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8日 星期五

《『社區科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XII)：『行動科學』的「直接行動」─「權力」的多種形式、「行動主義」的不同手段、「直接行動」的定義和原則、「直接行動」的循環階段和永續性、「直接行動」的範例(一)(二)(三)

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5/11/28)

       美國已逝作家和評論家-伊莉莎白·珍妮薇曾說過：「周遭的現實，總比我們允許的要多；而且構建它的方法，也總比我們使用的更多」。這涉及我們每天在社會和社區生活中都受到各種「權力」運作所掌控。而我們如何抗衡、共享，甚至透過「整合性權力」形式，重新掌握符合“社會正義”普世價值的「人民權力」呢？「直接行動」是答案，因為“每個人”都是答案。因此，本文介紹的內容，包括「權力」的多種形式、「行動主義」的不同手段、「直接行動」的定義和原則、「直接行動」的循環階段和永續性、「直接行動」的範例(《波羅的海之路》運動和波蘭『團結工聯』/《週五護未來》運動/《這是關鍵時刻》運動)。1933年，中國著名的弘一法師抵達福建晉江草庵度歲時，在門上題著一幅對聯：「草積不除，時覺眼前生意滿；庵門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的埃利·維瑟爾也說過兩句話：「生命相反不是死亡，而是介於兩者間的漠不關心」、「沉默，只會鼓舞折磨者，不是被折磨的人」。這都在提醒我們『心理學』專業者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就從現在開始！！


「權力」的多種形式 

     理解「賦權」(Empowerment)和「公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需要考慮不同形式的「權力」，包括權力掌控(Power over)、權力抗衡(Power from)、權力共享(Power to)和整合性權力(Integrative power)。然後，更仔細地探究「權力」在社會和社區生活中是如何運作的。這樣可以闡明經常被忽視的「權力」來源，這些來源可能有助於賦予公民和社群/社區「權力」(Kloos et al., 2021)。

權力掌控

     「權力掌控」(Power over)意指個人或群體透過“控制”有價值的資源或懲罰來強迫或支配他人的能力(French & Raven, 1959; Neal & Neal, 2011)。「權力掌控」可能會強制目標人物服從從某行為法則，但它也會招致暗地或公然的抵抗。它可能運用看似溫和的方式，但帶有明確的暗示，如果其他人不遵守，就會有更強硬的手段將隨之而來。它根植於關係和社會結構的模式。例如，組織中的一種「權力」形式是“頒布與執行有關資源運用的命令的能力”(Levine, Perkins & Perkins, 2005)。例如，確定年度預算的能力是由組織結構創造的，無論具體是哪位主管參與其中。此外，在壓迫系統中，其支配團體也採取「權力掌控」方式─例如，當社會習俗和信仰體系使男性能夠佔據比女性更有利的社會地位時。這類方式類似於『古典社會學』的「權力」概念(例如，Giddens et al., 2003)。因此，採用「權力掌控」乃涉及一種階級式、不平等的關係，並可能導致不正義的結果。然而，它也可以被集體用於促進「正義」，就像以法律強制終結合法種族歧視一樣(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權力抗衡

     「權力抗衡」(Power from)是一種“抵抗”他人權勢或多餘要求的能力。它可以用來抗拒強勢的上司、朋友或更廣泛的社會「壓迫」形式。例如，一些女權主義者批評「父權制」(其中涉及「權力掌控」)的重點放在女性有多少機會能夠運用「權力共享」與「權力抗衡」去抵制男性的宰制(Hooks, 1984; Miller, 1976; van Uchelen, 2000)。「權力」的“掌控”、“共享”與“抗衡”情形會出現在職場情境之中。例如，一位管理者可能透過發號施令、試圖說服員工遵照辦理或下放決策給某些員工(讓他們“共享”一些權力)等手段去進行「權力」的“掌控”。然而，員工們可以個別地或全體地獲得「權力」的“共享”和“抗衡”，他們能夠運用各種說服與協商的策略去影響管理階層的決策。他們也可能會刻意迴避管理者的命令，當作沒看見或“越級”向更高職位者請示。在某種極端情況下，他們也許會個別辭職或進行集體罷工。這並不意謂雇主與員工的「權力」是對等的，因為員工們在伸張「權力」時所遭遇的阻礙(如組織集體行動的難度)超過雇主所面對的部分。然而，由於雇主與員工們均持有某些形式的「權力」，行使「權力」的策略取決於組織內部的“脈絡”(例如，非歧視的政策存在)以及更大的“鉅觀系統”(例如，州的「工作權」法律)。策略還取決「權力」和資源的定義方式。在某些情況下，更廣泛的「權力」和資源概念使合作成為可能，而其他情況下，衝突可能是必要的，以便在“零和遊戲”中分配稀缺的資源( Keys et al., 2017)(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權力共享

