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6/3/7)
巴黎是世界頂級的國際大都會之一，但許多市民低頭玩手機、互不相識，人際關係越來越疏離，「社會孤立」現象已成為常態...。2017年9月，一場『社會創新實驗』革命就發生在第十四區的「小蒙魯日」社區的一條街道上。「你好！」這句問候語開啟了鄰里之間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交流，也改寫了巴黎都市生活的規則。《超級鄰居共和國》組織，就是此「社會變革」的主要推動者。這項計畫最初以「鄰里共餐」的形式出現，由每位居民都帶來一道自製菜餚，在巴黎最長的餐桌上分享。如今，近2000人每週都會參加在當地餐廳舉辦的早午餐和餐前酒會、文化活動、回憶分享會、兒童活動等等。此外，亦設立數十個WhatsApp群組，涵蓋了各種用途，在新冠疫情期間更發揮了社區互助的功能。因此，《超級鄰居》計畫是一項意義非凡的「社區倡議」，除獲得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及各界的關注外，開始與市政廳、非營利組織等協作方案，其長期目標則在「改變都市鄰里的本質和功能」，並圍繞著四大支柱(環境、醫療保健、公共空間和流動性)展開，希望能夠激勵、推廣到其他地區。『社區心理學』強調的「社會改變」作法是“小贏”原則，如同《超級鄰居》模式總是從一些小小的鄰里互助之舉，進而產生強大的漣漪效應。相信，透過本文完整的介紹內容，能夠啟發您從事「社區」助人工作的新思維和專業熱情。
「巴黎第十四區」和「小蒙魯日」鄰里的簡介
「巴黎十四區」(又稱天文台區)位於塞納河左岸，包括蒙帕納斯的大部份。其最著名的地標是巴黎市區唯一摩天大樓-蒙帕納斯大廈(Tour Montparnasse)和蒙帕納斯火車站(Gare Montparnasse)。此地區歷來是眾多藝術家的聚集地，或在這出生或逝世的名人，例如高更、馬諦斯、畢卡索、海明威、列寧、...。同時也是「布列塔尼社區」的重要聚落，布列塔尼人於20世紀初隨著蒙帕納斯火車站的建成而遷至此。
此外，還擁有眾多電影院和劇院，以及一所音樂學院、三間博物館。因此，「巴黎十四區」是富有住宅區和文化氣息的區域，可被歸類為巴黎「市中心較為富裕的混合型城區」。目前全區總人口約為13.6萬人，其中兩成為移民者。
「小蒙魯日」(Petit-Montrouge)，為「巴黎第十四區」中的一個鄰里，它是充滿活力且交通便利的成熟住宅區。其相比巴黎熱門觀光區更為靜謐，生活機能完善，治安良好，附近有許多餐廳、咖啡館、超市及市場，適合長期居住。目前，現住人口約為37,000~38,000人之間。
此街區的都市化進程起步較晚，加上土地資源的豐富，造就了其建築風格的多樣性。住宅區內各種風格的建築鱗次櫛比，其街區的一大特色是重視獨立住宅，這些住宅通常帶有私人花園，從街上無法看到。在1960年代，這裡都是一個工人階級聚居區，但直到拿破崙三世和建築師兼城市規劃師喬治-歐仁·奧斯曼領導的『巴黎改造運動』之後，取而代之的是資產階級的公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升。如今，這裡商店林立、公園遍布、建築風格獨特...。
《超級鄰居共和國》社區倡議：巴黎最長的餐桌
2017年9月的某一天，一場『社會創新實驗』革命(*想要奪回街道的控制權)，就始於「小蒙魯日」內的奧德街(Rue de l'Aude)上。這條街道位於蒙蘇里公園北側，全長215公尺，盡頭有一條樓梯連接著勒內·科蒂大道(Avenue René-Coty)。《超級鄰居共和國》(République des Hyper Voisins)的社區倡議組織，在馬路上擺放一張與此街道一樣長的宴會桌以及共648把椅子，上面並擺滿了家常菜餚。參加宴會的居民們被鼓勵公開說出這句最具顛覆性的字眼：「你好」(bonjour)。對某些人來說，這句問候開啟了鄰里之間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交流(Yeung, 2022)。與巴黎許多居民低頭玩手機、互不相識的街區不同，這裡的人們每天都以一聲響亮而充滿活力的“你好！”開啟新的一天(Lagadic & Bernard, 2026)。
