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6日 星期二

《『社區心理學實務』的「社區服務方案設計」》專輯(XI)：方案人員的反身性和價值觀─「反思性」vs.「反身性」、「反身性」實踐的策略和實例、「反身性」和『批判社區心理學』、『社區心理學』實務的倫理原則和核心價值觀(含實例)

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5/12/17)

      『社區心理學』家如同一位「反思型」的水管工人，所以這學期「社區服務方案設計」分組實作的最後一部分，就是如何釐清方案人員的「反身性」(Reflexivity)和「價值觀」。在未來漫長的助人專業(含研究)生涯中，可能會常常遇到“我們知道應該做但沒有真正做的事情”，或者“我們可能正在做但不確定我們是否做對的事情”。以方案評估為例，需要去檢視評估過程如何塑造你，以及你的價值觀和觀點如何塑造你的評估。此外，『社區心理學』實務的「倫理」原則和核心「價值觀」，都會影響與社區合作夥伴之間的關係，以及是否勝任“跨文化”邊界的工作，而且攸關能否“接住”每一個有服務需求的群體或社區。因此，本文介紹的內容，包括「反思性」vs.「反身性」、「反身性」實踐的策略和實例、「反身性」和『批判社區心理學』、『社區心理學』實務的倫理原則和核心價值觀(含實例)等。跟隨或質疑自己的良心，總是一項艱鉅的任務。然而，當我們具備「反身性」能力，如果遇到困難時，它可以鼓勵我們勇於承擔風險並堅持不懈；『社區心理學』的八大核心價值觀則像燈塔一般，其指引了我們方向，賦予了我們意義和目標。因為，我們持有什麼樣的「價值觀」，就會優先選擇做什麼事情，並且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性~~  


 「反思性」vs.「反身性」 

     「反思性」(Reflectivity)實踐是指一個人反思自己所學到的知識，以及如何應用這些知識或從中學習。它是『加拿大評估協會』(CES)認證「評估師」(CE)頭銜的首要能力領域，也是構成健全評估實務的基礎之一。「反思性」實踐包括運用學習心態，及時瞭解最新「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s)，將評估標準和「倫理」原則融入其實務，提供透明且“平衡”的視角，為評估專業做出貢獻，並運用「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和反思性思維不斷改進實務。大多數人通常都理解此「反思性」的概念以及如何進行反思(Kallos, 2020)。

     「反身性」(Reflexivity)實踐則是指一個人反思自己所學到的知識，並思考這些知識的影響如何作用於其所處的更廣泛的工作“脈絡”。因此，其個人應用所學的知識範圍更廣。但「反身性」可能難以捉摸，通常屬於我們知道應該做但沒有真正做的事情，或者我們可能正在做但不確定我們是否做對的事情。「反身性」可以有多種形式，但它本質上是作為「方案評估」者在審視自己的評估實務，檢視評估過程如何塑造你，以及你的價值觀和觀點如何塑造你的評估。例如，在評估實務中，我們經常負責定義或提供有關評估對象(如方案或計劃)的「價值」或「優點」的決策資訊。因此，我們必須關注不同「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需求、外部政治影響以及我們自己的“偏見”。「反身性」為我們提供了處理這些元素並批判性地審視這些因素對我們評估的影響空間。如果你不瞭解自己的「價值觀」，如何衡量「價值」？透過「反身性」，我們能夠從錯誤中學習並成長(Kallos, 2020)。

      有些『社區心理學』家致力於發展「核心能力」(Dalton & Wolfe, 2012; Nelson et al., 2004)，而有些則質疑這種框架的實用性(Dzidic et al., 2013)。然而，似乎所有人都認同，『社區心理學』教育方案應該幫助學生參與以「倫理」和「社會正義」為導向的社區研究。至少從1980年代起，一些學者就開始探討「反身性」、審視特權和自我發現的重要性，認為這些對於「倫理」實務和「責信」(Accountability)至關重要(Dalton & Wolfe, 2012; Lykes & Hellstedt, 1987; Nelson et al., 2004; Serrano-García & López-Sánchez, 1991; Watts, 1994)(轉引自Langhout et al., 2024)。因為，作為“專家”的「價值觀」、偏見和立場會影響其發現和跟社區合作夥伴的關係。故需跟據從研究或方案參與者那裡學到的東西重新審視這些假設，這使得潛在的「價值觀」和假設儘可能透明(Kloos et al., 2021)。      

