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7日 星期二

《2026年『心理學』領域的最新趨勢》專輯(II)：「百位心理學家崛起」計畫─『心理學』的未來在於它勇於突破傳統界限

 

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6/4/8)

       在當代快速變動的「社會脈絡」中，究竟是哪些力量正在形塑『心理學』，而未來又將走向何方？這正是美國心理學會(APA)於《Monitor on Psychology》最新一期所提出的核心問題。本文首先回顧『心理學』百年來的歷史發展，指出其長期將自身界定為一門研究「個體有機體」的『科學』，並進一步探討其在當前全球化與社會轉型加劇脈絡下，所面臨的「典範轉移」十字路口。本文主張，這一困境不僅源於制度與方法論的限制，更與心理學家本身的「思考方式」密切相關。其次，本文援引一項針對約8,000名心理學家的跨國研究，說明『心理學』發展並非單純建立於證據累積之上，而是一種深受人類認知特徵與社會因素影響的知識建構過程。研究顯示，不同思維風格與認知傾向會影響研究者對理論與方法的選擇，使得即使面對相同證據，學術分歧仍得以持續存在。最後，透過分析APA新任理事長與執行長於這期季刊中的論述，本文指出，『心理科學』確實具備以「無數種方式」改善人類生活的潛力，但其未來發展關鍵，在於是否能突破傳統界限，並勇於將『心理學』從「理解人」的學科，轉化為「改變世界的工具」。從『科學哲學』的角度而言，這一問題亦挑戰了1962年美國物理學家和科學史學家-托馬斯·孔恩所提出的「典範轉移」模式，顯示『心理學』的發展並非典型的革命式替代，而更可能是一種受認知特徵、方法偏好與社會脈絡交互作用所驅動的漸進重構過程，介於累積『科學』與「典範」革命之間。


 重新思考『心理學』的邊界：從個體中心到脈絡取向的轉向 

※圖片來源：「Monitor on Psychology」網站 

       在當代快速變動的「社會脈絡」中，究竟是哪些力量正在形塑『心理學』，而未來『心理學』又將走向何方？這正是美國心理學會(APA)《Monitor on Psychology》季刊最新一期提出的重要問題。今年年初上任的APA理事長-溫狄·威廉斯(Wendi Williams)博士所提出的「百位心理學家崛起」(100 Psychologists rising)計畫，更進一步強調，『心理學』的未來將取決於那些敢於挑戰既有框架、重新定義學科邊界的學者。同時，APA執行長-亞瑟·埃文斯(Arthur Evans)博士也呼籲，心理學家需要理解其的「初心」——並權衡利弊。

       然而，若從歷史脈絡來看，『心理學』長期以來主要將自身界定為一門研究「個體有機體」的『科學』。無論是『行為主義』、『心理動力』、『人本心理學』，或 『認知心理學』，雖在理論取向上各有差異，但多半聚焦於「個體」內在歷程或「個別」行為表現。即使是『社會心理學』，其研究焦點也往往集中於「個人」的態度、認知與決策，而較少深入探討文化、制度與權力結構如何形塑心理與行為(Kloos et al., 2012)。

      這種「個體中心」的取向固然為『心理學』建立了清晰的研究典範與方法論基礎，但同時也帶來顯著的侷限。正如Sarason(2003)所指出，若早期『心理學』研究不僅關注迷宮中的“單一”動物，而是進一步探討多個個體之間的互動與其所處的「環境」脈絡，人類行為與學習的理論將可能更加豐富且貼近現實。

      在『心理學』發展史上，1949年科羅拉多州的「波爾德會議」(Boulder Conference)常被視為一個關鍵轉捩點。該會議確立了『臨床心理學』的「科學家─實務者」(Scientist-practitioner)模式，奠定了專業訓練與實務發展的基礎。然而，此一發展路徑同時也強化了以「個體治療」為核心的專業定位，而未充分探討其他可能的發展方向及其長期影響(Baker & Benjamin, 2000; Sarason, 2003)。

       此外，Sarason(2003)亦批評『心理學』長期忽視教育體系和公共制度的參與，導致其難以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發揮影響力。『心理學』的應用往往侷限於個別問題的診斷與治療，而非針對制度性問題進行預防或改革。這種傾向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心理學』發展中的「自利性」(Self-serving)——即學科與專業體系在資源分配與知識生產上，可能優先服務特定群體，而非整體公共福祉(Sarason, 2003; Sarason, 1993)。

