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9日 星期六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XIII)：『行動科學』的「數位行動主義」─定義/概念/策略/實例、「動員」效應、「利他」視角、機遇和挑戰(AI發展、災害救援)

 

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5/11/30)

      『社會行動主義』源自於人們在“逆境”中所經歷的衝突、悲傷或疲憊。而透過「集體行動」，人們共同評價社會體系，解決其中的社會問題，並修正社會不正義的影響。「社群媒體」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強大工具，如今，好的想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傳播開來，並引發一場運動。儘管人們普遍對「網路」持負面看法，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網路」也支持“正向”的人類行為的表達，包括慷慨、善意、『利他主義』等。因此，本文介紹的內容，包括『數位行動主義』的定義/概念/策略/實例、「動員」效應、「利他」視角、機遇和挑戰(AI發展、災害救援)。在積極參與「社會變革」行動或響應重大災害後的人道救援工作，相信每個人都懷抱著崇高的理想或渴望能即時伸出援手...。這是一個《簡單的禮物》，既免費也無價，當你身處“應在”之處，你便找到它。而且，這份《奇異的恩典》也將會引領你回家~~


『數位行動主義』的定義和概念 

※圖片來源：「Psychology Today」網站

      『社會行動主義』(Social activism)，被定義為旨在促成「社會變革」的參與性行動(Brenman & Sanchez, 2014)，已成為國家和全球「社群/社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社會行動主義』通常表現為「集體行動」，這種行動源自於人們在“逆境”中所經歷的衝突、悲傷或疲憊。透過「集體行動」，人們共同評價社會體系，解決其中的社會問題，並修正社會不正義的影響。這些問題往往與特定群體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此，許多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即行動主義者)自然也是受影響「社群/社區」的成員。瞭解『社會行動主義』對參與者的影響至關重要，尤其當所關注的社會議題可能與其個人利益息息相關，並對其「幸福」(well-being)產生重大影響時(Brenman & Sanchez, 2014)(轉引自Marshall et al., 2024)。

       過去十年，「社交網路」徹底改變了社會運動，社會抗議的動態演變，並透過社群媒體得以建構和傳播。它們不再只是活躍人士在社群平台上的對話。在推特(Twitter)或Instagram等平台上發生的『網路行動主義』(Cyberactivism)，也能透過影響政府決策或公民關係，在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Holgado-Ruiz et al., 2021; Carty & Barron, 2019)。而新冠疫情(COVID-19)將相當一部分『社會行動主義』推向線上，包括社群媒體在內的虛擬空間，更使情況變得複雜。『社會行動主義』向網路空間的這種轉變是『數位行動主義』(Digital activism)的一個例子(Marshall et al., 2024; Gill & Orgad, 2018; Mendes & Ringrose, 2019)。         

      『青年數位行動主義』(Youth digital activism)是指年輕人利用社群媒體和數位平台來推廣公共議題的一種『行動主義』形式。社群媒體和數位平台是現代青年用來分享資訊、交流想法、與同儕聯繫、“動員”資源以及圍繞特定事業組織起來的關鍵「行動」工具。《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為我們的生命遊行》(March for Our Lives)和《週五護未來》(Fridays for Future)等運動都展現了年輕人(以及其他群體)如何創造性地利用社群媒體和其他數位工具參與公民和政治議題(Lee et al., 2025)。

       陳婉琪和黃樹仁(2015)曾於2014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期間，以系統抽樣方式調查立法院周遭靜坐者的人口及參與圖象，共得有效樣本989份。結果顯示，這群支持抗議行動的靜坐者，多元異質，職業、校系的分布非常廣泛。然而儘管異質性大，在參與原因上，這群參與者，不分年齡，多數都強調個人的自主決定；儘管“網路”為獲取運動訊息的最重要管道，但視「網友動員」為參與原因的人相當地少。研究者推論凸顯個人自主性的一般心理機制並不足以完整解釋這個發現，社群網路世代所展現的新型「網絡社會運動」及其相關特質很可能更為關鍵。