      最近，美國『社區研究與行動協會』(SCRA)教育方案委員會和『社區心理學實務』理事會工作小組撰寫了一篇關於「能力」的討論文章，文中將「倫理、反思實踐」描述為基礎能力和核心能力(Dalton & Wolfe, 2012)。因此， 『社區心理學』家理應“辨識自己實務中的「倫理」問題，並採取負責任的行動來解決這些問題”、“闡明自身的「價值觀」、假設和生活經驗如何影響自身的工作，並闡明自身觀點的優勢和侷限性”、“發展和維護「倫理」諮詢與支持的專業網絡”。這些對於「責信」和「倫理」改進至關重要(轉引自Langhout et al., 2024)。

     『社區心理學實務』的核心素養能力相關「基本原則」，代表了 『社區心理學』的基本價值和觀點，以及在實務中應用這些「價值觀」和觀點的能力。為了在實務中應用任何能力，『社區心理學』家將闡明並使用「生態」和「賦權」觀點，勝任跨文化邊界的工作，與社區成員和組織形成包容性的夥伴關係，並進行批判性的「倫理」反思(Wolff, 2014)。

 「反身性」實踐的策略 

     「反身性」聽起來似乎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如何才能定期、徹底地“批判性”地檢視自身及其評估實務？在現今忙碌的世界裡，我們常常被各種事務牽扯，以下策略可以幫助你培養自己的實用「反身性」能力(Kallos, 2020)。

     『社區心理學』實務和研究中的「反身性」，需要承認我們的情緒，並平衡我們的「價值觀」以及專業和個人承諾。當方案遇到困難時，它可以鼓勵我們承擔風險並堅持不懈。為了與社區合作夥伴建立關係並維持個人「幸福」(well-being)，也需要確認我們的情感生活。Langhout(2015)認為，『社區心理學』家需要將自己的情緒表達出來，讓其他人意識到這項工作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她還認為，我們需要分析自己的情緒反應和我們在與社區關係中的社會地位，以便承擔責任(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1.納入方案過程之中

       將「反身性」納入你的評估計劃，以確保在每個主要評估階段結束時都留出一些針對特定項目的反思時間。這種做法可以幫助你改進目前評估的項目，並避免在未來的類似項目中重蹈覆轍。快速回顧一下你做得好的地方、可以改進的地方以及你將如何利用這些資訊做出改變，這本身就是一種「反身性」。

2.以結構化的方式進行

      以適合你的方式，為你的反思實踐建立結構。例如，每週設定一套問題，或在有明確目標或意圖的情況下進行自由想像，或每天記錄方案日誌。

3.以自我內在的方式進行

      檢視自身的行為過程，質疑自己的態度、思考方式、價值觀、假設和習慣性行為，從而理解我們在複雜情境中的“角色”。沒有人能替你完成這項工作。務必確保此部分的自反審視是獨自進行的。

4.以團隊共同的方式進行

       如果你是團隊的一員，可以考慮舉辦一場方案總結會議。詢問大家在方案中哪些面向做得好，哪些外部因素(包括促發因素和阻礙因素)對最終成果產生了影響，以及哪些內部流程可以改進以便下次使用。你們也可以探討團隊的協作方式，以及團隊在哪些方面可以再提升。

5.記錄下來！

     「反身性」的一部分是回顧你的成長歷程。記錄你的想法能幫助你回顧過去，發現長期的模式，還能幫助你承擔責任。

6.進行更深入的後設思考

       例如，你選擇的流程和工具運作如何？你是否在迴避某些問題？你是否已經執行了你列出的任何改進步驟？

※一個結構化「反身性」實踐的「DATA模式」

  • D─描述實踐中正在發生或已經發生的事情。
  • A─分析當前的實踐狀態；為什麼會以這種方式發生？
  • T─推測事情發生的原因。
  • A─行動；制定具體的行動計劃以做出改變。