       在當前全球化和社會轉型加劇的脈絡下，這些歷史性侷限正逐漸受到挑戰。『心理學』的未來發展，可能需要從「去脈絡化的個體」轉向「嵌入於社會與文化中的人」。這意味著研究焦點將不再僅限於「個體」內在歷程，而是擴展至制度、文化、權力與歷史等多層次因素的交互作用。同時，『心理學』也需從以「治療」為主的模式，轉向更重視預防、政策介入與社會設計的取向。

       總體而言，當今『心理學』正站在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若其未來仍停留於對「個體」的狹義理解，則可能無法充分回應複雜的社會問題；反之，若能積極整合多元觀點，拓展研究與實務的邊界，『心理學』將更有機會成為一門真正服務公共福祉的學科。換言之，『心理學』不僅需要理解「人如何思考與行動」，更需要回答「人為何在特定世界中如此思考與行動」。

      為什麼主流的『心理學』領域一直未產生實質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Shapere, 1964)？關鍵在於其本質上屬於多典範並存的學科，缺乏如『自然科學』般單一主導理論可被全面推翻；同時，研究高度依賴『實證主義」方法，使難以量化的文化與制度觀點難以進入主流。這個問題可以更直接地說：『心理學』之所以缺乏「典範轉移」，不只是一個制度問題，也和心理學家本身的「思考方式」有關。

 證據為何不足以產生共識？『心理學』典範未轉移的認知解釋 

       傳統的『科學』觀點認為，數據的累積最終會平息學術爭論。根據這種觀點，研究人員之間的分歧通常源自於他們“所知知識”的差異。當越來越多的證據反駁過時的觀點時，『科學』界理論上會摒棄它，轉而採用更精確的模式。

      然而，在『心理學』等領域，仍存在著深刻的分歧。研究人員經常爭論在解釋人類行為時，應該關注「生物機制」還是「社會環境」。由於獲取相同的方法和數據並不總是保證達成一致，一些學者懷疑，這些陣營的持續存在並非源於客觀事實。

       德國慕尼黑大學的研究員-賈斯汀·蘇利克(Justin Sulik)與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以及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學者(2025)合作探究這些持續存在的學術分歧是否反映了潛在的思維習慣。他們設計了一項研究，旨在檢驗『科學』家的個人思考方式是否會影響他們選擇特定的理論或研究工具。他們評估了這些個人特質與實驗室環境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心理學家個人層面的思考方式與他們所屬的理論陣營和偏好的研究工具密切相關。這些「個人思維」習慣有助於解釋為何即使研究人員審閱相同的數據，『科學』界仍會存在深刻的分歧。

       此跨國的研究團隊針對近8,000名從事『心理學』及相關領域工作的『科學』家進行了調查。他們要求參與者闡述對16個爭議性議題的立場。這些主題包括：人類行為是否最好用理性「利己」(Self-interest)主義規則來解釋？『大腦生物學』對於理解心智是否至關重要？『認知』是否高度依賴「社會環境」？

      隨後，調查測量了參與者的幾項既定「認知特徵」。其中一個特徵是「模糊性容忍度」(Tolerance of ambiguity)，指的是一個人對不確定性和結構不清晰問題的接受程度。另一個特徵是「認知結構需求」，它衡量的是人們對邏輯規劃和可預測流程的偏好。也測試了「視覺思維」和「語言思考」方式的差異。研究者將「視覺想像」分為兩大類：「空間想像」是指在腦海中旋轉三維幾何圖形的能力，而「物體想像」是指想像生動、細緻的場景。

       研究結果表明，研究人員的「基本思維」傾向與其在廣泛的『科學』辯論中的立場密切相關。對「模糊性容忍度」高的『科學』家往往不認同人類總是出於理性「利己」主義行事的觀點。他們也傾向於用『整體論』的觀點來解釋行為，並且高度重視研究對象的文化脈絡。相反，對「認知結構需求」高的『科學』家則傾向另一種觀點。他們更傾向於相信諸如「工作記憶」之類的理論概念與人腦中真實的物理實體相對應。他們也更傾向於用基於規則的「邏輯」方式來解釋人類行為。