『數位行動主義』的策略和實例 

※圖片來源：「The Gauntlet」網站

     『數位行動主義』策略的例子包括「線上請願」(Online petitions)、「#主題標籤活動」(Hashtag campaigns)、「虛擬靜坐」(Virtual sit-ins)、「虛擬集會」(Virtual rallies)和「群眾募資」(Crowdfunding)。這些策略可以融入『純粹線上行動主義』(Online-only activism)(也稱為『社群媒體行動主義』)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混合行動主義。這些策略會根據年輕人所處的社會、政治和物理環境的機會和限制而不斷演變。例如，在新冠疫情(COVID-19)期間，隨著實體集會的新限制措施，年輕人轉而利用社群媒體組織「駕車抗議」(Drive-by protests)、「數位集會」(Digital rallies)、「線上講座」(online teach-ins)和「直播罷課」(Livestream strikes)等活動(Lee et al., 2025)。

※圖片來源：「en.wikipedia.org」網站

     『青年氣候行動主義』(Youth climate activism)展現了青年如何成為利用「社群媒體」創造和維繫全球運動的傑出領導者。儘管「氣候變遷」在成人主導的政治領域被政治化，但在青年群體中，它已被廣泛認為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在《週五護未來》運動中，青年行動者利用「社群媒體」招募新成員，建立連結網絡和集體認同。諸如「#FridaysForFuture」和「#ClimateStrike」等主題標籤的使用，讓有興趣的青年彼此找到，並加入到整個運動以及計劃好的行動(例如學生罷課)中。青年們能夠輕鬆地利用「社群媒體」進行個人表達，他們發布的“貼文”有效地運用了圖片、音樂和文字，傳遞「行動」的喜悅、緊迫感以及對運動的歸屬感。在『青年行動主義」中，「社區意識」(Sense of community)和友誼是維繫連結與團結一致(Solidarity)的重要驅動力，而「社群媒體」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工具。在人際互動方面，年輕人利用「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和“群組”聊天與同儕協調日常事務，並在較小的同儕社群內建立緊密的聯繫(或牢固的個人關係)。以《週五護未來》運動為例，『青年數位行動主義』往往依賴橫向網絡和溝通，進而推動同儕間的互動(Lee et al., 2025)。

『數位行動主義』的「動員」效應 

※圖片來源：「Ayodele Ogegbo/edusites.uregina.ca」網站

      「動員」(Mobilization)理論強調「社群媒體」如何促進政治活動，使其成為個人發展公民技能和獲取政治參與所需知識的政治論壇(例如，Kann et al., 2007; Theocharis & van Deth, 2017; Valenzuela, 2013)。根據Hirzalla等人(2011)的研究，「動員」訴求涉及四種類型的「網路政治參與」(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PP)形式。首先，有關於『數位行動主義』的研究，指的是公民與政治或經濟菁英之間“對抗性”的、有時甚至是“高度激進”的互動形式(例如，Dahlberg & Siapera, 2007; George & Leidner, 2019)。其次，一些研究檢視了網路論壇和社群網站上的民主行為，部分學者探討了「社群媒體」是否正在實現公共領域概念的新演變(例如，Bennett & Pfetsch, 2018; Dahlgren, 2005)。第三，大量研究檢視了個人如何利用具有政治或公民導向內容的網站的資訊或教育潛力。這些研究通常旨在展示公眾可在網路上獲得的豐富訊息，以及「社群媒體」如何賦予非政府組織(NGO)、政府和個人政治運動家傳播訊息的新自由(Feezell et al., 2016; Montgomery et al., 2004)。第四，許多以「動員」為導向的研究聚焦於「電子民主」(E-democracy)的概念，它指的是一個“互動式”的線上環境，公民可以在其中瞭解政治代表並與之溝通(Aichholzer & Rose, 2020; Chadwick, 2006)。因此，「動員」理論關注參與者如何參與政治論壇、他們的行為如何隨時間變化，以及促進和支持政治參與的網路特徵。根據「動員」理論，隨著個人的「社群媒體」使用量增加，政治參與度也會提高(轉引自Kim et al., 2025)。

『數位行動主義』的「利他」觀點 

※圖片來源：Rowland & Klisanin (2018)

       儘管人們普遍對「網路」持負面看法——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媒體對網路霸凌、網路酸民、仇恨言論、虛假新聞和網路犯罪的大量報導所致——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網路」也支持“正向”的人類行為的表達，包括慷慨、善意、利他主義(Altruism)和新型英雄主義(Heroism)(Cassidy, Brown & Jackson, 2012/2013; Fatkin, 2015; Klisanin, 2011/2012/2017; Sproull et al., 2005/2013)(轉引自Rowland & Klisanin, 2018)。