 「反身性」實踐的實例 

※圖片來源：「Regina Day Langhout, PhD」網站

     美國加州聖塔克拉拉大學-潔西卡·費爾南德斯(Jesica Fernández)教授及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蕾吉娜·朗侯特(Regina Langhout)教授都是『社區心理學家』，她們和年輕學生共同參與關於大學跟當地一所拉丁裔小學合作進行的『參與式行動研究』(PAR)(*類似台灣的「大學社會實踐」〈USR〉計畫)。她們促進了年輕學生去識別學校的問題，收集與分析資料，以學習更多關於這些問題資訊的過程，並創作了基於學校的壁畫，以提高人們對其關注的認識程度。然後，此研究團隊回顧了她/他們所經歷的挑戰，包括跟學校行政人員合作批准壁畫設計的緊張關係，並釐清如何透過這個有爭議的過程能最好的支持年輕學生。因此，她/他們參與了「反身性」(Reflexivity)的演練活動，以探討自己的「價值觀」、假設與立場如何影響她/他們的研究，包括和其社區夥伴之間的關係。以下是其中兩個反思的摘述：「在基於社區的研究中，權力、特權和壓迫要求不斷檢視我們作為研究人員的“位置”，以及我們與誰的“位置”」(Fernández, 2018)、「就我自己的行動而言，我最願意參與在『參與式行動研究』中。然而，PAR不是社區心理學家對自己、該領域和更廣泛社區負責的唯一方法，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責信(Accountability)，這應該與「利害關係人」協商。最後，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回答西摩‧薩拉森(Seymour Sarason)所提出的問題：我是否與我的信仰一致？我的行為方式是否符合我的價值觀？透過有效的政治視角(political lens)同樣吸引頭腦、手和心靈，使我能夠更好地回答這些問題」(Langhout, 2015)(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圖片來源：McMorrow et al., 2023

    『批判社區心理學』(Critical community psychology)的實務本質上始終是脈絡化、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e)、具身化(embodied)和政治化的。Suffla等南非學者(2015)從『認識論』(Epistemology)的角度出發，認為研究者和參與者的“主體性”完全參與了知識的(共同)建構，因此應被記錄並可供檢索的。透過「反身性」的視角，並藉鑒一個以非洲為中心的、關於青年安全表徵的「影像發聲」(Photovoice)計劃，Suffla等人揭示了研究中存在的張力、爭議、不穩定性、權力差異、限制和創造性，從而展現了『批判社區心理學』實務中固有的聲音和立場困境。他們也試圖記錄「脈絡─敏感性」(context-sensitive)的實務，以概括這項創新計劃如何在現實世界中運作。他們認為，「反身性」對於旨在實現變革的「參與式」知識建構和意識提升至關重要，並且在以差異性、不平等和邊緣性為特徵的研究脈絡中顯得尤為重要。

     「影像發聲」是一種『社區參與式研究』(CBPR)方法，旨在拓展聲音的表達模式和範圍，從而描繪和改善人們的社會現實。它已被應用於各種“脈絡”，涉及人口結構多元化的群體，並用於應對一系列「社會正義」議題(詳見Suffla et al., 2012)。「影像發聲」方法的核心特徵在於，它旨在重視社區的聲音以及相應的在地知識形式，從而增強個人和社區的能動性。巴西『批判教育學』的主要倡導者-保羅·弗雷勒的理論貢獻對「影像發聲」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弗雷勒認為，透過激發批判意識，「人們發展出批判性地知覺自身存在方式的能力，並意識到世界...是一個處於變化之中、不斷變化的現實」(Paulo Freire，1970)。從這個角度來看，「影像發聲」提倡這樣一種觀點：個人的現實，以及由此而來的敘事，都根植於階級、性別、種族、地域、性取向、親屬關係等社會結構之中，而這些現實的呈現是透過文化中可利用的表徵形式來議定的(Wang et al., 2004)，在應用過程中，「影像發聲」通常強調那些在「社會變革」過程中聲音往往被邊緣化的個人和群體，例如青年、婦女以及歷史上受壓迫和經濟弱勢群體。總而言之，「影像發聲」的參與者透過拍攝照片來呈現他們的社會現實，並將這些照片作為一種媒介，與學術夥伴和其他參與者展開「批判性」和「反身性」的對話，探討照片的含義、照片所象徵的社會狀況以及草根「社會行動主義」(Social activism)和變革的潛力(Wang & Burris, 1997)(轉引自Suffla et al., 2015)。