      『科學』家在實驗室中使用的物理工具也與其抽象信念相關。使用「腦部影像」技術的人不太可能認為「社會環境」對解釋人類行為至關重要。「空間想像力」強的研究人員更傾向於在日常工作中使用數學建模。『科學』家指出，這些『方法論』上的相關性極具啟發性。使用「腦部掃描儀」研究大型互動社會群體可能在實際操作上有困難。然而，這些儀器的使用者也持有廣泛的『哲學』信念，認為社會脈絡對理解「認知」並不重要。

       為了整理這些「世界觀」，研究者將16個爭議性議題歸納為五種潛在的「信念體系」。這些潛在的數學因素被標記為本質因素、生物因素、邏輯因素、脈絡因素和客觀因素。在本質因素上得分高的『科學』家通常認為，人類的能力大多是“先天性”的，並且「人格」在一生中保持穩定。對「模糊性容忍度」是與所有這五種『科學』「信念體系」都相關的心理特徵。對「模糊性容忍度」高的人不太可能將人腦視為電腦。他們也不太可能優先考慮用『演化論』來解釋行為，而是更傾向於用脈絡性的社會解釋。

       經「演算法」顯示，認知特徵與現實世界中的發表行為差異相關。即使控制了研究人員的具體研究領域和偏好工具，這個結論依然成立。兩位研究同一主題、採用相同方法的『心理學』家，如果擁有相似的內在思維模式，則更有可能引用相同的參考文獻。研究者指出，這些模式揭示了不同『科學』陣營之間思想交流的困難。問題不僅在於抽象邏輯，更與個人的『認知』密切相關。研究人員對於何種解釋能夠令人滿意、最接近真理，其內在閾值各不相同。

       最終，研究者認為，積極管理研究團隊中不同的認知風格或許對科學發展大有裨益。廣泛融合各種自然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有助於彌合僅憑數據無法解決的深層理論分歧。他們在此期刊論文總結道：“『科學』是一項人類事業，理解『科學』知識的發展取決於「對人類思維過程的解釋」”。

      綜上所述，『心理學』中持續存在的理論分歧表明，證據累積並不足以產生『科學』共識。研究人員的認知特徵、思維風格與方法偏好共同影響知識建構，使得不同陣營各自鞏固信念，形成多典範共存的狀態。理解『心理學』典範未轉移，不僅需要檢視制度與方法，也必須考量科學家內在的認知結構。這提醒我們，『心理學』發展是一種深受人類認知限制與社會因素影響的知識建構過程，而非單純的證據累積結果。

       展望未來，『心理學』若要突破傳統界限，需從單一個體取向與方法依附，轉向多層次、多方法、多學科的整合視角。理論上，心理學家應追求跨學科整合而非學派對抗，並在團隊內廣納不同思維風格，以降低認知偏見對研究選擇的影響。此外，『心理學』研究應以公共福祉為導向，將理論成果應用於教育、政策與健康等實際問題。唯有在方法、理論與認知層面同時突破，心理學才能真正走向更具創新力與社會影響力的未來。

「初心」指引未來：心理學家的責任與影響 

※圖片來源：「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網站

        美國心理學會(APA)的執行長-亞瑟·埃文斯博士，以其變革性和開創性的領導風格而聞名。他曾擔任費城「行為健康和智力障礙服務部」(Department of Behavioral Health and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Services)部長長達12年。該部門是一家擁有12億美元預算的醫療保健機構，為150萬費城居民提供行為健康和智障者的安全保障。在任期間，他調整了該部門的治療理念、服務模式和財政政策，以改善健康狀況並提高系統效率(Mills, 2017)。

       埃文斯擁有馬里蘭大學『臨床/社區心理學』博士學位和佛羅里達大西洋大學『實驗心理學』碩士學位。他是40篇經同儕審查的研究論文之作者或合著者，並撰寫了大量的章節、評論和社論。亦擔任過耶魯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系副臨床教授、賓州大學佩雷爾曼醫學院臨床副教授和費城骨科醫學院『心理學』臨床教授(Mills, 2017)。

       埃文斯博士因其創新和高效的「政策制定」能力而享譽國內外。他曾榮獲多項獎項，其中包括2015年被白宮國家毒品控制政策辦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授予「行動倡導者」稱號。2013年，他因在費城行為健康體系改革中發揮的領導作用，尤其是在採納『公共衛生』框架方面，榮獲美國醫學會(AMA)頒發的醫療保健領域最高政府服務獎——「納森·戴維斯博士傑出政府服務獎」(Mills, 2017)。