「這真是一件美好的事」：在附近經營咖啡館的本傑明·鐘(Benjamin Zhong)說道：“我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場景”、“感覺這條街屬於我，屬於我們所有人”。自此之後，每年奧德街和藝術家街(Rue des Artistes)之間都會改成步行區，並擺放一張340公尺長的餐桌，接待1000位客人享用早午餐，使其成為巴黎最長的餐桌，而且每位賓客都將擁有專屬的椅子(Yeung, 2022)。《超級鄰居》計畫最初以「鄰里共餐」的形式出現，由每位居民都帶來一道自製菜餚，在公共餐桌上分享。除了共享美食外，更建立起真正的「社區歸屬感」。該計畫正在改寫都市生活的規則。這一切都源自於一個簡單的夢想：居民們能夠互相問候，並透過這些日常的相遇，建立起人人都能依靠的支持網絡(Lagadic & Bernard, 2026)。
巴黎《超級鄰居共和國》組織，一直致力於解決現代都市生活的種種弊端，例如交易性(transactional)、快節奏和孤獨感。這項『社會實驗』鼓勵人們不僅在街頭更多地互相問候，而且透過互助計畫、志願技能分享/義務技能傳授(Voluntary skills-sharing)和有組織的聚會等方式進行日常互動。當地居民帕特里克·伯納德(Patrick Bernard)說道：“城市生活不必如此令人不快和冷漠，我們希望在城市空間中營造出一種鄉村般的氛圍”、“友善不僅僅是一種美好的感覺，它還能成為一種強大的資產，成為構建未來城市不可或缺的經濟和社會力量”。 如今，近2000人每週都會參加在當地餐廳舉辦的早午餐和餐前酒會、文化活動、回憶分享會、兒童活動等等。疫情期間，居民們自發性組織起來，製作口罩，為弱勢鄰居送貨上門，並烘焙蛋糕支持當地慈善機構。「數位化」方面也至關重要：數十個WhatsApp群組涵蓋了各種用途，包括維修損壞設備、出售二手物品以及分享醫療保健資源等(Yeung, 2022)。無論是幫助受傷的鄰居送去雜貨，還是藉錘子給做雜工的鄰居，亦或是幫當地求職者校對簡歷，還是討論喜歡的書籍，《超級鄰居》們都會分享他們的愛好和日常生活。此「社區參與」並非強制性的：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做出貢獻。唯一的規則是保持尊重，並優先考慮能夠團結彼此的事物，而不是造成分裂的事物(Lagadic & Bernard, 2026)。
此外，這項《超級鄰居》計畫也增進了「社區支持」功能，減少「社會孤立」現象。例如，31歲來自俄羅斯且目前是位建築師的安娜·莫羅索娃(Anna Morosova)，她認為自離婚以來，這個計畫為她的生活帶來了寶貴的穩定性。莫羅索娃說：“我一個人住，但如果我需要幫助，總是會有人伸出援手”、 “這個地方給了我一種能量”。86歲的喪偶婦人-米雷耶·羅伯多(Mireille Roberdeau)於2000年搬到這裡，她說：“這個計畫讓她有了起床的動力”、“我以前很害羞，不跟任何人說話，還會對人皺眉。但現在我期待著出門。這很好，因為我的醫師說我需要多出去走走”。羅伯多現在是WhatsApp群組的活躍成員，先前曾住院，但鄰居在她回家後給了她生活用品。她說：“這裡有一種氛圍，它改變了我”(Yeung, 2022)。
《超級鄰居》計畫初期階段的特色在於「以飲食和慶祝活動為社會工程」，而其長期目標則在「改變都市鄰里的本質和功能」，圍繞著四大支柱展開：環境、醫療保健、公共空間和流動性。例如，它與環保非營利組織「煉金術士」(Les Alchimistes)合作，在原有的停車位上設立有機垃圾處理點，並將垃圾轉化為堆肥。在法國醫療資源緊張的當下，它更進一步，開設了一家專門服務當地居民的健康診所。該診所獲得了巴黎市政廳50萬歐元的資助，將配備10名員工，並提供延長營業時間、無需預約的諮詢(Consultation)和居家訪視服務。至關重要的是，「使用者公民」(User citizens)將為照護者提供支持，並密切參與其中，使他們能夠更有效地管理自身健康。有些人可能住院了，因為需要幫助而無法回家，但如果設立一個方案，讓當地的孩子們為病人購物，這樣他們就可以提前一周回家。這不僅對病人有利，還能為公共服務節省大量開支(Yeung, 2022)。
為了減少當地居民和商家的汽車使用量，《超級鄰居》組織預計購買帶有拖車的電動自行車，並安裝公共電動自行車充電樁。該組織也正在與市長商討，可能對不受歡迎的商家(例如房地產中介、銀行和配送中心)徵收地方稅，並讓居民投票決定這些商家是否可以入駐。他們希望扶持那些能改善居民日常生活的商店，否則就像污染者一樣，這些商家就應該為此付費。《超級鄰居》計畫與市政廳並無正式合作關係，但它符合一項旨在鼓勵人們更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的更廣泛策略(Yeung, 2022)。