       例如，其中Klisanin(2011)的研究發現，『數位利他主義』(Digital altruism)具有強烈的「利他導向」動機基礎。一項後續研究也探討了參與『網路行動主義』或『數位利他主義』行為的個人動機，發現頻繁(每日或每週)參與親社會(prosocial)網路行為的個人體現了一種超越個人層面的身份認同感，並有動機為他人服務(Klisanin, 2012)(轉引自Rowland & Klisanin, 2018)。

      Rowland和Klisanin(2018)曾進行一項線上問卷調查，1013位受試者來自60個國家，其中23%來自英國，另有38%來自英語國家(澳洲、加拿大、紐西蘭、南非和美國)。其查旨在研究「利他主義」和基於善意的「網路」行為的普遍性。此外，也探討了「網路善意」(Cyber-kindness)的動機以及兒童線上線下行為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網路善意」在此研究樣本中普遍存在，並且主要受「利他」動機和「超個人身份認同感」(Transpersonal sense of identity)的驅動。非相關性自陳式數據表明，線上和線下善意之間存在正相關關係。

『數位行動主義』的機遇和挑戰 

     青年參與『數位行動主義』能夠創造「賦權」(Empowerment)的機會。“網路化”的公共領域為那些先前被排除在正式政治參與管道(例如投票)之外的青年提供了新的機會。青年可以利用「社群媒體」接觸並參與志同道合的同儕的線上和混合社群中，即使他們身處異地，也能探索個人和集體的身份認同，發出自己的聲音，並為公共和反公共(counter-public)話語及空間(*「反空間」)的形成和發展做出貢獻(Lee et al., 2025)。

人工智慧(AI)的發展

※圖片來源：「Ayodele Ogegbo/edusites.uregina.ca」網站

【機遇】

       Maina(2025)曾研究探討「人工智慧」(AI)在近期肯亞反對2024年財政法案的抗議活動中的應用。該法案提議增加稅收和徵費，因其可能加重一般民眾的經濟負擔而引發了廣泛的公眾抗議。此文透過檢視AI驅動的『數位行動主義』的方法和影響，其著重闡述了AI在促進抗議運動的組織、教育和傳播方面所發揮的變革性作用。AI技術在多個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產生具有影響力的內容、提供易於獲取的教育資源以及增強「社群媒體」策略，從而“動員”和維持抗議活動。透過AI驅動的內容創作、教育推廣和「社群媒體」“動員”，運動人士有效地傳達了他們的訊息，吸引了更廣泛的受眾，並持續保持了抗議活動的勢頭。該研究也發現對肯亞及類似背景下的『政治行動主義』的未來具有重要意義，顯示AI可以成為“草根”運動推動社會和政治變革的強大工具。

【挑戰】

     「公共空間」(Public spaces)對於民主參與至關重要；它能讓人聚集在一起，暢所欲言，並要求變革。例如城鎮廣場或中心街道。然而，在數位時代，這一點並無不同，因為如今「公共空間」的概念已超越了地理範疇。「線上平台」(例如 Instagram、TikTok)已成為公民表達的新場域。但這引發了關於權利、監控和控制的問題。「人工智慧」(AI)和「數位平台」究竟是讓我們能夠更響亮地表達訴求，還是在悄悄改變我們參與公共事務的方式(Villagomez-Akre, 2025)？

     「公共空間」是指公民可以表達自我並彼此互動的環境，無論這個空間是實體的還是虛擬的。這些空間一直受到保護集會和言論自由的法律約束(《世界人權宣言》第20條對此有所規定)，但如今，這些權利也受到限制，抗議活動受到警務措施、監控或安全方面的限制。「數位空間」如今已成為現代的“城鎮廣場”，將來自不同背景和國界的人們聚集在一起；然而，這些空間均為私人所有，並受“演算法”監管，透過平台政策、資料收集實務以及「人工智慧」(AI)系統的使用來塑造「數位平台」，這些系統決定哪些內容會被放大或壓制(Villagomez-Akre, 2025)。