※圖片來源：「Monitor on Psychology」網站

      埃文斯博士在這一期的《Monitor on Psychology》季刊中，以“理解你的「初心」—並權衡利弊”為題撰寫一篇專文，如以下所示：

      1960年代，我在美國南方上小學時，學校實行「種族隔離」政策。我親眼目睹了“隔離但平等”不過是空談。但由於我們是軍人家庭——剛從日本生活回來——我同時也身處一個種族差異並非決定性因素的社區。這兩個世界的並置，在我整個職業生涯中都伴隨著一種張力：「現實與可能的差距」(Evans, 2026)。

      這種張力成為了我的「初心」。它的存在讓我意識到，「障礙」並非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它們是可以克服的。它讓我熱衷於確保每個人都能過上最好的生活——並讓我明白，我的使命是為那些被遺忘或忽視的人而戰。這種信念指引著我三十年來擔任的每一個領導角色，也讓我能夠克服阻力、批評，以及那些本來可以輕鬆放棄的時刻。當你明白自己的「初心」時，即使工作變得艱難，你也不會放棄(Evans, 2026)。

      我相信，我們大多數『心理學』家都抱持著類似的信念。我們進入這個領域，是因為我們相信人類的境況可以得到改善，而我們的『科學』為我們提供了實現這一目標的獨特工具。美國心理學會(APA)的使命明確地闡明了這一點：運用『心理學』造福社會，改善人們的生活。事實上，我們社會面臨的幾乎所有重大挑戰——從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到人工智慧(AI)的負責任開發，再到撕裂我們「社區」的深刻分歧——『心理學』都是解決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Evans, 2026)。      

※圖片來源：「ABC News」網站        

       但是，僅僅知道「初心」是不夠的。你必須願意付出相應的代價。這項工作需要在公眾注意力轉移時仍能持續投入。它需要「組織變革」，而不僅僅是良好的意願。它需要我們堅定地捍衛『科學』告訴我們的真理，即使這意味著要應對批評，有時甚至要與大眾觀點保持距離(Evans, 2026)。

       我們越來越被要求不僅要決定如何解決這些關鍵問題，還要決定是否願意承擔這些選擇所帶來的代價。我們是否願意正視這一代價——同時又不背棄我們的承諾——最終將決定『心理學』領域和APA組織在未來“幾代人”中的走向。因此，理解你的「初心」是澄清事實，而「決定為此付出代價」則是定義事實(Evans, 2026)。

       從埃文斯博士這篇文章，可以深刻理解到，唯有秉持「初心」並勇於「行動」突破傳統界限，『心理學』才能在知識創新與社會福祉之間發揮最大價值，真正走向更具創新力與社會影響力的未來。這需要『心理學』家將創新理論落實於教育、健康和公共政策等實務中，建立多思維風格的跨學科團隊以克服偏見與阻力，並持續將研究成果回饋社會，形成『心理學』可持續發展與社會價值的良性循環。

「百位心理學家崛起」：將科學智慧轉化為社會變革 

※圖片來源：「Monitor on Psychology」網站

     美國心理學會(APA)的新任理事長-溫狄·威廉斯(Wendi Williams)，擁有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心理學學士學位、佩柏戴恩大學的普通心理學碩士學位以及喬治亞州立大學的『諮商心理學』博士學位，其研究方向為『多元文化心理學』和家庭系統。她曾擔任多個高級學術領導職務，包括菲爾丁研究生大學的教務長和高級副校長，並在米爾斯學院教育學院和班克街教育學院任職。透過她的「諮詢」(Consultation)實務，她發展組織介入措施，幫助領導者和團隊實現卓越績效，同時促進可持續的公平實踐。

       威廉斯博士曾在APA擔任多個領導職務，包括第35分會(女性心理學會)理事長，以及該分會在APA代表理事會的代表。並參與了APA第 17分會反對中小學種族歧視總統特別工作組的工作。也曾是第44分會和第45分會的成員，以及非裔心理學家協會和印第安人心理學會的成員。此外，擔任過「女孩領導力」(Girls Leadership)的董事會聯合主席，該非營利組織致力於透過以「社會情緒學習」(SEL)為基礎的方案，幫助女孩和性別多元化的青少年運用她們的聲音。