巴黎負責城市「韌性」(Resilience)的副市長-佩內洛普·科米泰斯(Pénélope Komitès)表示：“巴黎是一座國際化、多元化的大都市，它必須保持人民的城市形象，一個讓人們能夠和諧共處的地方”、“透過居民之間的友好、團結互助和緊密聯繫，我們才能更好地應對突如其來的衝擊”。《超級鄰居》計畫不僅將自身視為微觀層面合作的強大工具，更將其視為廣受讚譽由上而下的「15分鐘城市」理念的草根對應物。「15分鐘城市」是由法屬哥倫比亞理論家-洛斯·莫雷諾 (Carlos Moreno) 提出的城市設計理念(*『新都市主義』)，旨在讓居民的所有需求都近在咫尺。莫雷諾說：“《超級鄰居》計畫體現了居民相互協作、自主規劃的理念，它旨在凝聚居民力量，重振社區活力”(Yeung, 2022)。
巴黎市政廳原本計劃將《超級鄰居》模式正式推廣到市內其他四個區。然而，新冠疫情導致市府預算空前緊縮，該計畫目前已被擱置。但民族社會學家-卡米爾·阿諾丁(Camille Arnodin)的一項研究發現，《超級鄰居》以及巴黎的另外兩個社區志願服務計畫增強了居民應對疫情的能力，將原本薄弱的鄰里關係轉化為牢固的紐帶，促進了「社會融合」，並減少了「社會孤立」(Yeung, 2022)。阿諾丁的研究主要在探討如何增強「社區韌性」，並拉近居民之間的社會連結。因為居民更容易彼此認識，也減少了「社會孤立」感，即“更多聯繫，更少孤立”(Clément, 2022)。因此，阿諾丁的報告呼籲在2023年底前投入更多資源支持類似的計畫。副市長科米泰斯說：“ 我們計劃為其他類似方案的發展鋪平道路，我們的想法不是把《超級鄰居》的模式複製到所有地方，因為每個社區的情況都不一樣，它們可能會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Yeung, 2022)。
《超級鄰居》組織希望能夠激勵其他地區，並正在與兩所大學合作開展研究，以期開發課程，最終培訓「鄰里之友」(Neighbourhood friends)在其他地區履行該組織在「巴黎十四區」自願履行的職責。46歲的居民-帕特里克·圖佐(Patrick Touzeau)於2018年帶著三個孩子搬到了這裡。他說道：“這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它的好處不會立竿見影，需要時間。但我認為這種理念應該推廣到各地”(Yeung, 2022)。
『社區心理學』的相關意涵
從《超級鄰居共和國》社區倡議可看出，它是致力將「社會」過渡到「社區」的過程。依據1887年德國著名社會學和哲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首先提出「Gemeinschaft」(Community)與「Gesellschaft」(Society)兩個專有名詞及其之間的差異。「社區」意指一群具有共同身份、親密人際關係及依附傳統與情感的人 。例如，你/妳幫某人或共同做一些事情，或花時間在某人身上，只因為重視這個人與跟你/妳之間的關係，而不是作為一種達到目的之手段。也就是說，社區成員(居民)們知悉互相如何扮演許多不同角色，並致力去維持這些關係。此乃一種共同對彼此的義務感，並非為了任何特定理由，而是因為“共同存在”關係。反觀，「社會」的定義則相對是一群無涉個人關係、隸屬正式組織、缺乏共同的/有約束力的規範及超脫於傳統和情感的人。此人群關係乃建立在一種特定的“交易”(transactional)行為，其屬於某種「工具性」意義。也就是說，關係存在視為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1974年，美國耶魯大學名譽『社區心理學』教授-西摩‧薩拉森(Seymour Sarason)重新將「社區」界定為：「一個容易取得且人們可以相互依靠的支持關係網絡」。因此，它能廣泛應用於地域、社區機構、家族、街頭幫派、朋友、鄰居、宗教團體與兄弟會，甚至全國性的專業組織。薩拉森認為，克服許多「社會」問題的關鍵作法，乃是在「社區」層面的人們“日常生活”中，去創造和維持歸屬感、責任感和目的感。
《超級鄰居》計畫符合『社區心理學』概念或核心價值觀的部分(Kloos et al., 2021)，至少包括「對人的多元尊重」、「社區意識」、「社會資本」、「社區參與」、「社區行動」、「社區韌性」等。在「對人的多元尊重」方面，例如該計畫超越了社會和種族界限，其參與者涵蓋了包括非裔者、穆斯林和東亞裔居民在內的眾多社區，力求做到最大程度的包容。透過這種方式，它讓每個人都能參與社區建設中來，從而促進社會和諧。在「社區韌性」方面，例如透過促進在地聯結，社區建立了一個支持系統，以應對諸如糧食安全、極端高溫和社會動盪等城市危機。此外，其社區成功地將城市「參與式預算」中的資金投入當地發展項目中，包括堆肥計畫和公共廣場振興。在「社會資本」方面，超過1200名「超級鄰居」透過40個WhatsApp群組進行協調。他們互相幫助尋找貓咪照顧者、修理家電，並分享跨世代智慧。在「社區行動」方面，該計畫由前記者帕特里克·伯納德(Patrick Bernard)創立，旨在將本地居民的日常互動從每天5次提升至50次(Quihuis, 2023)。