     「權力共享」(Power to)涉及個人或團體追求自己目標以及發展才能的能力。與 「權力掌控」方式不同，這可能涉及每個人的自我決定權。例如，目前已被一些國際發展和人權組織所採用Nussbaum(2000, 2006)的「能力」(capabilities)構念，其強調個人有「權力」與自由去從事重要的社會活動及角色。這個框架(以及關注在特定“脈絡”下培養「能力」的方式，例如那些促進正向青年發展)與「賦權」實務的目標一致(Shinn, 2015)，這些“情境”特徵增強了人們、組織和社區更充分地開展自己生命的可能性。這種“生成”的「權力」是可以被共享的，因為它沒有概念化成一個有限商品或零和遊戲。它是不斷擴張的，而不是固定的(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整合性權力

      Boulding(1989)將「整合性權力」(Integrative power)定義為合作、建立團體、使人們結合在一起並激發出“忠誠度”的一種能力。這有時被稱為「人民權力」(People power)，它也是先前討論過有關「權力共享」和／或「權力抗衡」構念的一種體現。例如，聖雄甘地等人堅持主張有比暴力更強大、更廣泛的「權力」形式存在，沒有這種「權力」，人類關係(家人、友誼和社群/社區)就無法茁壯成長(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人們每天都在上演這些「整合性權力」的形式。從某種意義上說，「整合性權力」的社會來源是無限的，不像貨幣等有限來源(Katz, 1984)。一些最顯著的「整合性權力」形式是基於道德或「靈性」原則。例如，甘地提出了「satyagraha」的概念，字面譯為“忠於真理”，或者更廣泛地說，是“真理的力量”(Dalton, 1993)。以「satyagraha」為立論基礎者，包括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英國殖民主義運動、美國民權運動的非暴力示威遊行，以及後來在波蘭、南非、智利與其他等地發生的非暴力抵抗運動(Ackerman & DuVall, 2000; Boulding, 2000; Nagler, 2001)。它們乃根據有原則的、主動的、公開表達的對「壓迫」的抵抗，再加上皆訴諸於「社會正義」的普世價值(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整合性權力」也以其他形式存在。例如，工會組織一直將“罷工“作為一種「人民權力」的形式。「聯合抵制」(boycott)也是施展「整合性經濟權力」(Integrative power)的一種方式：殖民時期的美國人拒絕購買茶葉以抗議英國相關政策，之後則發生抵制棉花與蔗糖(由奴工製造)的行動來抗議奴隸制度。最近，我們可以看到有組織團體要求對「社會正義」進行具體變革的「權力」；後金融海嘯時期(post-2008)，由美國千禧一代(包括年輕移民「夢想家」)領導的社會抗議運動、「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起義、抗議校園性暴力運動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繼續迴盪(Milkman, 2017)。在「社區」層面，鄰里協會、支持網絡、宗教信眾、自助團體也依賴於「整合性權力」(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行動主義」的不同手段 