※圖片來源：「AEA365 blog」

       美國夏威夷大學莫諾阿分校(UHM)的『社區與文化心理學』博士候選人-安娜·史密斯·普魯伊特，與傑克·巴里爾博士及其「生態決定因素實驗室」(Ecological Determinants Lab)合作，評估歐胡島(Oʻahu)上服務於患有嚴重精神疾病和無家可歸者的「社區心理健康」和「住房」方案。這些方案參與者由於身心健康受損以及社會認同邊緣化，在醫療和社會方面都處於弱勢。『社區心理學』強調任何互動—包括「評估」—都是一種“介入”，她/他們致力於使「評估」成為方案參與者「賦權」的體驗。因為其發現『社區心理學』的方法和「價值觀」—特別是合作、賦權、公民參與和社會正義—對於「評估」旨在服務邊緣群體的方案具有指導意義。基於『社區心理學』的「價值觀」，並採用「社區參與式方法」。其中，「住房」方案的參與者透過「影像發聲」展覽來為自己發聲。此主要目的是在「評估」針對邊緣群體的方案時，要不斷審視自身的“特權”，並意識到「權力」動態關係以及影響你與參與者及其經歷的歷史“脈絡”。鑑於夏威夷的殖民歷史以及無家可歸者中夏威夷原住民的比例過高，作為殖民者群體的一員，其身分必然會影響其與方案參與者的關係(Pruitt, 2017)。

 「反身性」和『批判社區心理學』 

       德國「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在1930年代創造了『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一詞，以表示對傳統『社會科學』理論的背離，因為傳統『社會科學』理論被視為支持現狀且缺乏變革潛力。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成員之一，他最重要的著作包括《理性之蝕》(1947年)、《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1930-1938年)以及與西奧多·阿多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1947年)(周才忠，2024)。

       國際『社區心理學』中「批判性」知識和實踐傳統的興起(例如，參見Acosta, 2011; Coimbra et al., 2012; Perkins, 2009; Stevens, 2007)，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反身性」方法的漸進式發展所驅動的，這種方法旨在打破主流『心理學』在維護社會現狀方面的歷史作用(例如，Nelson & Prilleltensky, 2010; Montero & Montenegro, 2006)，並重新配置其『認識論』和「意識形態」基礎，以實現「解放性」(Liberatory)實踐(例如，Kagan & Burton, 2001; Seedat, Duncan, & Lazarus, 2001)。這種方法基於這樣的前提：促進個人和「社區幸福」(Community well-being)必然要透過改變有害的社會情況來實現，它是一項「解放性」的事業，本質上是公開的政治性、價值觀導向和互為主體性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批判社區心理學』顛覆了“科學中立性”的概念，承認知識的社會建構性，並將「權力」視為在社會關係中形成的(轉引自Suffla et al., 2015)。

      『批判社區心理學』還觀察到各種「主體性」的交互作用是「社會變革」不可或缺的，從而賦予這些『心理學』實踐所處的互動和動態“脈絡”的重要意義(Fisher, Sonn, & Evans, 2007; Viljoen, Pistorius, & Eskell-Blokland, 2007)。如此一來，不僅「主角」(Protagonists)的具身性、情境性和主體性的膚色得以更清晰地展現，他們的人際關係、社會和組織“脈絡”也是如此(轉引自Suffla et al., 2015)。

      在此背景下，「反身性」概念被認為是理解、詮釋和協商研究者和參與者主體性得以展現的互動“脈絡”的核心。「反身性」基於這樣一種觀點：人類嵌入於一個由近端和遠端社會關係構成的複雜網絡中。我們的現實是由“關係”所構成的這一理念，既是「批判性」審視我們用來描繪現實和創造知識的假設、價值觀、論述和實踐的必要性的基礎，也是其根本所在(Suffla et al., 2015)。