「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和『社區心理學』的交匯點在於它們都致力於發展有效且永續的解決方案，以應對複雜的社會問題，旨在改善社區健康、幸福(Well-being)和賦權(Empowerment)。它們都強調「參與式」方法、「社會改變」，有時也會採用「實驗」模式來滿足社區需求。在「定義與目標」方面：「社會創新」是指創造新的策略來滿足社會需求，通常著重於促進社會進步。『社區心理學』則探討個體與其環境之間的互動，以改善幸福。這兩個領域都重視「參與式」、「行動導向」，在『社區心理學』中，通常也會採用「實驗性」方法來檢驗新的解決方案。
例如，1967年美國『社區心理學』先驅之一的喬治‧費爾韋瑟(George Fairweather)首倡一個跨領域的『實驗性的社會創新與推廣』(Experimental Social Inno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ESID)模式。其基於『社區心理學』強調的研究方法，透過選擇與界定某社會問題、開發創新的替代解決方案、系統性倣做和推廣等階段，以『科學』方式來真正系統性有效解決社會問題(Weerakoon & McMurray, 2020)。另外，ESID模式的價值性，也包含「推廣」的重要且困難的部分。此體現了『社區心理學』的社會實踐焦點與「人道主義」的價值觀，結合跨領域的協作行動力量，為社會問題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而非以自身學科為立場。如同西非神話中阿南西(Anansi)的六個孩子都一起合作來幫助牠擺脫困境，每個人都可以做出積極貢獻(Hazel & Onaga, 2003)。因此，關於解決「社會創新與推廣」的效度問題，不僅是一個研究方法論的運用，更需要擁有一種以「理性的熱情」為指導原則的哲學觀，例如道德、人道主義與科學誠信(Harris, 1997)(轉引自周才忠，2024)。
身處在這個全球化和互聯世界的大時代，「社會改變」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因為其具有傳染性的和多層次的，社會一個層次的變化，往往導致另一個層次的變化。而「社會變革推動者」(Agents of Social Change)意指有能力創造「二階改變」(Second-order change)的人事物或組織(如NGO、工會、政治組織、親屬團體)。其通常透過希望感的創造或增強，來啟動與加速「社會改變」或「社會創新」的過程。而這些行動有可能導致社會問題重新界定和制度發生變化，並深刻影響到基本慣例、信念/價值觀、權力關係和/或資源(Branzei, 2012; Wirth et al., 2023)。一般來說，多由非政府組織(NGO)來扮演「社會變革推動者」的角色。其有六種提高影響力的方式，包括表明這項改革符合受眾的最大利益、退一步傾聽就可以吸引人們、有一個清晰的願景並始終如一地傳達它、關注其他人沒有關注的事情(*有助確定需要改變什麼以及改變將如何發生)、無所畏懼且永不放棄、知道自己擁有別人想要的東西(Walden University, 2018)(轉引自周才忠，2024)。
以此《超級鄰居共和國》社區倡議為例，其生動地證明了“超在地化”的「社區行動」如何能為積極和平帶來切實的影響。透過專注於包容性、韌性和草根賦權，它提供了一個可在全球範圍內推廣的藍圖，用於創建「村落式城市」(Cities of villages)，從而促進社會、經濟和生態的和諧(Quihuis, 2023)。更透過「鄰里關係」這一“超在地化”的視角，重塑巴黎及世界各地城市的都會生活(Yeung, 2023)。
『社區精神』的相關意涵
『社區精神』可以協助對抗「社會孤立」。《超級鄰居》是一項意義非凡的「社區倡議」，旨在應對日益嚴重的「社會孤立」危機。如今，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有十分之一的人表示“在需要幫助時無人可以依靠”。「孤獨」與身心健康下降、工作效率降低、失業風險增加密切相關。相反，高品質的「社會關係」能夠促進身心健康，並改善職業和經濟前景(Lagadic & Bernard, 2026)。