※圖片來源：「Cinemablend」網站

        在英國牛津大學教授和語言學家-約翰·羅納德·魯埃爾·托爾金於1954年創作的史詩奇幻文學作《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中，魔戒常被試圖用於行善，但它最終只能用於作惡。即使是心懷善意的人，也可能因為戒指的影響而墮落。因此，在追求「社會正義」的過程中，實現目標的手段至關重要。美國詩人、女權主義者兼社會運動家-奧德雷·洛德曾說過一句名言：「主人的工具永遠無法拆除主人的房子」(1979)。如果問題在於壓迫和暴力，那麼用壓迫和暴力來實現目標可能既無效也不正當。麥爾坎·X長期鼓吹種族主義和暴力，並被視為美國最偉大且最具影響力的非裔美國人之一。他在晚年前往麥加朝聖時，親眼目睹了不同種族、國籍和背景的人們團結一致地共同祈禱，這讓他深刻體會到了這一點。這徹底改變了他對如何瓦解美國壓迫性「權力結構」的看法，並開始更宣揚“愛”與“合作”。在選擇「行動」方式時，『社區心理學』家面臨著一個充滿誘惑的十字路口，我們主張採用並運用符合“倫理”的手段來實現目標。以下是比較兩位有影響力的社會運動家的不同行動方式(Jason et al., 2019)：

※圖片來源：「SliwaInsights」網站

       索爾·阿林斯基(1909-1972)是一位美國社區運動家和政治理論家。他透過位於芝加哥的工業區基金會，幫助貧困社區組織起來，向房東、政客、銀行家和商業領袖施壓，從而贏得了全國性的認可和聲名狼藉，並被譽稱為「美國社區組織之父」。

      阿林斯基和印度聖雄-甘地都善於用“計謀”對抗權貴，但他們在實現目標的方式上卻截然不同。身處芝加哥的阿林斯基堅信要自信地抨擊當權者，甚至使用“欺騙”手段。換句話說，為了達到目的，一切手段都可以用來。例如，阿林斯基在其1971年著作《叛道》(Rules for Radicals)中建議：“找到反對派的規則，並利用這些規則來對付他們——因為他們視這些規則為珍寶，卻又無法遵守”(Jason et al., 2019)。

※圖片來源：「Gandhian Institutions」網站

       甘地在英屬印度採取了不同的策略。他奉行「非暴力」和“謙遜”，力求使手段合乎道德，並始終以“愛心”對待全人類。在1930年代的印度，英國的一項「規則」或「法律」是食鹽稅，該稅禁止印度人民製造、出售食鹽，甚至禁止他們從海裡採集食鹽。因此，甘地發起了一場《公民不服從》行動，組織民眾前往海邊採集食鹽。這項行動鼓舞了全印度，也讓英國人顏面盡失，因為他們根本無法阻止這場遊行。就這樣，甘地成功地對抗了英國人，而沒有採取他們壓迫和暴力的手段。他的方法正當，並未因激進的反抗英國統治而墮落。但是，就像反抗壓迫制度時經常發生的那樣，後來甘地因其『食鹽進軍』(Salt March)運動而受到監禁的懲罰(Jason et al., 2019)。

「直接行動」的定義和原則 

       草根團體常使用「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s)，以有組織的「人民權力」來抵銷有組織的「貨幣權力」(*「整合性權力」)(Alinsky, 1971)。「直接行動」界定為辨識出「社區發展」的明確障礙，然後製造建設性、“非暴力”的公共衝突，讓強大的實體(個人或組織)負責消除這些障礙。它們與「公眾抗議」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們公開其確認後的具體行動，其關於要求特定個人需採取措施去解決「社區」中的問題(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直接行動」有著悠久的歷史，許多國家的勞工運動、甘地帶領的印度獨立運動、美國的民權運動、1989年東西德統一、1980年代波蘭反抗行動、智利結束獨裁政權，以及促使南非在許多人預期有暴力蔓延的情況下仍然可以相對和平地轉型到民主國家(Ackerman & Duvall, 2000)。「直接行動」的範圍，從就預算違規問題與地方立法者峙，到試圖清除橄欖樹林的推土機。「直接行動」方法在實現其直接目標方面的有效性取決於“脈絡”，但在適當的情況下，它們可能導致令人驚訝的變化(Kloos et al., 2021)。