『社區心理學』實務的倫理原則 

       跟隨或質疑自己的良心，總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尤其在一個困難、不確定的時代，人類的生存已經並繼續取決於我們的「本初善」(Basic goodness)。我們助人者更需要此因應新千禧年難題的「倫理」(Ethics)原則(Dalai Lama, 2001)，做為助人專業承諾/承擔的一個指南針，為我們的「社會變革」行動提供了意義性。如果沒有強烈「價值觀」(*積極的道德行為)導向，任何立意良善的專業建構和發展都會逐漸走向一個失據、危險之境(周才忠，2024)。

       隨著角色的擴大、新的實務技能和在一系列社區情境中的工作，「倫理」決策的框架也需要擴大並需要重新考慮也就不足為奇了。『社區心理學』家擁抱一種「積極/正向倫理」(Positive ethics)的觀點，其可以指導我們想要做什麼、我們想要如何發展“關係”的決定，以及我們想在行為中“促進”哪些「價值觀」，而不僅僅是“避免”問題(Campbell, 2016; Knapp & VandeCreek, 2012; Morris, 2015)。『社區心理學』家需要做出「倫理」決策，以“平衡”我們的「價值觀」和「社會角色」與情況需求，其遵循「美國心理學會」(APA)所擬定的《心理學家倫理原則與行為守則》(Ethical Principles of Psychologists and Code of Conduct)(APA, 2017)。這些包括“避免”可能傷害他人的行為和「正直」(Integrity)開展工作的指導原則，以及解決衝突和參與「能力」發展的工作的專業行為標準(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一個特別有用的準則是：“不要獨自做出「倫理」決策”。在複雜的情況下，可能很難釐清你的情緒、自我利益以及對他人和現場的責任。向他人「諮詢」(Consultation)，可以提供回饋，提示其他問題，並“避免”在考慮「倫理」議題時出現盲點。雖然APA的框架是有幫助的，但它是有侷限性的，因為「社區參與」工作的需求，須要額外的考慮(Kloos et al., 2021)。

      Campbell和Morris(2017)提出一個框架，其擴充了APA的「倫理」原則。例如，【原則E】：「尊重民眾的權利和尊嚴」，需要擴大到對個人的關注，以包括多元化的身份、社區夥伴關係和人口群/文化。【原則A】：「行善和非惡意」涉入能造福他人並“避免”傷害他人的工作，這些原則可考慮擴充套件到考量團體、社區和文化層面的風險與益處。【原則D】：「正義」將超越公平、平等和“避免”偏見的考慮，以“促進”「賦權」和「解放」並“避免”與壓迫性系統勾結。此外，「美國心理學會」的《多元文化指南》(Multicultural Guidelines)(2017)為解決關係和社區內的多元性提供了額外的資源。『社區心理學』仍然需要一個像APA的「倫理」準則一樣編撰的全面、系統的「倫理」框架。最近的發展可能是此領域的正式「倫理」框架的開始(Campbell & Morris, 2017)(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社區心理學』實務的核心價值觀(含實例) 

       對於『社區心理學』來說，「價值觀」(Values)的覺察是非常重要的。但究竟什麼是我們所謂的「價值觀」呢？它們是對於道德、是非和良善的根深柢固的理念。其有很強的情感性，故我們會堅持而不輕改變自己的價值觀。「價值觀」也可能強調終端(目標)或方法(如何達到目標)或兩者兼有。「價值觀」是社會性的，我們經由和他人的互動經驗而發展形成。個人有「價值觀」，家族、社群與文化亦有「價值觀」。它們可能源自精神信仰或習俗，但也可能來自世俗經驗。許多價值衝突牽涉到選擇，在某種特定情況下，要決定兩個相當的「價值觀」何者更為重要(Kloos et al., 2021)。因為，我們持有什麼樣的「價值觀」，就會優先選擇做什麼事情，並且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性(周才忠，2024)。

