心理重建計畫成效評估小組』即大力推廣其引介美國1960年代發展的「教育評鑑」(CIPP：context evaluation, input evaluation, process evaluation, product evaluation)模式(李明濱等，2003)。除台中區與南投區心理衛生服務中心相繼實施相關在職訓練課程與實作之外，2003年並辦理「全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CIPP評鑑模式說明座談會」。各中心工作人員從此被要求依“制式表格”填寫所辦理各方案或活動之需求分析、輸入計畫、產出部分、績效評估等分項資料，以提供衛生署委託成效評估小組專家學者至各中心年度工作成果實地訪察之參考依據(許耕榮等，2004)。
當時，尚無一適用於全國各縣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之「評核」指標及作業模式，而且專家學者每年以CIPP評鑑資料為依據至各中心實地訪察的方式，仍是為「外部評估者」所主導的傳統「評估」模式，而非方案執行者本身來進行「自我評估」。以缺乏專任人力、專業知能與年度經費的現況下，是否會造成大部份中心工作人員只是在方案執行後或是專家學者訪察前日夜趕工地準備流於形式與應付性質之書面資料，而不是真正將「評估」概念落實在平日之各項方案規劃與執行過程中。以上這些因對各縣市中心廣泛推廣CIPP評鑑模式所可能造成的問題與影響，亦亟需透過嚴謹與超然的研究過程來瞭解或印證。因此，2004年初，台中縣衛生局特受衛生署醫事處指定委託與高雄市衛生局、雲林縣衛生局共同承接為期半年的『台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績效評核模式之建立─以賦權評估理論為基礎』研究計畫，以真正落實「社區心理衛生」工作之管理績效及服務品質(許耕榮等，2004)。
此研究計畫主要目的為(1)瞭解各中心方案規劃與「評估」之現況。(2)建立中心人員對「績效評核」之共識。(3)瞭解中心人員知能需求並辦理系列課程。(4)邀請專家學者、中心人員及社區民眾對中心「績效評核」項目配分權數與評分標準等提供意見。(5)透過說明會整合各方看法，並歸納研究結論，研擬出適合不同型式中心之評核作業模式。(6)彙編《方案評估資源手冊》(許耕榮等，2004)。這些計畫項目符合『賦權評估』十大原則中的「改善」、「包容」、「民主參與」、「實證策略」、「能力建構」、「組織學習」和「責信」。
依據『賦權評估』的「三步驟法」：(I)確立使命；(II)評估現況(盤點)；(III)規劃未來。在此研究開始之初，即舉辦為期兩天的『台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績效營造共識工作坊』，共有72人參加。其具體目標如下(許耕榮等，2004)：
- 團隊建立─透過由工作坊相關活動的帶領，一則引導成員對團隊工作的運作有更高的共識與默契，二則引導各縣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分享成功經驗與挫折經驗，建立成員以正面態度面對「績效評估」。
- 共識達成─一則引導成員瞭解衛生署對各縣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之年度評核理念，二則簡介『台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方案內容與評估方式之目前現況與訓練需求調查』之結果。接續，再由各縣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工作團隊，提供適合該中心年度「績效評估」項目及評估方式之看法。
績效評核架構圖和說明
- 「方案規劃」：包含需求評估以及設定方案目標、對象、策略、理論與實務依據、期望結果等。
- 「執行過程評估」：主要目的在於協助檢視並確保方案能夠在有組織的架構下依照計畫進行及完成。
- 「短期結果評估」：指在方案結束後透過短期的指標來評估對參與活動或接受服務者之立即(或直接)效果。
- 「長期影響評估」：指方案結束後評估在規劃階段時所設定或期望達到的方案最終或長期效果達成之程度。
- 「成本效益評估」：從方案執行過程中所蒐集的成本資料來檢視提供服務成果之單位成本分析。
方案評估資源手冊
此研究亦完成《方案評估資源手冊》(411頁並含光碟)，計有12個中心提供149份各式表單工具，其中以「執行過程評估」方面最多；方案類別則以「個案輔導」方面最多，「自殺三級預防」方面居次(許耕榮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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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I)：近5000年的『科學』史摘述、「科學革命」的誕生與其影響 (2025.5.17)
-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II)：『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的歷史觀點 (2025.5.23)
-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III)：「科學革命的結構」—『典範轉移』的定義、循環、影響和範例 (2025.5.26)
-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IV)：「科學哲學」的定義與演進，以及對『社區科學』研究實踐的影響 (2025.6.3)
-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V)：『社區科學』的定義、特徵，以及與『心理學』領域的交集 (2025.6.6)
-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VI)：生態效度、心理政治效度、社區研究和行動的綜合生態模式 (2025.6.11)
-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VII)：彌合『科學』與實踐之間的差距─『預防科學』新典範、「以社區為中心」模式、推廣和實施的「互動系統架構」(ISF) (2025.6.15)
-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VIII)：捕捉「社區」脈絡的『科學』方法─多層次模式(MLM)、地理資訊系統(GIS)、社會網絡分析(SNA)和集群分析(CA) (2025.6.20)
-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IX)：「方案評估」和『科學』之間的關係─「評估」的歷史演進、「方案評估」的定義/目的/哲學觀/邏輯、「結果」和「影響」評估的區別與實例、「獲得結果」(GTO)的責信 (2025.6.26)
-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X)：『人工智慧』(AI)的「方案評估」應用─發展進程、定義與概念、『科學』觀點、SWOT分析、應用實例、倫理議題和未來方向 (2025.6.29)
-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XI)：新興的『行動科學』領域─『行動科學』的源起和理論基礎、「改變」的定義和型式、神奇的「3.5%法則」、心理學家的社會責任、心理學家參與「社會變革」的歷史/方式/展望 (2025.11.27)
-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XII)：『行動科學』的「直接行動」─「權力」的多種形式、「行動主義」的不同手段、「直接行動」的定義和原則、「直接行動」的循環階段和永續性、「直接行動」的範例(一)(二)(三) (2025.11.28)
-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XIII)：『行動科學』的「數位行動主義」─定義/概念/策略/實例、「動員」效應、「利他」視角、機遇和挑戰(AI發展、災害救援) (202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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