       索爾·阿林斯基(1971)的經典《叛道》一書中，概述了「直接行動」的原則，為了有效對抗有組織的、強大的利益集團，公民們必須辨識自己的能力(*社區團體成員的優勢和共同行動的潛力)以及對立團體或社區機構的能力。此外，他們需要去確定一種戲劇化變革需求並激發公民優勢的情況。如果這種情況是他們的“對手”以前從未遇過的，並且無法佔據主導地位，那就最好了(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直接行動」涉及「權力」和“衝突”。如果強大的菁英們限制公民參與決策，「直接行動」的戰略選擇可以堅持維護公民的觀點，並用他們能理解的方式來闡述議題。出於這些原因，「直接行動」可以成為解決「社會正義」議題的重要工具。從『社區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直接行動」對特定目標提出具體要求的這一方面是必要的。「直接行動」涉及高度可見、情緒激動的事件，這些事件通常需要參與者承擔一定程度的公共風險。如果所有這些都沒有發生任何切實的結果，參與者可能會對社區參與的整個想法感到氣餒。他們的個人和集體效能感將會受到損害。對社會行動事件的結果有一個明確的預期，這個期望基於“健全的研究”，並且可以追究特定個人的責任，大大增加了該事件在參與者眼中成功的可能性。當一個社會行動事件被認為是成功的時，它建立了一種「自我效能感」和「社會能力」的集體意識(Kloos et al., 2021)。

「直接行動」的循環階段 

※圖表來源：McKibban & Steltenpohl (2019)

      創造社會變革的「直接行動」模式，有以下四個「社區組織化」的循環階段(Kloos et al., 2021)：

  1. 【評估】─社區組織成員與公民們進行一對一的會面，確認社區可能需要改變的各項重要議題，並發展工作夥伴關係，以強化該行動團體。且在此初始階段中，建立起相互依賴與相互支持。
  2. 【研究】─組織成員與公民們進行整個行動團體的會面，依據他們與公民的對話結果，確定該團體最迫切的社區議題。另外，亦找出現有政策與政府、商業和社區服務相關實際作法之間的矛盾點。
  3. 【動員/行動】─接續，組織成員們開會決定行動計劃及確定列入欲討論社區改變事項的目標對象(某人或單位)。針對目標官員的會議功能，在於呈現社區問題的現況以及公民要求解決問題的行動。
  4. 【反思】─回到「初始階段」的一對一關係，以評估動員/行動的結果與相關經驗教訓，然後在整個組織的會議上討論這些主題，包括還在監督中的目標官員與單位其履行改善承諾的最新進展。該組織視需要，以新的「評估」階段，再次開始這樣四個循環週期。

「直接行動」的永續性 

※圖片來源：「Vocal Media」網站

       在以「實踐為本」(Praxis-based)的運動中，首先要考慮哪些事情需要完成。最早的階段之一是與他人共同提出假設或變革想法。可以建立一個「邏輯模式」，概述並建立一個理論框架，闡明資產和活動如何有助於實現短期、中期和長期目標。計畫可以是簡單的草圖，展現如何突破眼前的障礙，最終達成長期目標。這就像一本計劃筆記本，可以將其與經驗、論點和證據聯繫起來。如果將「邏輯模式」以概念和箭頭的形式視覺化，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整個計畫。然後，整個團隊可以討論和修改，將其作為討論的切入點，將計劃與團隊的所有經驗以及團隊共同努力的方向連結起來(Jason et al., 2019)。

       最終，『社區心理學』家會評估他們的行動和努力在短期和長期內是否成功。但結果應該是什麼？當然，瞭解方案是否成功是有用的。哪些行動起到了作用？當行動成功時，究竟是哪些因素的共同作用產生了效果？我們如何研究並幫助擴大那些良好的草根組織連結？另一個目標是瞭解如何使運動更具永續性。當運動逐漸消退時，如何提升能力？我們能否抓住小小的勝利(*小贏)並繼續前進？為了回答這些問題，避免倦怠並確保運動的可持續性，重要的是要控制好節奏，並在過程的每個階段都專注於自我照護和相互學習(Olson et al., 2011)(轉引自Jason et al., 2019)。

「直接行動」的範例(一)：《波羅的海之路》運動和波蘭『團結工聯』 

       《波羅的海之路》(The Baltic Way)運動：1989年8月23日，波羅的海三小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舉辦一場舉世矚目的和平示威活動，將近200萬人“手牽手”連成676公里(*維爾紐斯→里加→塔林)的人鏈。參與民眾聚集在活動將要舉行的城市和村莊，或開車前往蜿蜒穿過無人居住的波羅的海地區。此活動也在不少國家的城市舉行(包括列寧格勒與莫斯科)。隨後兩年間，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紛紛宣告脫離蘇聯而獨立。影響所及，並促進東西德加快統一進程。