       2020年，奈及利亞的「#ENDSARS」抗議活動展現了「數位平台」如何重塑公民參與。受警察暴行的刺激，奈及利亞年輕人開始利用「社群媒體」(如Twitter)來吸引國際社會對他們議題的關注。「線上平台」幫助組織起來，無需領導者，但所有參與者的目標卻不謀而合。他們使用主題標籤作為集結號，並使用比特幣來規避政府的金融限制。所有這些都挑戰了傳統的抗議模式。病毒式傳播的影片和「人工智慧」(AI)篩選的資訊流將地方不正義演變為全球人權對話。然而，這種便利性也使運動人士面臨「數位監控」(Digital surveillance)和虛假資訊的威脅。Twitter的演算法放大了情緒化的內容，傳播恐懼和虛假訊息，這表明，由「動員」方式來“賦權”的「數位公共空間」也可能變得脆弱，容易受到國家和非國家的行為體所操縱(Villagomez-Akre, 2025)。

      同樣，2019年香港的抗議活動也利用Telegram和AirDrop等數位工具，使運動人士能夠在不觸發監控的情況下進行協調。城市的地理環境與數位基礎設施結合，催生了「快閃抗議」(Flash mob protests)等策略。如今，當局利用「人工智慧」(AI)驅動的「人臉辨識」(Facial recognition)技術，對公眾實施了新的管控措施。為了應對這些措施，抗議者開始戴上面具、使用雷射筆並關閉「閉路電視監控系統」(CCTV)。這一切都揭示了一個弔詭：曾經造福民眾的技術，如今卻被國家用來監控和鎮壓(Villagomez-Akre, 2025)。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21)發布的《人工智慧倫理建議》強調了「人工智慧」(AI)系統應鼓勵透明度、責信(Accountability)和包容性，但這些建議尚未得到全面落實。隨著AI和「數位平台」的快速發展，它們正在改變人們在各自「社群/社區」內的溝通方式，同時也帶來了可見度和控制力。為了實現《永續發展目標》(SDG 16)，必須以合乎“倫理”的方式使用「數位空間」，促進公民參與，而不是削弱公民參與(Villagomez-Akre, 2025)。

自然災害的救援

     「社群媒體」已在許多重大緊急情況和危機中得到應用。這項進程並非始於近幾年，而是早在2001年美國「9·11」恐怖攻擊事件後就已開始。在隨後的幾年裡，尤其是在過去十年中，一些研究聚焦於「資訊與通信技術」(ICT)和「社群媒體」在幾乎所有危機和緊急情況發生之前、期間或之後的應用。例如，9/11事件之後，民眾就創建了「維基網站」來收集失踪人員的信息(Palen & Liu, 2007)；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和紅十字會也利用網絡技術向公眾發布信息，並向內部和外部提供狀態報告(Harrald, Egan, & Jefferson, 2002)。自2006年左右開始，「社群媒體」在緊急情況下的運用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有時被統稱為『危機資訊學』(Crisis informatics)。這個概念由Hagar(2007)提出，後經Palen、Vieweg、Liu和Hughes(2009)進一步闡述，它將「緊急應變」(Emergency response)視為一個擴展的社會系統，資訊在這個系統中於官方和公共管道及實體之間傳播。如今，『危機資訊學』是“一個結合了『電腦科學』和『社會科學』災害知識的多學科領域；其核心理念是人們利用個人「資訊與通信技術」，以創造性的方式應對災害，從而克服不確定性”(Palen & Anderson, 2016)。近年來，湧現大量研究探討「緊急情況和社群媒體的使用」。此外，許多國際期刊也出版了相關特刊(Hiltz, Diaz, & Mark, 2011; Pipek, Liu, & Kerne, 2014; Reuter, Mentler, & Geisler, 2015)，並在ISCRAM等各種會議上設立了專題研討會。這一趨勢早在幾年前就已被預測：「“大眾”在災害中扮演的角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顯而易見、更加積極主動，並且擁有更廣泛的影響力」(Palen & Liu, 2007)(Reuter & Kaufhold, 2018)。