      在『社區心理學』裡，「價值觀」的討論有多重目的(Kloos et al., 2021)：

  1. 價值信念有助於釐清研究與行動的選擇。即便是定義問題也是一種充滿價值的選擇，會強烈影響到後續的行動。公眾對於社區與社會問題的定義，反映出強勢的世界觀，有助於維持現狀。如能瞭解普羅價值，將可進一步來質疑這樣的主流觀點。就『社區心理學』家而言，決定是否與特定的組織或社區協力合作時，需要注意到「價值觀」的部分。有些時候，『社區心理學』家可能會因彼此的「價值觀」不同，而選擇不在某個環境中工作。
  2. 透過「價值觀」的討論能幫助我們澄清行動與信奉的價值不相符合的現象。試想一下：如果一位社區領袖想要創辦一間社區社交中心來「賦權」一些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或性取向未明的青少年們，但是這位領袖卻自己主導整個空間改造與方案規劃，很少聽取這群年輕人的意見或想法。不管社區領袖的意圖，事實上這些青少年仍舊是被剝奪權力(Disempowers)的弱勢者。這位領袖僅止於“說說而已”(talks the talk)，並沒有真正實踐他的想法。或者，再試想一所創立宗旨在於「賦權」學生、家長與教師們的另類高中。但是當校方要做決策的時候，這些老師因有學生和家長缺乏的日常資訊和影響力。因此，老師就掌握了討論的主導權。不管所有的人所擁抱的共同價值信念，實務上該校並沒有「賦權」它的學生與其父母。這個問題並不是個人的偽善，而是學校理想與實際結果之間的差距。
  3. 如欲瞭解一個文化或社區，需要知悉其獨特的「價值觀」。例如，Potts(2003)曾在其方案中探討非洲民族主義的傳統價值對於美國非裔中學生的重要性。夏威夷原住民文化對於健康的概念是和家庭與社區團結，以及土地、水與人類社群是相互依存等「價值觀」緊密連結。因此，如果要在夏威夷原住民社區推動「健康促進」方案的話，就需要融入這些在地價值信念。
  4. 『社區心理學』有其獨特的精神(Kelly, 2002)─對於目的及意義具有共同的認知。這種精神是我們熱情投入及當阻礙出現時，讓我們能繼續前進(Kelly, 2010)。這種精神是經過長期蘊釀而成的，且充滿熱情與非常務實，並體現在研究和行動之中。

『社區心理學』的八大核心價值觀

『社區心理學』實務立基的價值信念

「旅行雷霆」的實例

       那有點像禁忌，你知道，我們不那樣做。我們從未做過那件事。如果你看大局─你看看你的過去，你的歷史，你來自哪裡─你看看你的未來，白人帶領你，我猜你可以做出選擇：我想在哪裡結束？我猜很多人最終想讓白人看起來不錯。然後，做一件好事：去﹝向﹞印第安健康服務局(Indian Health Service)的白人精神科醫生說“擺脫我的歷史、我的過去，永遠洗腦我，這樣我就可以像白人一樣了”。

─  “Traveling Thunder” (Gone & Alcántara, 2007)

     「問題定義」的核心作用在這裡很明顯。如果這些社群將美國印第安人社區相關物質濫用、憂鬱症與自殺問題定義為被佔主導地位的美國文化對其文化、價值觀與靈性的大量毀滅造成的，那麼從這種主導文化中採取的介入措施永遠不能被視為解決方案。相反，這將是問題的繼續(Gone, 2007; Gone & Alcántara, 2007)。從這個角度來看，“任何成功的介入或預防方案都必須依據該特定社區的精神和文化傳統來制定”。由於根本問題不是憂鬱症，而是社區成員被迫脫離瞭解世界的傳統方法，那麼介入措施應該根據他們試圖解決這一根本問題的程度來判斷(轉引自Kloos et al., 2021)。

       在『社區心理學』中，強調了瞭解你工作的社區或情境的必要性，並依據社區的價值、優勢和自我識別的需求調整方案。也探討了人類多元性的不同維度，以及這些面向如何交叉並影響我們的生活脈絡。基於社區的「參與式方法」的重要性，在『文化多元性』領域尤為明顯。方案的執行與調整需要立基在「主位」(emic)觀點，這個過程需要由“社區成員”的聲音來指導。在「主位」視角中，與其明顯對比的是，方案的執行由來自社區以外的個人或團體(如方案的開發人員或大學研究團隊)在指導(Kloos et al., 202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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