       這場用牽手來改變歷史與世界的政治示威活動(*沒有武器的戰爭)，其四個致勝關鍵乃在於意識覺醒、「直接行動」、“非暴力”和「團結一致」的社會運動本質。

     「團結一致」(Solidarity)，是一種對共同利益、目標、標準和同情心的覺察，創造了群體或階級團結的心理意識；也是社會中將人們連結在一起的紐帶(Adamiak et al., 2013)。例如，1980年波蘭的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開始有組織地反抗共產主義獨裁統治。1.7萬造船工人發起了大罷工風潮，由一個小工頭的華勒沙率先帶領，進而組成了「團結工聯」。此為蘇聯集團第一個非共產主義工會，導致東歐共產主義瓦解的公民抵抗運動，華勒沙也當選波蘭第一任總統。因此，「團結一致」的概念與價值觀，亦影響到波蘭『社區心理學』的發展。

       據「團結工聯」創始人之一的政治家-瓦迪斯瓦夫·弗拉西紐克指出，在兩個截然不同組合的共同努力之下，促使了最終共產主義的垮台，並完全重塑歐洲景觀的變化。因為知識分子雖深知共產主義的濫用，但也許害怕與共產制度作鬥爭，故他們選擇跟樂觀的工人站在一起。工人們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並不太害怕當局(也許他們應該是這樣做完成的)。或許，『社區心理學』家們可以透過與東歐、西歐和世界其他地區被剝奪公民權的社區成員一起發揮類似的作用(Bokszczanin et al., 2007)。這番話點出了在「直接行動」的過程中，「社區結盟」與『樂觀主義』的重要性。事實上，『樂觀主義』也是1965年『社區心理學』在美國興起背景的五大推力之一。

「直接行動」的範例(二)：《週五護未來》運動 

我們需要醒來/ 我們需要明智

我們需要睜開眼睛/ 現在就做，現在，現在！

我們需要建立更美好的未來/ 我們需要從現在開始…

─《為氣候而歌─現在就做》(*改編自義大利民歌：Bella Ciao)

※圖片來源：「News Aur Chai」網站

      《週五護未來》(Fridays For Future, FFF)，是一項由「青年領導」(youth-led)且組織化的全球氣候罷課運動，始於2018年8月，年僅15歲的少女-格蕾塔·童貝里(Greta Thunberg)長達三週的上學日皆和其他年輕社會運動家們靜坐在瑞典議會大樓前進行抗議活動，要求政府依據《巴黎協定》採取減少碳排放的實際行動。此『氣候大罷課』風潮很快走向了全球各地，到第二年，共3800個城市約380萬人走上街頭，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氣候抗議活動，而且實際參與人數可能更高。大多數FFF抗議者都是25歲以下的人，他/她們是第一次走上街頭。

※圖片來源：en.wikipedia.org/wiki

       2019年9月，童貝里在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上，向全球領袖們怒吼：「你們好大膽！」。2023年7月，她也來到瑞典南部海港城市-馬爾默，參與封鎖油罐車通往石油港口的抗議活動，最後被強行帶走…。她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指出：「我們不能透過“遵守規則”來拯救世界！！」。

※圖片來源：「Sydsvenskan」網站

       目前，《週五護未來》已發展成為一場『全球青年運動』。儘管它引發了世界各地有關「氣候變遷」的熱議，但FFF對更廣泛性「社會變革」(如二階改變)的影響仍不清楚。可能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影響和競爭性抗議團體紛紛崛起之後，FFF正在調整其行動策略，以在不斷變化的政治格局中“倡導”社會氣候政策。這場全球性運動將許多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年輕人政治化，他/她們中的一些人已經掌握了社會或政治「權力」，其他人將來也會做到這一點。或許，我們不應該低估FFF「行動主義」(Activism)可能產生的長期影響。