       在長達二十年的職業生涯中，威廉斯博士專注於非裔女性和女孩的內心世界，運用對她們經驗的深刻理解，發展出具有「文化回應性」(Culturally responsive)的教育和心理介入措施。她運用『解放心理學』、『非裔女性主義』、『女性主義』和『交叉性女性主義』理論框架，制定了推動領導者和組織變革的策略。威廉斯博士充滿好奇心、富有同理心，並致力於推動社會變革，最終透過「講故事」(Storytelling)、建立聯繫和積極「倡導」，在『心理學』領域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百位心理學家崛起」(100 Psychologists rising)計畫是威廉斯博士在競選APA理事長時的倡議，旨在表彰那些將『科學』訓練應用於非傳統領域(例如社區倡導、科技和政策)，以促進集體「安適」(Wellness)、重新定義『心理學』未來的心理學家。入選者將在全國範圍內獲得表彰，並受邀參加2026年的APA年會。

      這是一項意義深遠的「賦權」(Empowerment)行動，其深深根植於「變革性運動」。它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全球心理學家聯盟』，充分利用他們的在地經驗和『心理學』專長，提升人們對「安適」程度的重視，共同創造通往「安適」的途徑，並強調區域文化方法在促進不同脈絡下人們「幸福」(Well-being)的重要性。

    威廉斯理事長在最新一期的《Monitor on Psychology》季刊中，亦以「百位心理學家崛起：聚焦那些正在重新定義心理學未來的傑出思想家」為題撰寫一篇專文，如以下所示：

※圖片來源：「Monitor on Psychology」網站        

     『心理學』的變革潛力無邊無際。雖然這學科在臨床實務和學術研究方面的傳統基礎對於改善人們的生活至關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當其應用於意想不到的領域時，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從公司董事會到刑事司法系統，從科技公司到社區組織。我的「百位心理學家崛起」理事長倡議旨在表彰那些在日益多元化的領域應對社會最緊迫挑戰的心理學家，以此展現 『心理學』的廣泛影響力(Williams, 2026)。        

       此倡議將透過在2026年APA大會上以TED演講形式發表來呈現成果，突出心理學家在不同領域的創新實踐以及對其工作的正式認可，重點展示了『心理學』原理在關鍵領域中的創新應用。例如，心理學家可能正在為社群媒體平台設計使用者體驗、在監獄中開發介入方案，或為『公共衛生』宣教活動提供「諮詢」。這些專業人士證明，『心理學』專業知識在人類行為與複雜問題交會之處——幾乎所有領域——都能產生影響(Williams, 2026)。

       這項計畫旨在實現雙重目標：拓展職業視野，促進包容性。透過展示創新的職業道路，它幫助學生和職業生涯初期的心理學家展望未來發展方向，以滿足此領域未來的需求，同時也激勵職業生涯中後期的專業人士考慮根據自身熱情和價值觀進行「職業轉型」(Career transformation)。此外，它也讓那些可能在主流專業組織中感到代表性不足的心理學家發出自己的聲音，肯定他們對『心理學』領域發展的貢獻，並表明「職業轉型」在任何階段都是可能的，“每個人”都有機會做出符合自身“價值觀”的有意義的貢獻(Williams, 2026)。

       最重要的是，「百位心理學家崛起」計畫將 『心理學』重新定義為一門充滿活力、適應性強的學科，能夠應對多方面的社會挑戰。無論是改善職場文化、為政策決策提供信息，還是提升教育體系，這些心理學家都證明，我們的『科學』能夠以“無數種”方式改善人們的生活。透過頌揚這種應用的多元性，此倡議確保『心理學』保持其相關性、回應性和變革性，不僅塑造個人，也塑造整個社區和系統。其傳遞的訊息很明確：“心理學的未來在於它是否願意勇於突破傳統界限”(Williams, 2026)。

       因此，威廉斯理事長目前正推動的「百位心理學家崛起」計畫，體現了真正的『心理學』，不只是知道對的事情，而是敢把它做出來，甚至改變現狀。而「Make it happen. Shock everyone.」不僅是一種行動口號，更象徵『心理學』從知識累積走向實踐轉化的轉變。它要求心理學家將自身的「初心」落實為具體「行動」，並勇於突破傳統界限，在不同領域中創造出超出既有想像的影響力。唯有如此，『心理學』才能真正從解釋世界的『科學』，轉變為積極改變世界的力量。這句話的本質是：把『心理學』從「理解人」升級為「改變世界的工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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