       大規模「災難」事件往往超越官方機構的援助能力，此時通常會湧現公民自發性組織(Citizen-led groups)的「救援團體」(Emergent rescue groups )。隨著「社群媒體」平台的擴展，新興的救援團體可以利用網路和行動工具協調行動，幫助其他民眾。Smith等人(2018)曾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與「照片引談」(Photo elicitation)技術，深入瞭解2017年美國德州休士頓大都會區哈維颶風(Hurricane Harvey)洪災期間大規模救援行動的發展。研究發現，民眾在救援過程中使用了各種應用程式和「社群媒體」平台，並扮演了三種角色之一：救援者、調度員或資訊收集者。這些救援者面臨的主要「社群媒體」協調挑戰包括：反饋迴路(Feedback loops)不完整、優先順序不明確、資訊過載。最終得出了一個總體結論：受訪者認為災難應變工作潛力尚未充分發揮。儘管非正式的個人志工和團體救出了數千名被洪水圍困的居民，但許多受訪者表示遺憾，他們沒能救出更多的人。

       過去的災害研究證實，個人和團體在面對災害時往往會變得更加團結、更具隨機應變能力，並且表現出「親社會」(prosocial)行為(Helsloot & Ruitenberg, 2004; Murthy, 2013; Stallings & Quarantelli, 1985)。換句話說，“人們都渴望伸出援手”。Smith等人(2018)的研究進一步深入探討了公民在救援工作中可以發揮的作用，以及我們可以從「社群媒體」在哈維颶風期間的協調和回應中學到什麼。雖然官方救援人員幾十年來一直採用「回應─派遣」(response-dispatch)模式，但官方的溝通管道是私密的，不對外開放。雖然一定的隱私性固然重要，但研究者發現，公民救援人員與官方救援人員分享救援資訊的唯一方法是發揮「資訊匯總者」(Information compiler)的角色。

      「社群媒體」在公民參與危機和動盪時期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Dailey & Starbird. 2017; Soden & Palen. 2016)。日益增多的『危機資訊學』研究表明，「社群媒體」可以支持公民參與各種不同的個人和集體實踐，例如尋求與危機相關的資訊(Palen & Liu. 2007; Qu et al., 2011)、發布狀態更新(Vieweg et al., 2010; Vieweg et al., 2008)、傳播資訊(Kogan, 2015)、應對危機(Qu et al., 2011)以及組織救援工作(Starbird & Palen, 2011; Torrey et al., 2007)。然而，大多數先前的研究都著重於理解「社群媒體」使用所起的作用，而忽略了「線下脈絡」(Offline context)在塑造「社群媒體」使用以及「社群媒體」使用反過來影響「線下脈絡」的作用(但少數例外，例如Dailey et al., 2016; Dailey & Starbird, 2017; Kow et al., 2016; White & Palen, 2015; Wulf et al., 2013)(轉引自Wong-Villacres et al., 2017)。

       2016年4月16日，厄瓜多發生7.8級地震，造成大規模災害。全國各地的民眾“自發性”組織起來，籌集、調動物資並分發給受災民眾，扮演了臨時『人道主義』後勤人員的角色。Wong-Villacres等人(2017)進行基於「民族誌」的研究，從情境視角出發，探討了這些民眾如何跨越線上線下活動的界線進行地震救援。其透過研究，加深了對各種「社群媒體」管道如何支持“非正式”、“實地”(On-the-ground)的危機應對的理解，同時也揭示了它們在這過程中存在的不足。透過研究「社群媒體」無法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中湧現的關懷模式，研究者可以為科技設計提出建議，以提高危機應變中後勤人員的效率。透過檢視參與者在危機現場的實際行動、他們應對物資短缺的努力，以及他們如何利用「社群媒體」進行“科技輔助”的關懷，研究者也深入瞭解在危機救援過程中湧現的關懷的「社會物質性」(Sociomateriality)。

       在龍捲風襲擊後，一位帶著電鋸的諮商師能提供很大的幫助，但一位帶著電鋸的卡車司機、一位帶著電鋸的麵包師，或者任何其他擁有實用工具並願意使用它的鄰居，也能提供很大的幫助。我們很容易忽略那些最基本卻最有幫助的事─颶風過後，緩解無家可歸者壓力的最佳方法就是幫助他們重建家園；而最能幫助他們緩解壓力的人，往往是那些帶來手推車、鏟子、錘子和鋸子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們會留下來幫忙重建，而不是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候匆匆而過，在真正的重建工作才剛開始的時候就收拾東西離開...(Gist & Lubin, 1999)。


這是簡樸的禮物

既免費也無價

當你身處應在之處

你便找到它

─《簡單的禮物》歌詞


歷經重重險阻

我已安然度過

恩典保我安全無虞至今

恩典也將引領我回家

─《奇異的恩典》歌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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