※圖片來源：「NewScientist」網站

      「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也是『社區心理學』領域關注的重要社會議題，並擴展到全球「氣候變遷」的視角(區域邊緣化、社會正義、青年賦權、環境組織等)(Fernandes-Jesus et al., 2020; Dean & Bush, 2007)。而且『社區心理學』家強調「實用主義」(Pragmatism)，渴望力量與改變且相信是行動帶來希望，而不是希望帶來行動。從「社區」和「社會變革」的歷史來看，有兩種關於介入時間似乎對立思維的價值觀：「把握今朝」(seizing the day)與「從長計議」(taking the long view)。前者對民眾而言，通常涉及善用學習的機遇(例如社區的事件、過程與資源)，也包括與那些不認識但有共同經驗與目的的人們建立夥伴關係。此意味著，作為一個公民與社區的團體要盡可能地發聲及行動(Kloos et al., 2021)。

※圖片來源：「ABC News」網站

       為了現在和未來幾世代的人類生存與幸福，『心理學』家從來沒有「中立」這回事，必須勇敢的“選邊站”，表達自己的立場與價值觀。或是「轉化觀點」到促進變革上，以支持年輕人為環境的持續努力，此攸關「直接行動」的成功與發展。或是進一步“為科學挺身而出”(STAND UP for SCIENCE)，因為『科學』和真理應該超越政治的。這些都是『心理學』專業者無法迴避的社會責任，我們需要從現在開始！

「直接行動」的範例(三)：《這是關鍵時刻》運動 

       2017年，瑪麗亞颶風(Hurricane Maria)在加勒比海地區開闢了一條毀滅的道路，美國華盛頓州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野火使人呼吸困難。這樣的風暴與火災已成為一年一度的事件。新聞報導中，充滿了冰川消退和農作物更容易受到乾旱或洪水的例子。對於那些在2000年以後出生的人來說，他/她們聽說過海平面上升和「氣候變遷」每年都在惡化，但幾乎沒有看到採取「行動」來解決這個問題。在2017年，一群年輕人開始組織起來，抗議對「氣候變遷」及其對最弱勢群體的影響之不作為。他/她們對因應「氣候變遷」的緩慢「行動」感到不滿。此外，民選官員和廣大公眾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年輕人在談論「氣候變遷」時的聲音，僅管年輕人未來將承擔不作為的後果(Kloos et al., 2021)。

※圖片來源：「This is Zero Hour」網站

       與過去的大多數運動不同，他/她們使用社群媒體在美國廣泛的地理區域組織起來建立一個由「青年領導」(Youth-led)的運動，以提高對「氣候變遷」的認識，並創造一種“緊迫感”，試圖讓決策者和更廣泛的公眾採取「行動」。從兩位最初的創始人，《這是關鍵時刻》(This is Zero Hour)組織發展到一個由20人組成的領導團體，並在全國各地都有連繫。他/她們開發了一個廣泛的問題和需求平台。這些包括(1)阻擾使用化石燃料和消耗過多資源的標準做法；(2)為所有人提供食物、水和住房；(3)減少能源消耗；以及(4)恢復『生態』系統(Kloos et al., 2021)。

       2018年夏天，《這是關鍵時刻》組織在華盛頓特區籌劃一個遊說日，會見了40位聯邦立法者。兩天後，他/她們組織一次遊行，在世界各地並有25場姐妹遊行響應。2019年，他/她們在邁阿密舉行青年氣候峰會。他/她們還加入了2015年首次提起的《朱莉安娜訴美國》(Juliana v. the United States)訴訟案。在此訴訟中，原告主張聯邦政府透過化石燃料生產和未能對「氣候變遷」採取行動，侵犯了憲法所賦予他/她們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目前，尚不清楚這些促進「社會變革」的努力是否會實現組織者平台上列出的成果。然而，他/她們“動員”這多的年輕人，會見立法者，並引起如此多的媒體關注的能力是了不起的(Kloos et al., 2021)。

       1933年，中國著名的弘一法師抵達福建晉江草庵度歲時，在門上題著一幅對聯：「草積不除，時覺眼前生意滿；庵門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的埃利‧維瑟爾也說過兩句話：「生命相反不是死亡，而是介於兩者間的漠不關心」、「沉默，只會鼓舞折磨者，不是被折磨的人」。這都在提醒我們『心理學』專業者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就從現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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