某些群體尤其容易感到「孤獨」。11%的老人甚至一年都見不到朋友一次，這比例是一般人的兩倍。在《超級鄰居》社區，老年人透過建立互助網絡，幫助老年人居家養老。根據OECD的研究，正在找工作的居民感到「孤獨」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兩倍，他們可以向鄰居尋求建議，而社區裡的退休人士則提供指導。對於有幼兒的父母，該計畫的「超級家長」小組則為他/她們提供了一個分享育兒經驗、育兒方案和情感支持的空間。未來，該小組的目標是創建一個社區運作的日託中心。鑑於數據顯示，社區托兒機構能夠加強社會連結並顯著提高生活品質，這項措施顯得尤為重要(Lagadic & Bernard, 2026)。
由於精心設計的「公共空間」能夠顯著加強代際連結。 《超級鄰居》組織與市政廳合作，將社區中心廣場(原為交通十字路口)改造成步行區，並在此舉辦社區活動，充分展現了這一點。2025年底，該組織邁出了更大膽的一步，共同購買了社區中心「La Maison」(意為「房子」)。該方案得以實現，離不開300位鄰居的慷慨解囊，他們有的購買了價值1000歐元的“磚塊”，有的則捐贈了金額較小的“團結磚塊”。這個空間將向所有人開放，而不僅僅是共同所有者。它將舉辦各種活動：共享烹飪工作坊、編織課程和課後輔導。此外，它還可以用於舉辦私人活動，為許多居民提供了“一個家中沒有的場所”。這個雄心勃勃的方案改變了 《超級鄰居》計畫的 DNA：他們從一個非正式的集體，變成了一個圍繞共享空間的共同管理而建立的「結構化倡議」(Lagadic & Bernard, 2026)。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孤獨」問題已成為世界各國政府議程的優先事項。日本、荷蘭、德國、英國和奧地利等國都已制定國家戰略，其中一些戰略為地方和公民主導的倡議提供資金支持。然而，旨在促進城市和諧的「結構化」模式仍然匱乏(Lagadic & Bernard, 2026)。
《超級鄰居》模式提供了一種透過居民之間的聯繫來建構「幸福城市」的模式。它的優勢在於其簡潔性。它既不依賴宏大的願景，也不依賴具有約束力的承諾。它始於一句簡單的“你好”，一杯共享的咖啡，一個小小的鄰里互助之舉。然而，正是從這些小事中，可以產生強大的漣漪效應——改善心理健康，建構社會保障體系，並提升生活品質(Lagadic & Bernard, 2026)。
- Yeung, P. (2022). ‘It’s a beautiful thing’: how one Paris district rediscovered conviviality. The Guardian World News, 2022.7.14.
- Lagadic, M., & Bernard, P. (2026). D'un simple « Bonjour » au sentiment de communauté : les Hyper-voisins de Paris donnent l'exemple. OECD website blog(COGITO) article.
- Clément, L. F. (2022). « Les initiatives citoyennes partent du désir des gens » – Camille Arnodin. la Gazette website.
- Kloos, B., Hill, J., Thomas, E., Case, A. D., Scott, V. C., & Wandersman, A. (2021). Community Psychology: Linking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4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Quihuis, M. (2023). Positive Peace in Action: How the ‘Republic of Super Neighbors’ is Reimagining Community. Linked in.
- Yeung, P. (2023). Parisians Are Pledging Allegiance to the ‘Republic of Super Neighbors.’ They Must Bring Cheese. The New York Times, 2023.8.30.
- 周才忠 (2024)。「台灣心理專業者的未行之路」(第六版)。
- 周才忠 (2025)。「社區心理學實務教學資源手冊」(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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